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序讲究质量的工厂。莺歌燕舞之后便好酒相待,好礼相送,官员们留下好评带着满意的微笑走了。年复一年,这种看不到真实情况而又能给工厂带来太平和好处的“检查”就这样成了惯性延续下来
料想不到的是,这种“做假”已蔓延到小学孩子们的纯真世界。邻居上四年级的女孩告诉我,区教育局来检查工作,班主任事先就做了手脚,将班上学习好的孩子重新排座次,分散在每个小组,若抽查到组内的任何成员,站起来回答的都将是你。那些学习一般的孩子就成了失去自我的道具、摆设。那天,教育局的官员拿着点名册进了教室,点了一个名字,恰是女孩那个组的差生,邻居女孩子身负重托应声而起,冒名顶替面无惧色和愧色地回答了检官提出的问题。事后班主任表扬了她。邻居女孩说,其他班级也是这样的。我听得心都惊了。
为了争取学校的名誉或者是显示教师的水平,居然领着孩子做假,教导孩子撒谎,为人师表,干这样的勾当于心何安?于心何忍?误人子弟的最终结果将是误事、误国!我们吃够了造假的苦,“大跃进”年代造出来的卫星田丰收年,饿死了多少人,其间的教训太惨痛了,不要把责任全推到官僚主义和决策者身上,没有下面的造假,假资料,假数据、假报告、事态会是这样的么?几十年过去了,造假之事非但不减,还刮到了我们视为“净土”的学校!呜呼!看来二十一世纪杜绝做假是困难重重的了。诚实离孩子们远去,因为撒谎能得到老师表扬,因为老师精心设计做假。
代脸受过的屁股
陈大超
美国一位名叫柏德烈的汉子,终于抓住了对她女儿进行过“性侵犯”的色狼。为此他作出过顽强不屈的努力。“要么用刀子将你的脸上刮花,要么朝着你的屁股开两枪,让你的屁股开花,你就选择吧、”柏德烈对那色狼说。
色狼眼珠一转,就选择了让屁股开花。柏德烈也就不客气,举枪就朝着他的屁股叭叭开了两枪。色狼的屁股也就立刻开了花。
我认为这真是便宜了色狼。他明明做的是丢脸的事,他却计屁股代脸受过。这本来是一种很狡猾的做法,是保住脸面今后做起坏事来依然方便的欺骗行为,但那位柏德烈光生,却是如此轻易地就答应了他。
如果这位色狼的屁股能喊冤,它是一定会大喊特喊的。
这确实是天大的冤枉。从来就没有机会抛头露面的屁股,好不容易上了报纸,却是如此一条叫屁股羞愧难当的爆炸性丑闻。色狼的屁股,真正是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啊!
但如果说全世界就只有这位色狼一个人,用这种态度对来待屁股,那么这位色狼,也一定会大喊冤枉的。
不能不承认,用这种态度对待屁股的人,古今中外,都大有人在。
中国古时候,就专门有一种打屁股的刑法,不论是朝廷命官,还是平头百姓,只要做了没脸做人或无脸见人的事,都有可能被拉去用板子打屁股。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血流如注,那脸面却依然光亮;是官的自然可以易地做官,不是官的,也可以换个地方做人。
当然也有在犯人的脸上刺字做记号的,但通行的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还是用板子打屁股,以致“打屁股”在中国已经成了批评和训斥的代名词。
好像人的屁股,就是专门为了保全人的脸面而存在的;存在的方式就是随时准备代脸受过,充当脸的替罪羊。
这其实就是人们对待屁股的逻辑。
如果进一步想,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逻辑已经被某些人运用得相当广泛和深奥了。例如一件事明明是高高在上的头面人物干砸了,但最后挨板子的,却往往是下面的虾兵蟹将,乃至平头百姓。也就是说,在某些人眼里,虾兵蟹将和平头百姓,就是专门代脸受过给脸充当替罪羊的“屁股”。
老实说,作为虾兵蟹将和平头百姓这种“屁股”的一分子,我是一再“享受”过被人错打代人受过的滋味的。当然不好受。但却无可奈何。你要是有什么不服,要据理力争,那么结果只能是你被打得更惨。
所以我才有感而发,要写这篇为“屁股”鸣冤叫屈的文章。我相信有我这种感受的人一定很多。我真希望我们能够作出共同的努力,共同为提高“屁股”的应有待遇,维护“屁股”的应有尊严而努力。
“数字真实”年
李云青
每到年终,上上下下,各行各业,表白业绩的“数字”,在媒体上大力张扬。这些数字是否真实?宏观的大数字,小百姓无从考订,真实否,只好存疑,基层的小数字,怎么汇报上去的,知情人能讲出很多哭笑不得的故事。举一例:夏收时节,一个村主任向乡里报了10000公斤的产量,乡长抄起电话火了:“不知道年初给你们下达的‘计划指标’吗?”村主任说:“没收那么多麦子,怎么办?”乡长气急败坏:“那你就别干了!”后来,讨价还价,村主任以翻一番的数字,保住了自己的小乌纱。
