戏，事实上，陈同庆、曹秀康及王新康（最近判刑的独揽干部任免大权广收贿赂的河南滑县原县委书记）们的败露，正是群众纷纷向上边举报的结果。
坚持“群众公认”，谁也不可能一掌遮天。怕的是，“九众公认”只是说说而已。而要把“群众公认”的原则落到实处，贯彻于干部考察、任命、评议、鸳黜的全过程，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沉甸甸的4分钱
余卫国
本月里广州数家报纸先后刊载了发生在广东开平市梁金山的一则小新闻：阳春市农民梁某3年前到开平种菜，菜不好卖兼养猪。他按照兽医的诊断买了60多片“敌百虫”为猪治病。最后“看看纸包还剩两片，每片两分钱，丢掉可惜”，他想自己也闹肚子，可能也是肚里有虫，便将剩下的两片“敌百虫”吞入肚中。不幸中了毒差点送命，因此花掉医药费800多元，后悔不已。
虽然一个月来国际国内发生了许多重大新闻事件，从炮火连天到柔情万种，都没有一种像这则小故事令我久久不能忘怀，以致心潮难平，浮想联翩。
我们怎忍心以此讥笑梁兄弟愚昧、吝啬、“贪图便宜”！鲁迅说“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然而，我们与农家兄弟梁某有这么大的阶级差别吗？
4分钱，不用说，对于每天要喝数千元“蓝带”洋酒的前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常喝“路易十三”吃金钱龟延年益寿的前阳春市委书记严文耀这样的大贪官，提都是犯傻的；对干大多数中国人，4分钱也是无足轻重的——虽然有一些公共厕所差1分钱都不让进可能让人憋得尿湿裤脚。然而，对于我国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下的4200万农村人口，对于梁某这样的艰难的谋生者，4分钱却是沉甸甸的，并不敢不当回事。
是梁某生性疲惰，信奉“我饿着，可我坐着”的懒汉哲学吗？不是。是梁某贪图享受，吃喝嫖赌当败家子了吗？更不是。他是那样地渴望摆脱贫困。才离乡背井去种菜；是那样勤劳，才种菜又养猪；是那样节俭惜物，才须知，他也是人生父母养，他也有七情六欲乐得舒适，他也是噙齿戴发的男子汉，希望得到妻小与社会的尊敬。可是他却力不从心，为贫穷所窘。他的困境只是数千万贫困人口的一个缩影，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突出的一个缩影（在这里，我想提到另一则教人伤感的小新闻：据广西《防城港日报》6月23日报道，当地华石镇旱塘村农民颜老汉，卖完荔枝后从集市赶回家，为了省五毛钱的摆渡费，在下游浅水处扛着自行车越过河，不幸因年老体弱被水流冲下深潭淹死。）我们是一个农村人口占七八成的国家，中国的问题过去、现在以及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是农民问题。我什1讲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势头，离开了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受贫穷困扰？外国摄影作品选《黑镜头》之七上有段话说得不无道理：“在汗水和着泪水流淌的地方，几乎总是不能催生出繁荣的果实——这可以用经济学计算，但只能用社会学解释。”贫穷的原因当然有许多条，历史的、现实的、自身的、外界的，本地小环境、全国大环境，文化传统的、制度性安排的，等等，非三言两语能说清。但从梁兄弟自大贪官严文耀当“祖师爷”的阳春市外出，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的地方官员为农民脱贫致富做了什么？农产品生产周期长，农产品的市场容量弹性小，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农民还很不适应，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政机关干部为之排忧解难，提供适应市场变化的服务。可是在一些地方，当地官员却只知催粮逼款搞“三乱”。唐人高适在封丘做县尉（相当于今之政法委领导人）时，有诗纪日：“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悲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如今有些地方官员也是只知两件事，即迎来送往搞交际、“三提五统”抓征收，比高适不同的是安之若素、甘之如饴更有甚者，如湖北囗洲湾阁镇乡党委书记张京汉侵吞国家发给灾民的救济款到县城盖私房，广西兴业县国税局长李兴生敛财数十万重修豪华祖坟，宁夏固心县超编数千人包括安排5岁干部子女吃财政补贴，至于将扶贫款买高级轿车、盖豪华宾馆供领导人享乐的地方非止一二。有这样一些贪官横行乡里，“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老百姓怎能不穷不困？
