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他们多年来一直被关在监狱里、集中营里和偏远地区的流放地。莫尔恰诺夫经常催促侦讯人员，而后者的自尊心也因不能获得上司所需要的结果而受到伤害，同时，他们的精力也几乎消耗殆尽。最后，他们意识到再这样搞下去已没希望，便在莫尔恰诺夫主持的一次例行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缺乏强有力的手段使“被告屈服”，从其口中挤出供诉。亚果达那条禁止使用威胁和许诺的密令，实际上解除了他们与受审人作斗争的武器。
莫尔恰诺夫故作惊讶，他不相信他们这些经验丰富的、有多年“机关”工作实践的契卡，竟会如此死板地理解人民委员的命令！他说：
“契卡人员不但应该是优秀的侦讯员、而且还应该成为内行的政治家。”接着，他又弦外有音地补充道：“应该善于判别什么与他有关，什么与他无关，什么是他必须的，什么出于最上层人物的理想而一时不能执行的。”
“可究竟该如何判别呢？”一个侦讯员问道。“命令是人民委员亲笔签发的，而且是专门发给我们的！”
“您马上就会明白该怎么判别！”莫尔恰诺夫打断了他的话。“我以人民委员的名义正式命令您：去找您的受审人，把他们好好收拾一顿！把他们踢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直到他们坦白交待为止！”
到会者都知道这一无耻之言是出自谁的口。早在一九三一年。原内务部经济局局长普罗科菲耶夫向斯大林汇报有关被捕的孟什维克苏汉诺夫、格罗曼、舍尔等人的情况时．斯大林就说过这句话。当时，由于普罗科菲耶夫没能强迫这些人坦白自己曾与外国的总司令部进行过谈判，斯大林极为不满，于是对他说：“把他们踢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直到他们坦白交待为止。”
那次例行会议结束后。侦讯人员们就开始全力以赴地“补上这一课”。可刚开始的时候，一切还是照旧，不见成效。莫尔恰诺夫主持的那次例行会议已经过了整整两个星期，这一支侦讯大军才勉强从一个被告口中掏出一份“坦白”。而斯大林成天都在催问侦讯工作的进度。为了加快进度。莫尔恰诺夫征得亚果达的同意，又召开了一次侦讯人员的会议，并邀请中央书记叶若夫出席。
叶若夫在会上发言，强调了未来的审判对全党具有的极其重大的意义。接着，他号召侦讯人员们对党的敌人应该更强硬、更无情。叶若夫的发言充满了许多口号，如“布尔什维克面前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以此刺激侦讯人员的自尊心。但是是，使与会者印象最深的，是他发言中那一段直接针对他们的新论调。他说：“如果你们中间有谁感到疑虑和不安，如果有人由于某种原因感到自己无力战胜托～季匪帮。那就请他说出来，我们可以不让他再搞侦讯工作。”所有与会者都明白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拒绝侦讯“托一季匪帮”一案，就将被看作是对“案子”组织者本身的抗议。那样一来，拒绝者马上就会被捕入狱。现在，每一个与会者都已经意识到，谁不能从受审人口中掏出“坦白”，谁就有同情受审人的嫌疑。
果然，会后头一个星期就突然得到了大量的“坦白”。内务部特别政工局某处处长尤日内，是个道德败坏、声名狼藉的恶棍，他领导的那个侦讯小组，一下子就使五个被告作了坦白，而且这五个人的供诉都涉及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五个是来自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马列主义教员，不久前才入狱，并且从来没有参加过反对派。他们的罪责只在于他们的学校里发现有非法的托洛茨基小组在活动。尤日内的成功秘诀很简单。他得知头头们是怎样对付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的情况后，马上就对可怜的教员们采取了同样的简单易行的手段。
莫尔恰诺夫得知此事后，立即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严厉批评尤日内及其助手们的做法。原来，在他们审讯的案件中，不允许用“为党的利益”这种说法去劝说被告，让他们做出供诉。揭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必须强迫他们认识到自己罪大恶极，并愿意悔改；莫尔恰诺夫说：“你们这样做根本不是真正的审讯！”
“哪怕现在我也可以到卢比扬卡广场上去”，莫尔恰诺夫继续说道，“召集一百个党员，对他们说，党的纪律要求他们为党的利益起来揭发手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需一个小时，我就可以收到一百份有他们签字的供诉！谁也没给你们权力以党的名义去对犯人许诺！这种方法嘛，”莫尔恰诺夫教训道：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对特别重要的被吉才能使用。而且事先必须得到叶若夫同志的特许。而你们在进行审讯时，则必须使受审人每时每刻都相信你们确确实实认为他们有罪。你们可以利用他们对家庭的眷恋之情，可以利用涉及他们的子女安危的特别法令，干脆说，可以利用你们想得出的一切手段。然而，若要迁就被告本人的意见，承认他本人无罪，以这种代价来换取他们的供诉，却是决不允许的。”