时下,像这样编造的类似数字有多少种?一位会计脱口而出:脑门数字,仰脸数字,口袋数字,欺上数字,乞贷数字,借贷数字,嫁接数字,饼干数字,浮肿数字,要不是一口气上不来,他还能说下去,有人愁苦地说:“这么多‘各取所需’的数字,充斥上上下下各行各业的统计报表,成了决策的依据,浮夸的后果早已显现,再如此下去,年复一年,怎么收场呢?谁来收场呢?”为此,有人呼吁:该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牺牲”二字有想头),排除万难,把数字完全彻底搞“实”的时候了。否则,各项事业的假冒伪劣姑且不说,各色人等的经济亏空也姑且不论,只说农民,数字上是“小康”了,而实际生活呢?四川金堂“小康村”实际是“卖血村”,即是一例。
年终到了,能否下个“通令”:今年各行各业有关“数字”的总结,不考虑年初的“指令性计划指标”,不考虑地方的“长官们想要的数字”,誓死捍卫“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反过去“假数字驴打滚填报法”,把数字搞实,以使我们的各项事业,扎扎实实地踏在地上,让百姓过上安心的日子。当然,这样做,一些官员处心积虑炮制的假数字就彻底露馅了,同时这些官员的政治品质也就暴露了。不如此,哪年哪月,数字,特别是“经济数字”,才能真实地反映公仆们的实绩?才能真实地反映老百姓的生活?要知道,“政治上采取诚实的态度是有力的表现”,瞒和骗总有一天要真相大白的。难道非要等到日子混不下去了,才被迫来一次统计数字的“打假归真”吗?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路线,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命线。我们要像捍卫自己的眼珠一样捍卫实事求是。眼睛是揉不进沙子的,反映民情、国情的数字也决不允许掺进水分。
1999年,是个什么“年”?我希望是个“数字真实年”。倘能如此,全国人民一定敲锣打鼓,高呼万岁。
“奴才”的嘴脸
刘绍楹
说到奴才,人们很自然地要联想到《水浒传》里恶少高衙内身边的富安,《白毛女》里充当黄世仁打手的穆仁智,《沙家浜》里胡传魁身边的刁小三等等。这些奴才的典型代表,如同主人肚子里的蛔虫,主人心里盘算什么他们揣摩得最清楚,掌握得最准确,能及时地恰到好处地曲意逢迎;这些人十分善解人意,主人想要干什么事,他们马上就能出谋划策,出一个又一个的点子,肉麻地向主人献媚效力,为虎作伥、帮狗吃食,是奴才的典型特征。
社会主义的今大,共产党的队伍里,照理说不应该有奴才存在的余地了。可是非常令人遗憾,今天有些人的所作所为,那手法,那心境,那嘴脸,与富安、穆仁智、刁小二比较,套用一句老话,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举个例子说吧。不久前媒体披露的那位浙江省平阳县县委组织部长董顺根,上任四年敛财170万,演绎了现代版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知诸位注意没有,董氏贪污受贿,除了他自己的“努力”之外,还多亏了几个“奴才”费尽心机地协助、支持。
对聚敛的巨额资产,董顺根解释说:“是朋友们送的”,“平时比较熟悉的人送的”。怎么送来的呢?有的是为了买官直接上门行贿,有的是以“人情礼”的形式送的,而靠“人情礼”敛财的实施,那几个得力的“手下人”“功”不可没。调查发现,董顺根收受他人钱物,高峰期是在1996年8月至1997年2月,也就是他搬家和子女上学的所谓“该送人情礼”的时期。可是,有的人并不了解他家里的事,有的人虽了解但不想送礼。于是,董顺根的几个得力的“手下人”便四处出击,打电话、捎口信,遍告董部长有什么什么“家事”,你应该过去看看、坐坐。说去看看、坐坐,可组织部长的家是那么好进的么?知情者称这实际上是在发“送礼通知”。于是,接到“通知”的7多多名领导干部,都或自愿或无奈地携带钱或物登门了。请看,这些“手下人”的作为,不是地地道道的奴才行径吗?
当然,细分析,便可以知道新老奴才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董顺根的“手下人”有共产党员的头衔,披“公仆”的外衣;而旧时的奴才没有公开的身分,只是主人的“狗腿子”。这是不同。相同之处,他们搞的都是人身依附那一套,向上司献媚取宠,摇尾乞怜,充当作恶的帮手。董顺根那170万,不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通过手下的“奴才”摇旗呐喊、协助敛取的吗?
照理说,在革命队伍里,上级与下级只是分工的不同,在人格上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别,都是平等的同志,可实际上呢?处心积虑拍上级“马屁”者从未绝迹,于今尤烈。在有些领导身边,那善于察言观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