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卫星上天以后，美国由联邦政府拨款，加上福特和其他基金会的资助，付出长达10 年的努力，动员各主要学科从事中国的研究，结果是出现了新的局面。
社会科学家都喜欢研究宇宙的各种现象，因此自然爱把各国之间的问题加以比较。关于中国，他们有几十上百个新问题要问。经过30 年的培养、训练、实地考察和艰苦工作之后，我们现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知道的，比关于中国历史的任何较早时期都多了。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社会科学对事件的分析，多于单纯的叙述。虽然“现代史”中已经充满社会科学的分析，但是还没有掌握大量的研究证据。结果是本书的最后几章所反映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大量成果，这是任何个人都做不到的。因此我建议读者仔细看看本书附录的《 剑桥中国历史》 第14 卷和第15卷目录表。本书下面叙述的各章就是得益于那些权威的论著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我做了许多中国过去历史的引证，那是希望借此鼓励现在已经在进行的社会科学与历史的杂交。为减少混乱，我在最后几章中加了几个副标题。
为了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有一些概念，我们不得不把l949…1985 年间分成几个时期，又把各个时期分成不同的方面：主题和因素。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那一大堆有名称的事件、单位和人物。它们有的是特有名词，有的是简称，有的是缩写，总之跟2O 世纪3O 年代罗斯福的“新政”时期用过的千奇百怪的缩写名词一样。用最广义的措词说，从1949 年到1985 年这35 年可以大体分为两个大循环，或者两次痉孪，即毛泽东的“大跃进”（ 1958 一1960）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1976）。每一次他都动员了群众的支持，希望在中国社会实现革命的变革，因此有人称他为“民粹派”。如果简单地从美国政治中转用这个名词，不但说不清问题，反倒会把人弄糊涂了。每一次“民粹派”式的痉挛（动员政府和党的机关以外的人民群众）之后，都会有一次向系统的经济发展回归，1961…1965年和1976…1985 年两次都是如此。总的说来，有些人喜欢看到这种变换，认为它是“社会革命”与物质“发展”之间的变换，虽然这些名词是如此之暖昧，以致简单化到常常使我们无法把握现实，如坠五里雾中。中共的革命有时只用两三个口号标志出来，实在来得太快，令人难以捉摸。不说别的，只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国八年― 自1949 年l0 月至1958 年初― 之后就接连发生了两次人民中间的大混乱：第一次是1958 一1960年间的大跃进，接着是1 961…1985年的经济恢复时期；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即从1966…1969年，或者现在多数人同意，到1976 年毛泽东逝世为止。在这一连五个不同阶段中，第一、第三和第五个阶段，在中共一些干练的组织者和行政管理者领导下经济上有进步，但是在第二和第四两个阶段是由毛泽东所控制，它们的影响将会在今后很长时期争论不已。
这一章要回顾的，是1949 年到l953 年，即关于接管和政治统治的巩固，然后是1954 一1957 年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化）农业和苏联型的工业化，最后是关于党的专政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淡泊的关系的社会问题。
初期（1949…1953）
1949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和新的全国性政权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成就。正如同满洲人在接管全国之前先在南满洲建立了他们的国都，同时笼络汉族官吏一样，中共在打赢内战过程中也在华北和西北建立了临时政府。毛泽东是理论和战略上无可争议的领袖，在他之下，中共领导像一个人似的共同工作，在政治局讨论政策问题，把决定下来的中央指示发至地方。主要的战地司令员如彭德怀、聂荣臻和陈毅，都同毛泽东、周恩来共事很多年。党的建设者刘少奇和邓小平也都曾在延安一块儿工作。这是一个久经考验、紧密团结的集体。
中共似乎是得到“天命”意外的襄助似的，他们原以为还须打几仗才能控制全中国，但是事实上，他们刚一打败国民党军队，全国就立刻接受他们为新的统治者。这不仅仅因为和平是众望所归，事实上人们普遍承认中共的胜利已使一切抵抗终止了。令人吃惊的是，中共领导能同时做好几件事情。
毛主席指挥了一场交响乐，但是我们分析这件事，不能单分析乐器，还要分析指挥动作。
首先，解放军分布在南方和西南新解放区。全国分成了六个军管区，初期都由军管会管理，直到1954 年民政机关陆续建立起来后，军管会才跟着取消了。总的看来，中共认为在他们统治的头三年，在他们能够开始社会改造之前，有必要先恢复经济和动员人民群众。但此时事情又一次比他们自己预想的发展得得更快些。
