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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早在18 世纪时的通俗小说如《 红楼梦》 中以及19 世纪耶稣教传教士向来普通人布道时已经使用了。过去有过不少人试用，但都受到保守派的反对。保守分子觉得掌握古文使他们获得了既得利益。但胡适和陈独秀等人联合起来提倡白话文后，这种新的文体很快取得胜利。1920 年教育部颁令，教科书一律使用白话文。
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一代人就是这样通过创办新的大学和创造新的文字来传播学问的。他们应用他们的才能，重新评价中国的文化遗产，新文化运动也就随之发展起来。他们对老式家庭制度压迫个人自由和奴役妇女发动攻击。他们重新评价古典经书和白话小说，对民间传说加以科学研究。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从事了许多哲学博士从事的教育职业，建立了很多教育机构来传播当时西方正在流行的各种进步思想。1916 年以后的军阀横行固然困扰着各省，但信奉孔孟之道的儒家教育体系也因此而全面崩溃。从1911 年到1949 年，一直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结果，教会办的大学就有机会以现代文理科学培养一批中国学者而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在几十年间，教会大学以一些美国有名的大学为榜样，用它们的思想和风气教育了中国一代新人。
基督教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崛起到底有多大影响仍然难以确定。外国人由于了解教会运动比较多，多倾向于夸大这种影响；而中国革命者由于对本国情况更为熟悉，则对传教士的作用不太重视。这事仍将成为中外之间的一个争论。
因为基督教大学是美国公众知道得最多的教育形态，我们不妨在这里稍停一下，看看中国的教育传统和基督教大学属于其中之一部分的教育体制。
帝制时代的中国没有政府办的初等教育体制。要就学识字，多半是在自己家里或进村里几家合办的私塾，或进一个家庭捐办的义学性质的公塾。初级课同儒生世家开蒙一样读《 三字经》 ，不过普通人家的子弟到此为止。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帝制政府只对同各级科举考试平行的从县到州、府、省级的公塾加以扶持。这种学校都不管住宿，学生只限于乡试及第、有资格进学的儒生。这些人将来如不能做官，只适于做教员。但这些儒生都免于从事任何体力劳动。
这样，传统教育制度基本上是国家的一个附属物。殿试录取的生员，可以在北京人翰林院，那只是极少数优选出来的人，从事编纂档案和处理文书的事务。明清两代，各省设有书院，特别是长江下游各省较多。有些书院是宫廷支持的，有些是高级官吏办的，有些是准备进一步考试的培训所，有些是躲避世间繁杂交往的潜心研究的地方，有的不受公家的直接控制。
19 世纪卯年代的革新运动建立起一些研究团体，有些革新派受到了传教士们为宣传基督教而设立的小型学堂的影响。1905 年废除科举以后，情况大变，中国在曲折蜿蜒中走上了革命的进程。
2D 世纪初帝制末期的革新时期，日本是训练中国留学生的中心。他们中间不少人彻底变成革命者，但多数人回国后在名义上改成新式学校的旧式院校中教课。一种受日本影响建立起来的新学校是法政学堂，日本人喜欢用这类学校来培养新型知识分子。
但此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大西洋地区，主要是美国。在1905 年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资助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以后，美国对中国的现代教育基础就产生了影响。出身于中国上层阶级的学生到法国和德国留学的，回国后常常变成了革命者，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的兴趣和活动，都是高度政治化。而从英美回去的学生多倾向于科学和人文教育方面，英美学校似乎也是长于开那些课的。
由于这些影响的结果，加世纪邓年代兴起了许多国立大学，即政府出资的大学，在1928 年以后更是如此。此外还有十几所基督教大学，其中的教职员一部分是外国人，一部分是中国人。除此以外，还有几个私立的中国院校，是富有的机构资助的。沁世纪20 年代中国也开始有了基金会的活动。洛克菲勒基金会带头捐款于高等教育，1925 年以后庚子赔款的余额归还给了中国，专门指定给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使用。这样，当1928 年国民政府上台，按照欧洲模式创办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央研究机构时，中国教育已有多种不同的体制了。
还有，这个时候，平民教育运动也在日本和中国青年会秘书的影响下发动起来。中国青年会的秘书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去法国帮助中国劳工写家信。在外国的农民大多是文盲，这件事启发青年秘书们在国内展开识字运动。这个运动的发动者为了接近农民，开始在农村工作。早期的革新者如张容开办了几个与工业发展有关的技术学校，而高级官吏如张之洞则开办了一些学校专门教新兵识字。
