硭堑呐酪饧�1942 年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讲话。他定下一条规矩，文学应当为国家服务，在现在的情况下，就是为革命服务，因此，它应该仿效苏联，贯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回避中共在国民党时期那样以暴露阴暗和缺点为能事的做法。
在这个当口上，另一个因素也插入进来，这就是中共政权也像以前的中国政府一样，要依靠好的名声。中共的力量源泉在于它是一个理想的、无私的、为改善人民大众生活而努力的组织。对于这样的领导，批评似乎就是不忠实，因为领导仍然是个人的。对宗派的忠实与否，归根到底还是对个人忠实与否的问题。这里有两个老一套的因素：第一，写作是极有力的媒介，口头上对当局说些坏话，影响不大，如果印出来发表，那就严重了，因为发表出来后，当局不得不有所行动，以证明是非曲直；第二，似乎人们仍然相信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孔子、孟子和其他哲学家都强调过《 三字经》 中的几句话，即“人之初，性本善 ”。这就意味着个人变坏是由于引导错误或是过于自私，因此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
这些因素构成了1942…1944年间延安思想改造运动的基础。这种运动方成为一种既定模式，此后在在中共历史上就司空见惯了。凡是接受思想改造运动的个人，首先经过调查，被劝说坦白陈述自己的生活经历，直到集体认为可以开始对他进行批评为止。在学习组的批评会上，这个人立即被孤立起来，接受其他每个人对他的斥责和警告。这样就动摇了他的自信心。第二是举行公开的群众斗争会，这个人被公众控诉和羞辱，常常受代表公众的在场者讥讽嘲笑。到了这时，另一种因素开始起作用，即中国人每个人都依靠团体的尊重以及当局的首肯；一个人失掉这些，也就失掉一切。随着压力的增加，个人除否定原来的自己之外，别无出路，就只得写出自己的缺点、错误，并表示改正的愿望。如果必须对他继续增加压力，就把他在监狱里孤立起来，或者单独囚禁，或者同其类似的人一样带上纸制的手铐关在一起。这种纸制手铐要换坏了，就要受到严厉惩处。这样把他的人性完全否定之后，他就可以进入新生和妥协的最后阶段了。他的坦白和检查都被接受之后，党会欢迎他归队，他自然是非常庆幸，极为喜悦，也就十分乐意接受党的领导了。
不管这种心理经验是否会改变人的个性，但一个事实是确定不移的：这是将来人人都想避免的极不偷快的经历。不管结果如何，反正都要符合党的路线。我们必须对中国人的个性给予足够的重视，以免盲目地相信权力万能或无条件屈从。那些爱站出来发表批评意见的人，常常是顽固不化的人或者是觉得他们有权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批判坏人坏事。中共实行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并不都意味着中国人个个都是天生的奴性。相反，党不可能轻易地征服他们的独立判断力。在一定意义上，毛泽东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是一种贴标签的办法。早期的国民党本来是“四个阶级的集团”，但毛在《 新民主主义论》 一文中则把国民党称为三个阶级的集团。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简单地把农民称作小资产阶级，而不把他们算做另一个阶级。这样简单地改变了标签，中国革命看起来就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取得一致了，而中国以农民为革命基础的“例外”就得以避免了。这种做法利用了马克思主义者习惯地认为农民思想意识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而毛泽东觉得这是与他声称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实际上即农民战争是吻合的。
毛泽东历来注意保持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所以1 货旧年初期在延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一部分就是为了清除“28 个布尔什维克”和那些争夺领导权的对手。不可否认，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必然，否则就得取消中国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成员的资格。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番事业，一般说来是很成功的。它还附带产生一个结果，即使毛成为思想的仲裁者。1943 年以后，在巩固党的主席地位同时，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导地位。从这以后，“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就提了出来，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太平天国基督教运动的失败比较起来出色多了。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兄弟，却很快变成了西方传教士的诅咒物。他对那些人根本不理，也真是愚不可及。他使自己成为基督教的叛徒而在国内又成为一个洋毛子颠筱者，在国内外都得到最坏的结果。而毛泽东虽然后来也受到莫斯科的诅咒，但有一个时期却与共产国际合作，并且当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时候，却能用正统的语言将它装饰起来。洪秀全和毛泽东，开始时都对外来的学说有些粗浅知识，后来都摆脱了外来的控制。洪摆脱了传教士，毛摆脱了共产国际。当然，他们之间的差异大大超过了他们的相似点。