他们在地方政府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让国民党的官吏留在原地不动．这些留用人员继续领取他们的工资、照旧执行他们的职务。他们的总数多达200万人，而中共顶多只有75 万人准备来接管他们的工作。与此同时，经济整顿工作进行得很快。首先，通货膨胀以几种互相配合的方法得到控制：由于所有银行都已接管，信贷得到控制；全国各行各业都已组织起来，对主要商品实行控制。对人民公众保证按市场条件供应物资，只是工资不是付现金，而是按基本商品计算― 如多少粮食，多少油，多少布，等等。这就使每个人的工资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从而商业得以稳定。商品的流通和货币保持了平衡，通货膨胀压缩到一年大约巧％。这对于工薪阶级来说，简直是一件救命的大事。铁路的重建和恢复轮船航运倒没有很大问题，不过刚过一年中共就投人了朝鲜战争，这显然是一次冒险的赌博。l950年10 月中国“志愿军”进人朝鲜，面对着美国的炮火，先后造成100 万人员的伤亡。虽说莫斯科方面有一点帮助，这次战争对中国资源却是严重的消耗。不过“抗美援朝”的公众活动，却像先前抗日战争和内战一样，形成一次战争动员，人民群众更进一步组织起来了。
L949 年以后城市里早期的公众情绪，由干对中共的不断增长的信任，是一片欢欣鼓舞。胜利的农家子弟兵，严守纪律，礼貌待人，同过去军阀部队到处奸淫掳掠和刚刚离去的国民党军队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现在的政府认真尽责，真正把一切肮脏的东西清理得干干净净― 不但是街道和水沟，连乞丐、婚妓、小偷小摸都集中起来加以改造。现在的新中国是一个人人感觉自豪的国家― 控制了通货膨胀，废除了外国人的特权，铲除了腐化，公民们都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如修理公共设施，开展扫盲运动，防止疾病，跟做粗活的交朋友，以及学习《 新民主主义论》 和毛泽东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为理想主义的和有雄心的青年开辟了新的道路。中共组织慢慢地渗透到社会中，树立行为的模范角色，规定思想活动，禁止个人的异己倾向。妇女们也以同样的方式从家庭的压制中解放出来。新婚姻法使妻子与丈夫平等。对于妇女，这是一个新纪元。只有到后来才看出，妇女的解放使她们成为全日制领工资的工人，同时还得负责家庭生活，而很难得到避孕套的使用。在电冰箱很少的情况下，她们只得站长队买日常必需品。
在中共能够设法改造中国人民群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前，他们面临怎样建造一个新的、可以依赖它搞革命的行政管理机构的间题。既然商人和国民党官吏都原封不动地照旧工作下去，而新的中共于部也已逐渐渗人到政府中，一个迫不及待的任务就是怎样刘除政府机构中的杂草，并使它灵活运转起来。1951 一1952 年的“三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就是针对政府机构、工业和党的官员而进行的。同时开展的“五反”运动则是打击起初也允许其存在的资本家阶级。在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愉工减料以及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罪名下，几乎每一个雇主都受到审查。很多人从此被裁去，有些则留下做政府的雇员。有两个机构使这些运动成为可能。第一是统一战线，即在1949 年成立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中包括中共成员，也包括非中共的领导人。政协于1949 年通过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提出了渐进的办法。政府最初成立时，多数的部还由非中共人士任部长。这时动员了很多人才，直到后来中共有了自已的人员，才逐步把他们替换下来。
第二就是群众运动，即利用群众组织。工人、青年、妇女和各种行业的人参加这些组织。一个运动来时，这类组织的每一个全国领导机构就可以联系到它的所有成员。这样，在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反”和“五反”运动中，这类组织就扩大机构，以联系各城市中的广大人民群众。运动不仅揭发出并消灭掉可疑和不忠诚的人物，还可以发现有能力的积极分子，这些人可以吸收到中共党内。党员人数1947 年是270 万，到1953 年则为610 万。
当这种渐进的、零星的、各地不同的、有时候可怕的巩固过程在城市和现代经济领域里进行的时候，另一种平行巩固的过程则以土地改革形式在农村里进行。当然这种给全部村民都定出阶级成分，打倒地主和提高无地农民地位的工作，l949 年以前己经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华北和东北大部分地区进行过了，但是把土改扩大到长江以南更大的地区，却是一桩石破夭惊的大事。在军事上平定之后，工作队就进人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打击和消灭了地主。此时富农不仅没受打击，而且还受了照顾。他们的身份由于上面有地主阶级，下面有贫农而被夹在中间，在公开审判、群众斗争、处决等所谓激动人心的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