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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刺激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在邓小平农村改革后的北方农家小院。
为了增加消费品的产量，在农业地区开始设立小规模工厂以作为当地工业化的开端。小规模工厂省去了大量的运输费。例如小水泥厂，常常从当地可以找到原料。这样，机器修理厂在农业地区是不可缺少的，可以同小规模的机器制造厂联合起来，更为有效。化肥也可以就地生产。当然钢铁工业不能在乡间建立起来，纺织品也是城市工厂生产效率高得多。
关于农村收人的平等化和生活水准差距逐渐缩小的问题，由于地主阶级的消灭以及无地农民参加了公社，这种情况显然已经发生了。但是除了这样实现的平均主义外，其他还有什么办法使农村收人平等化有所改进，就完全不敢说了。主要的原因是：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资源，增长和改进的能力也就不可能‘一样。住在贫瘩、石头多、又很少灌溉设施的山地农民，如果得不到外来的帮助，肯定只好受穷。长江三角洲水田灌溉区的农民，生活水准一定高。另外一个不平等的因素是农村人口不准自由迁人城市。结果是城市里就业机会多，收人也比较多。这些好处也会蔓延到城市四周的郊区，但距离不会很远。
l 976 年后在着手农业改革时，计划者们承认过去的农业管理工作犯了错误，首先表现在鼓励农民单纯重视粮食生产方面。所以主要的改革在于除粮食生产外也鼓励农民发展副业。农民的副业产品可以在当地自由市场上贩卖，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收人。另一种管理＿L 的改革是实行“生产责任制”，这个名词有很多解释，但都是根据合同进行生产，我们也可以叫它“合同制”。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实验后，通常在生产队（常常就是一个村）由队长同一个个农户签订合同。生产队管理人员（干部）定出一个总的计划，然后跟各个农户签下合同，规定这户农民可以使用多少地。合同规定出生产指标和给这个农户的报酬。结果是把记账的会计工作从生产大队拿到生产队（通常是25 户的一个村）去做。把责任下放到各个农户，对农民生产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力，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多劳多得，而不是眼看着把生产出来的东西集中，大家一块儿去分。土地不许买卖，但是可以在此条件下使用。农户不再向国家缴粮，而是耕种一块地，交出一定数量的粮食给生产队。这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干制），现已普遍实行。以前毛泽东主义是用精神鼓励当做刺激，只要求生产多少多少粮食，而禁止任何副业生产― 说那是“资本主义”。显然，那是一种抹杀现实需求的意识形态泛化的蓝图。
这一项制度上的改革造成很大的区别。地方当局不再集中从农民手中按指标收缴粮食，农民再也不必偷偷摸摸地出卖他们自己养的猪和鸡了。现在全村农民都可以共同计划怎样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和增加收人了。农民发现搞副产品比种粮食有利得多，因此中国现在又开始根据收益的比较进口粮食了― 虽然这样做不要很久就会成为政府难以承受的负担。
无论是谁，如果从此得出结论，以为中国农业看见了光明，要学我们的样子，即搞“资本主义”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合同制必须看成是中国“国策”的最新阶段，所谓“国策”就是怎样组织农民以改善他们的福利并富强国家。中国统治阶级有史以来世世代代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合同在半商业化的农业中最有刺激力，因而有利于生产。就是那么简单。魏源和其他一些早期的“国策”学者，毫无疑问是理解和肯定这些组织农民群众的新方法的。
那么，革命为农民取得了什么呢？人日众多而土地短缺，这种压力越来越大。劳动量没有办法减轻。地主阶级被经管生产队的干部取代了。区别就在于农民的想法、行为和机会。在毛泽东主义的时代，通向教育、公共卫生和较好的技术的门户已经打开。绝对平均主义的学说使农民更清楚地看清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潜力，即使20 世纪80 年代合作化已经取消，富裕的农民增多了，也还如此。
经济的发展：工业