1943 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他的“群众路线”主张。正像他的许多理论公式一样，这一主张是模棱两可的。它一方面肯定同群众商童并要群众参加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确认中央控制和领导的必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侧重这一方面，也可以侧重另一方面。正如同《 新民主主义论》 可以做和国民党搞第二次统一战线的理论依据，也可以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理论依据。还有，一个人的阶级成分可以根据他的父母和经济生活确定，也可以根据他本人的思想表现来确定。同样，人民被视为最终的裁断者和革命的恩人，但是有些人也可以被贴上不属于人民的标签，而定为人民的敌人。这都可以由上级行政来决定。
这一种发展路线的典型，是毛规定矛盾有两种：即有些矛盾是对抗性的，有些是非对抗性的，也就是可争论的。这样，有些矛盾可以使你成为人民的敌人，有些则不然，全看你怎样理解它。总而言之，它是一种很有韧性的思想结构，好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受阴阳变幻支配似的。一旦毛控制了它，他就处于领导地位。团结就实现了。
另外一个因素帮助了延安，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国际关系。1943 年俄国人成功地保卫了斯大林格勒；西方同盟国在J 匕非取得胜利；美国海军开始在太平洋作战得手；美国部队已经进人所罗门群岛，处在进击东京的路上。日本人不得不放松对华北解放区和边区的压力。当19 科年日军按照预定步骤长驱南下，越过河南进迫长江以南，消灭了国民党的一些精锐部队以后，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大战已进人尾声。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在1943 一1945 年期间又恢复了扩张，但他们的政策非常审慎，并不急于求成，也不重视表面。当1944年美军派了观察小组到延安的时候，看到中共形势正在上升，准备着战后同国民党决一雌雄。这种不可一世的精神可以从1944 年4 月底到6 月中旬举行的重要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现出来。会议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主席，赋予他更大的中央权力。“毛泽东思想”被欢呼为全党的指导方针。
到了这个时候，不管主观愿望如何，美国已成为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像美国人那样的局外人来说，“自由中国”代表着现代文明的一个支柱，努力在古老的陈规旧习和邪恶势力中挣扎图存，在这中间没有什么革命可言。因此美国人觉得他们很令人鼓舞，并于1941年把“自由中国”当做一个同盟者对待。美国的无知和感情用事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罗斯福总统把国民政府描绘成一个打败日本后就可以填补东亚地区空白的力量。他从美国空军人员中召集了一批秘密的雇佣军，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来到中国帮助蒋介石。这支部队在美国空军退役军官陈纳德统领下号称“飞虎队”； 不久改头换面，称为第十四航空队，以云南省会昆明为根据地，出击拦截日本的航空线。美国的在华传教士则在背后支持援华救济会。美国的同情心又活跃起来。史迪威将军建议，中国新兵如果被带到印度，吃得好，训练好，可以成为第一流的战斗员。
蒋介石正像当年在上海困难时依靠秘密的青红帮为帮手那样，这时又依靠美国的基督教精神和后勤供应了。由于中缅印战区的喜马拉雅航线在美国的战略和供应中处于最不重要的地位，因此它对国民党的处境也改善不了多少。当l944 年美国陆军派出观察小组到延安时，要想利用华盛顿与重庆间的同盟关系保证国民党在显然不可避免的新的内战中取得胜利，已经为时太晚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试了一试。美国海军紧跟在陆军之后，也于1942 年派了一个秘密工作队，同中国的秘密警察勾搭在一起，进行反共特务活动。但是史迪威将军没有能够刃11 练成功国民党军队，带领他们同日军有效地作战。美国想利用“自由中国”作为对日作战基地的想法，吸引住了它的全部注意力，可是在此同时，却使它自己疏远了中国革命。正像沁世纪20 年代俄国策划的一样，美国的援助计划也以失败告终。外国人插手搞中国革命，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美国的卷入是严重的时代错误造成的。每一个亲眼看见过军阀时代的中国并支持过教会大学的美国人，都曾寄希望于南京政府，把它看做美国理想的一个代表。后来一代见到过共产党的人，只是极少数。他们在美国简直没有任何影响，和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传教士比起来，真是微不足道。
这些因素在美国政策的形成中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外交官员和像史迪威将军那样一些曾到过现场的指挥官，对于共产党运动的决心和力量都是很称赞的。而国内的选民却只保留着一个早期的印象，在他们的印象中南京政府似乎已经成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