审判的组织者们把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皮克尔变成了听使唤的“三套车”之后，便着手扩大案件的规模，
首先，被内务部抓来开刀的，是被奥利别尔格按莫尔恰诺夫的指令加以诬陷的那些人。明斯克有很多人被捕，因为奥利别尔格当年从德国来莫斯科的时候。曾在明斯克的亲戚家呆过；高尔基市也进行了大逮捕。因为奥利别尔格曾在那里当过教师。在高尔基市被捕的人当中，有我提到过的叶林，他是高尔基州委常委委员，有师范学院院长费多托夫，还有索科洛夫、孔托尔和涅利多夫，他们都是师范学院的教员。
正是这个叶林，曾把自己对奥利别尔格的怀疑报告给内务部和党中央，并在电话中接到叶若夫关于不准再刁难奥利别尔格的命令。所以叶林明白，奥利别尔格根本不是审判组织者向全国宣布的什么托洛茨基的密使、而是内务部的奸细。总而言之，叶林知道得太多、所以未经任何审判便被枪决了。但奥利别尔格后来在法庭上列举那些蓄意杀害斯大林的恐怖分子时，还是提到了叶林的名字。
师范学院院长费多托夫，也是奥利别尔格“供”出来的。起初，他在高尔基州内务分局受审，后来，又被押往莫斯科，在莫尔恰诺夫和科什的监视下受审。我曾有幸读到费多托夫的供诉，所以我估计他一定会在被审席上占一个显著的位置，因为供诉中说他是奥科别尔格的得力帮凶，并蓄意杀害斯大林。可是他根本没出庭。也许，审判的组织者们信他不过，害怕他改变在内务部受审时所交待的口供。
费多托夫本人也“供”出了不少人。当然是在莫尔恰诺夫的要求下“供”出的。在这些“同案犯”中，本来还有在列宁格勒工作和著保物理学家、科学院院士约费。但莫尔恰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向斯大林汇报费多托夫的供诉时。斯大林突然说：“把约费的名字删掉。我们根本用不着他！”这话使莫尔恰诺夫大感意外，因为在两周前，正是他斯大林亲自下令把约费当作同案犯写进费多托夫的供拆之中
索科洛夫和涅利多夫都是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教员，奥利别尔格在供诉中提到过他们。对他们的审讯，是由克德罗夫进行的。克德罗夫原是内务部外事局的工作人员。后编入该局副局长鲍里斯·别尔曼领导的侦讯小组。我们在此说到的克德罗夫是小克德罗夫，大约三十二岁，出生于老革命者家庭，父亲是物理学家，曾与列宁一起住在瑞士。十月革命后，老克德罗夫在全俄肃反委员会任职，以在阿尔罕格尔斯克极其残暴的镇压沙俄旧军官而出名。那次镇压，是在红军刚刚攻克这座城市后进行的。两年后。老克德罗夫被诊断出息有精神病，并被送去治疗。后来逐渐恢复正常，但医生认为他不能再担任领导工作，于是中央就让他退休。为他拨了一笔特别养老金。
老克德罗夫的外貌特别引人注目。高高的个子、腰板始终挺得笔直，相貌英俊，脸色黝黑，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象火球一样灼灼逼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性好斗，充满反抗精神的人。他那一头象乌鸦翅膀一样的黑发，始终是蓬松散乱的。那双特别生动的眼睛，好象时刻都在燃烧。也许，那是疯狂的火焰。
小克德罗夫形似父亲。但没继承下父亲那令人注目的古怪外貌。他很谨慎，性格内向，始终埋头于自己的工作。由于缺乏批判思维的能力，他总是把党和上级所说的一切都当作不可违抗的金科玉律。
索科洛夫很快就被克德罗夫制钢了。他同意为奥利别尔格的供诉作证，说打算在红场上举行“五·—”节游行时派学生代表团刺杀斯大林的阴谋属实。
克德罗夫利用了京科罗夫眷恋家庭，害怕株连亲人的弱点，以及他对党纪的笃信。作为一个每天都必须教导学生仇视反对派领袖的历史教员，索科洛夫原则上并不反对在抵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假供诉上签字，何况这还是党中央的需要。实际上，索科洛夫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怎样才更容易得救，是在强迫他签字的“认罪书”上签字呢，还是拒绝污蔑自己。
假使索科洛夫相信法庭能公证地审理对他提出的指控，使他免受内务部的栽赃诬陷，那他肯定会表现得十分坚强。但他对法庭毫无指望。作为党的一名老练的宣传家。他很清楚，既然诬陷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其他政敌的事件发展得这么快，那么，法庭所能起到的唯一作用，便是做听命于中央的辅助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法庭还是内务部，都得按同一渠道发出的命令行事。索科洛夫显然别无他法，只有屈服于侦讯人员的压力，无条件地向内务部投降。
克德罗夫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