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上脱了险，而且是那么出乎意料，既没预先准备，也没存得救的奢望。
我知道，内务部在法国的间谍网极为严密，不出两天，叶若夫的特务就会找到我的踪迹。这就是说，我必须尽快逃离法国。
“对我来说，唯一安全的避难之处是美国。我给美国大使馆挂了电话，请求大使威廉·布利特接电话。但当时恰逢法国国庆前夕，即攻取巴士底狱纪念日的前一天，使馆的人回答我，说大使不在。于是，我就照妻子的建议：找加拿大代办处去。在那里，我出示了外交护照，并申请去加拿大的签证，借口是想把家属送往魁北克度夏。
苏联与加拿大没有外交关系。因此我很担心加拿大代办处拒绝我的请求。但这位曾担任加拿大移民局局长的代办处负责人很同情我们。他主动以自己的名义给魁北克的移民官员写了一封信。请他们给我以帮助。一并把信交给了我。同时，我们又在代办处大楼里碰上了一位牧师。他与横越大西洋的轮船公司保持着某种联系。他说，加拿大的“蒙克利尔”号轮船恰好今天要从瑟堡起航，而且还有几个空位。我急忙赶往船票代办处，妻子则直奔旅社去接女儿。当我们三人赶到火车站时，火车正好要开动。几小时后，我们便顺利地登上了轮船。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离开了欧洲。
我的女儿是轻松愉快地踏上这次旅途的。对所发生的一切，她全然不知。妻子和我都不晓得该如何向她解释，要知道，她这一走，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伙伴、两个奶奶和祖国。
从一九二六年起，我的工作就迫使我大部份时间都生活在国外，而女儿对祖国和祖国人民的爱从没蒙上过丝毫阴影。由于急风湿关节炎。她很少有机会观察到现实生活，所以根本不了解祖国同胞的深重苦难，更别说斯大林政权的残忍了。我和妻子从不想打破她的各种美丽的幻想。女儿从小就特别憎恶任何粗暴的行为，同时，又深刻同情受痛苦的人。我们知道。由于风湿病，她的生命很可能十分短暂，因此尽量不让她知道真情，当然，这个真情是指斯大林的暴政，也是指俄罗斯人民的悲惨命运。
很难向她解释我们一家所遭遇的事情。但她还是明白了。她听见了我们的谈话，哭得十分伤心。她心月中那个理想世界，到头来竟是一片虚幻，过去那些美丽的幻想。统统变成了泡影。她曾为父母在国内战争中出生入死地战斗过而自豪，可现在，却为我们而痛苦。一夜之间，她长大成人了。
到加拿大，我就立即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并将覆写件同时寄给了叶若夫。在信中，我向从一九二四年起就已认识的斯大林谈到自己对他的制度的看法。但信的主要意思不在于此。我的目的是要挽救我们的两位母亲的性命。我知道，恳求斯大林不对她们下毒手，唤起他的慈悲心，那是不可能的。我选择了另一条路，一种适合对付斯大林的办法。我鼓足全部勇气，向斯大林发出警告：如果他敢把恶气出在我母亲的身上，那我就将他的一切罪行公立于世。为了证明这不是拿空话来吓唬他，我特地拟了一份他的罪行的清单附在信后。
除此之外，我还提醒他，即使我被他的特务杀害，我的律师也会迅速地把他的罪行披露出去。由于我深知斯大林的为人，所以我确信他不敢把我的警告视为儿戏。
我卷入了一场赌博，一场危及我自己以及全家生命的赌博。但我坚信。斯大林肯定会推迟对我的报复。在没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没把我绑架住，没逼我交出秘录之前，他是不敢下手报复的，当然，他会不遗余力地满足自己的复仇欲，但这只能在他坚信自己的罪行永远不会暴露之后。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正好在逃离西班牙一个月之后，我带着美国驻渥太华代办处负责人给的入境签证，抵达了美利坚合众国。
到了美国，我立即带着律师前往华盛顿。我向那里的移民局局长递交了声明，宣布与自己祖国的政府脱离关系，并申请政治庇护。
另一方面，斯大标对我的追杀马上就开始了。而且一直持续了十四年。在这场较量中，斯大林既采取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又动用了大批秘密特务。而我这一方，则仅靠自己的远见和识别陷阱的能力，以及我的亲人，即妻子和女儿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精神来应付。
这些年来，我一直避免给我俩的母亲以及在苏联的朋友写信，以免他们的生命受到危害。对他们的情况，我们也一无所知。
一九五三年初，我和妻子都断定母亲已不在人世，所以决定将这本书拿去发表。二月里，我开始与《生活》杂志社的一位编辑洽商，淮备发表某些章节。可就在商谈之时，斯大林死了。我十分扫兴，为何他不能再活一些时候，那样他就能看到自己的罪行被公之于世，就会认识到为自己隐瞒罪行的一切努力都已付诸东流。
斯大林之死，并不意味着我一辈子从此既突然无恙了。克里姆林宫为着保住自己的秘密，仍将不遗余力地找我算帐，哪怕仅仅是为了警诚那些想效法我的人。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一九五二年六月，于纽约