想到中国特别是老革命根据地还有那么多人过着缺吃少穿的日子，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会议上讲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应为此而寝食不安”。没有扶困济贫的良心驱遣和政治责任感的压力，怎么能领导和帮助群众脱贫？像美国这样市场发育成熟的国家，农业和农民尚须政府的特别保护与支持，何况刚刚走向市场的中国农民，怎能全靠自己？如果不能帮助他们倒也罢了，何忍对他们巧取豪夺？
民意测验
欧帆
不久前，地区“文明办”、“纠风办”共同牵头，在几个服务行业和行政执法部门中搞“行风评议”。我们这家国有银行也在被评之列。
主办单位认为要有点开拓精神，要把评议活动搞出点新意来，决定在《××日报》上刊登选票，让百姓来填，排名次，并宣布名次靠后的单位停发年终奖金。
关系到切身利益，自然不敢怠慢，离刊登选票还有一个多月，各单位就都纷纷行动起来。首先想到的是多订报纸。也不知具体哪天刊登选票，就干脆订它一个月，我们单位订的最多，一口气3000份，最少的公安局也订了500份。《××日报》当月发行量当即创下历史最高记录。订了2000份的土地局局长来找我们行长共商大计，决定实行“强强联合”，填选票时各自把双方单位都选为“最好”。
行长仍不放心，命令我们下到分管企业，把他们的报纸全收上来。我们办公室也领了500份的任务。我赶紧去找“酒友”——化肥厂厂长，厂长苦着脸说：“你是第四个来要报纸的，这次参评单位不是金融、保险，就是公检法，哪一个我也得罪不起呀！这样吧，你们银行给我们贷了二千多万，要我还钱我也没办法，厂里就300份报纸，给你们100份吧！”我说：“行！你先给批个条子，到时我直接去邮局领，省得夜长梦多。丫长便给我批了条子，签上字，盖了公章。到了刊登选票那天，我带上一部车，手里攥着一大把条子到邮局发行部去拿报纸，谁知那里已经有不少人了，手里都抓着条子，看到我来，大家都会心一笑。听邮局的人说，那天报摊上的《××日报》被抢购一空，四毛钱的报纸最高卖到两块钱，而且许多居民买到手的报纸都给开了“天窗”。
报纸拉回办公室，十几个人连夜填选票，名字都是自己瞎编，连写两天两夜，选票填满寄走，行长总算松了口气，给我们每人发了两百块的加班费。
没想才过两天，行长说我们的话儿白干了。原来不知哪位仁兄把这事捅到省里，曝光了，主办单位赶紧通知说选票只作参考，主要还是由行风监督员来评定。行长吩咐说：“你赶紧去置办三四十份纪念品，每份不要少于两百块，再去安排五桌酒席，档次尽量高点，晚上请行风监督员来指导指导。”
月底，评议结果出来了，我们单位排名第二，行长挺满意。最满意的还是收废纸的老王，他花了两天才把办公室堆得像山一样的报纸清理完，乐得他说一个月不用干活了。现在，老王还经常窜到我办公室，向我打听什么时候再搞评议。
腐败分子
胡马（广东东莞）
我大哥新近成了腐败分子。
我大哥是山村的一介村夫，人不到五十岁，看起来比六十岁还苍老：头发花白零乱、眼睛黯然无神，皮肤死黑灰暗，人还佝偻不堪，整个样子比严霜后的茄子好不了多少。就这样一个人竟成了腐败分子，这与我们平时新闻媒体上看到的官高权重的腐败分子差别太大了。
事情还得从前年说起。那时不知哪位领导指示著有关部门在我们那里修一条一级公路。我大哥虽然小学没有毕业就握锄把修理地球，但他还是懂得搞工程能赚钱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于是他果断决策，不顾婆娘儿女的坚决反对，把一半的家产——一头耕牛卖了去送礼。先给当村支部书记的表弟送小礼。然后和表弟一起给经营工程的头头们送大礼，一头牛送完了，我大哥终于获得了承包一公里工程土石方的合同。他怀揣着这一纸合同就像抱着十世单传的婴儿。走了一辈子背运，这回也应该活个人样子，我大哥逢人便说。仿佛他住的破败土瓦屋已经换成了窗明几净的楼房。
合同有了，可没有钱，于是我大哥以兄弟的名义从我这儿弄去了六千元，以乡里乡亲的名义从邻居那儿借了高息的五千块，接着托熟人，买了一辆快要报废的东风牌汽车，然后就吆喝上几个本家子侄，呼啦啦地开了张。那真是叫人累死又笑活的大半年啊，种了快一辈子田，都没有那么累过，可心里甜啊，连刚娶媳妇也没有那么甜过，我大哥在电话中对我这么说。一年过去了，那段路通过了验收，我大哥手头就有了活生生的三万多块钱，他又将那辆为他建了大功的几乎还能响的东风牌汽车以差不多原价的百分之八十卖了出去。这下子我大哥手头就有了四万多块钱，成了我们村民小组的首富。
既然是首富，就应该有个首富的样子，我大哥决定建一座当地最出众的房子。不过我大哥悦，太累了，休息半年再建。在这半年的间隙里，我大哥又和村里的人玩起了麻将、牌九和扑克。以前他玩这些，几毛钱一注的他都“跳伞”（赖帐不给），现在几块钱甚至十块钱一注他都利利索索地开帐。村里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