邓小平经济政策中最引人注意的改革，是他在对外贸易、技术和投资方面的“对外开放”。回顾一下1800年以来的中国对外政策，感到它就像一只时钟的摆动。在19 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订立不平等条约以前，清政府的政策表面上把对外贸易和接触看成是无所谓的样子。广州海关报告中有的时候就没有茶叶和丝绸的出口数字。暂时禁止丝、茶出口是为了对外国人施加压力。但是丝绸和茶叶这些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产品到了新开辟的沿海“通商口岸”以后，就成了中国最大宗的出口货。在19 世纪末期和加世纪初期，对外贸易逐渐缩小了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举例说，点灯用的煤油成为一个大宗进口项目。这个问题还需要从经济学方面加以全盘的考察。但是一般来说，中国现代化之迟缓倒使中国甚至可以在40 年代的“自由中国”内地如中共的延安地区，保持一种自给状态。
总而言之，自给自足思想是中国从明朝到清初一贯承袭下来的排外思想的一部分。19499 年以后中共提出的自给自足论，表现出一种深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邓小平在1908 年以后的“对外开放”政策，并不代表中国的长期传统。它也不能同美国当年为替代帝国主义政策而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相比拟，同时也和苏联关门搞工业发展的模式相对立。
中国的投资政策，甚至在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仍然是简单模仿苏联的方式。基本的设想是：第一，投资和产值的比例是固定的，即投资的增长必须和产值的增长保持一致，历年都应如此；第二，对外贸易不重要，输出消费品以换取外国资金不在考虑之中。从这些设想出发，工业化的道路是投资越多越好，消费越少越好。换句话说，重工业将建设起未来，而消费品则推迟未来。在20世纪20年代和70 年代，中国在这个基础上将国民收人的大约30％用来投资。中国这种走向自给自足的企图，是有意避免外国资金的进入。
随着时间的前进，资本和产品的比例渐渐增长起来，就是说，为了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要投放更多的资本了。当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下降，而投资继续增长，留下来为消费用的数额，显然难以增长了。由于国防费用的开支增加，工人刺激力的减少，铁路建设越来越困难原因，生产也受到了阻碍。不仅如此，工业设备渐渐老化，60％需要更新。管理方面的问题包括中央统一计划过于僵化，产品供求不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有些产品失掉市场，企业出现净亏损。1976 年以后好几年之间，苏联式的工业战略还在继续，大概一部分原因是计划人员被撤换掉了。义幻位高级经济干部中至少100 人被清除，文化大革命后留在原职的不过1 / 4 。
1979 年以后中国采取了在内地建设重工业的政策，同时停止了对外贸易和吸收外国的投资。苏联式的经济模式是高度集中。地方和省的每一个生产部门都直接隶属于北京的主管部门，由一个副总理监督。你差不多可以感觉到这是回到乾隆年代，只不过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要在集体化农业、中央统一规划和在内地的重工业（为国防安全起见）基础上实现快速的工业发展罢了。到20世纪70 年代，重工业、内地省份和北京的权力机构这三个既得利益方面依然控制着经济政策。虽然工业生产萎缩，消费品生产还是没有人理会。1908 年提出的五年计划，使人回想起孙中山的那个很不现实的发展铁路的理论。例如，东北的大庆油田已经变成主要的石油生产中心，于是乎提出再开发这样10 个油田，不论是不是有石油开采得出来。
直到1979 年计划工作的战略才做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把重点放到农业和向外国输出的消费商品的生产上来。重工业由于能源相对的紧缺，无论如何非控制不可了；轻工业则靠外国投资的帮助加以发展。
这些改革不能称之为恢复“资本主义”，因为党和国家仍然提倡并且致力于集体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企业的自主权和更多的自由市场，如农业的责任制那样，大大地增强了生产的刺激力。在富裕的农民经济在农村兴起的同时，工业企业也大步向前迈进了。工业实行责任制后，权力就更多属于经理，而不属于党委会。国营企业将不再把所有的利润（以及亏损）都交给政府，而是记到自己的账上。虽然要支付高额的利润所得税，他们仍将余下的部分投到增添设备和提高职工福利的服务上去。
旧制度的一个弊端，就是干部们喜欢汇报建设较快的小厂超额完成计划的情况，而不愿意汇报大厂的情况。政府针对这个弊端制定了附有利息的贷款办法，而不再一次拨付资金。发放带利息的贷款是为了鼓励成本核算，而不在是为了单纯追求产量。因为地方政府可以从销售产品的收人中征税，所以它们愿意投资于利润较多的消费品工业，而不愿投资于利润较少的交通运输和重工业。有一个时期，地方政府生产全国钢铁的2/5和水泥的2 /3 。为了增加利润，提高工业如矿冶和电信的生产力，中央计划工作者订出了一种抓“重点”的制度，动员有关的政府部门特别努力去完成。
允许地方工厂将它们的利润留成，这种新的刺激办法产生的效果之一，是使相当多的基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