国民政府沿着这些传统，1928 年以后从新的国立大学和代表当时外国影响前沿的基督教大学吸收了不少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员，同时还在农村试验办平民教育。不幸的是，国民政府即使在那些有限的地区也没有抓住中国的主要问题，因此它的乡村教育规划始终停留在有限的范围内。把扫盲运动普及到普通人中去，并把他们逐步提高到现代化的高级社会中，这个课题只好留待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去完成了。
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群体早已开始按照科举时代的传统，就是集合到皇朝政府的考试中心举行示威请愿的方式采取行动了。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学生们的爱国活动和追求革命的活动，也就是在这样的新制度中进行的。它表明现代学生承担了自己的义务，继承一r 孔夫子的学说，试图去“治国平天下”。当然这也与欧洲的传统不谋而合。
这样，中国就有了一个东鳞西爪拼凑而成的教育制度。为了初等和其他各级教育，现在有了像商务印书馆那样广泛供应教科书的新出版社。官方的编译机构组织出版了日本以及西方各种书籍的中文版本。先是用日本名词，接着又发明了各种学术名词。早期回国的留学生花了很多力气解决各种术语问题，以致对现代思想中的经济、社会、个人主义、权利等名词，都提供了适当译名。自然科学也经过原来在国外受训练的专家之手，引进到中国生活中。许多中国的技术学校也有所贡献，一般高等教育机关都保持了受教育的人应该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传统。从教会学校开始，妇女也被卷人教育的主流，甚至在农村中缠足的风气还没有绝迹以前，已有女生上学。从本世纪初，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科学已经开课；地质学和考古学的成就也广为传播。
同时，中国的耶稣教教会，也学会了用两条腿走路― 办医院和教育。大约200 所教会学校和几所大学办起来了。1920 年，这些学校有的合并了，后来一共有12 所基督教办的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首屈一指。燕京的领导人物是十几个中国和美国的教会教育家。他们在1919 年组成了一个宗教学习团体，取名叫“生活联谊会”。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相信中美双重文化教育和笃信耶稣基督是挽救中国的道路。在军阀横行和政治动乱中，燕京因为是一个在纽约注册并大都由那边出钱办的美国机构得到了保护。他们用美国出的钱构筑了美丽的燕京校园。燕京大学位于用庚子赔款建设的清华大学一英里外的郊区。虽然加世纪初期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不断高呼打倒外国势力，燕京大学中国基督徒的领导地位始终岿然未动。1928 年以后，燕京大学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校务委员会，在国民政府注册立案；原来在纽约的董事会，则根据英文的章程继续掌管学校的基金。
在中国的耶稣教会有一种世俗倾向，就是爱千预当地的社会问题，而不仅限于精神事务。这种倾向是适应中国环境下人们的需要的。在美国，福音传道事业是为了改善人们由现代化所引起的紧张困厄状况，它起着安慰、舒解的作用；在中国则是吃饱了肚子才谈得到精神上的和平和安慰。换句话说，美国人需要在快速多变中得到精神和平和向导，中国人则必须克服贫穷、疾病、无知和混乱的可怕境况。由于处境不同，精神上需要的文化自然不一样。19 世纪8O 年代，青年会在美国是应付城市青年的需要；在中国，这时的青年会也开始应付中国城市和教育的需要。福音传道变成了只是基督教会工作的一部分，虽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1922 年举行了一次耶稣教各教派会议，成立了一个全国基督教协会，以统一联系3000名传教士和25 万到父万中国耶稣教徒的工作。在衡量这个群体的影响时，必须看到中国受教育的上层人士数目极少（在为世纪30 年代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不过10 万）这个特点。调查研究工作显示出耶稣基督教会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广泛和多方面的贡献。
夭主教对于中国的现代教育也做出了贡献，虽然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做法和耶稣教的做法十分不同。它在中国的活动于16 世纪欧洲探险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天主教的耶稣会派和其他派别不同，他们一开始就接触统治阶级，并且相信熟悉中国语文和风俗习惯和向有兴趣的中国学者表演西方科学是取得成功的办法。耶稣会派的天主教徒循着利玛窦的先例，以求学名义取得了官方身份，然后出任钦天监，负责天文和订定历书的事。天主教中的方济各会派和多明我会派后来控诉耶稣会派，认为他们接受了过多的中国文化和教条，并在祭祀祖先问题上发生争执，最后发展成中国皇帝与罗马教皇的对立。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