注解：
①尼·伊·叶若夫（一八九四——一九三九？）苏联共产党高级官员，历任州党委书记．苏联土地部副人民委员、党中央干部调配和人事部部长、十七大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工业部部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运输部人民委员，一九三大年九月接替亚果达兼任内务部人民委员，组织实施了被称为“叶吉夫恐怖”的大清选，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被撤销内务人民委员职，一九三九年被捕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译者注。
第一章 寻衅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潜入斯莫尔尼宫，用左轮手枪一枪击毙了列宁格勒党组织头号人物、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尔盖·米隆诺维奇·基洛夫。凶手当场被捕。莫斯科当局立即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由斯大林亲自率领，来到列宁格勒调查凶杀始末。
这次暗杀的细节至今未公之于世。这个尼古拉耶夫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了戒备森严的斯莫尔尼宫的？他是怎样成功地靠近基洛夫的？是什么原因迫使他迈出这亡命的一步：是政治谋杀还是私人仇杀？种种问题令案情蒙上了绝密的外衣。
政府的第一个公报断言，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是从芬兰、立陶宛和波兰窜入苏联的众多白卫恐怖分子之一。几天之后，苏联报刊又报道。内务部已经逮捕并处决了一百零四名白卫恐怖分子。于是，在报刊的鼓动下、一场反击“窝藏在西方”的白卫组织的运动，如暴风骤雨般地展开了（首当其冲的是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据说，这些组织派遣特务到苏联进行恐怖活动已经不止一次。
措辞如此断然的公报，特别是对一百零四名恐怖分子的处决，不能不使人们相信：侦查机关已经确切地查实，白俄流亡组织参与了对基洛夫的谋杀。然而，就在凶杀案发生后的第十六天上，形势急转直下。比利时报刊上的新说法，将杀害基洛夫的罪责推到党内的托一季反对派的头上。同日，仿佛一声令下，所有报纸毫不留情地向原来的反对派的头目们开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许多过去的反对派分子统统被捕。那些日子里一直不离斯大林左右的记者卡尔·拉狄克在《消息报》上写道：“每一个党员都明白，党将以铁拳粉碎这些残匪他们将被击溃，被消灭，被清扫出地球！”
斯大林仇恨过去的反对派首领，这早已尽为人知。因此，国外的社会主义团体深感不安，担心斯大体会以基洛夫被杀为借口，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算总帐。某些外国报纸传言，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已被秘密处死。苏联当权者认为，必须粉碎这些谣言。于是，十二月二十二日，塔斯社发表声明：“鉴于证据不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案将不交法庭审理，而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都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受理。
就这样，在两周多一点的时间里，苏联政府就公布了两种有关基洛夫被杀但完全矛盾的说法。起先指控从国外潜入的白卫分子，后又指控原反对派的首领。在这种情形下，苏联人民自然就会迫不及待地等着开庭审判，希望能听听尼古拉耶夫在法庭上的供述。
但是，人民注定要被蒙在鼓里。十二月二十八日，起诉书正式公布，称尼古拉耶夫与其他十三人是阴谋的参与者。次日，各报又报导说，这十四人已在内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而且死刑已经执行。无论是起诉书还是判决书，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如何参与暗杀基洛夫一事，都只字不提。
尼古拉耶夫被秘密法庭审判一事，令全国人民因过去的两个矛盾的政府公报所产生的对官方有关说法的不信任感更加加深。人们不禁要问：公开审判尼古拉耶夫，这对粉碎流言蜚语有什么不利呢？毋庸置疑，正是这个当场被捕的人枪杀了基洛夫，这一切又有什么值得保密的呢？是什么原因使得斯大林不敢作公开审判？
那些日子我不在苏联．因此只始根据莫斯科各报纸上登载的官方报导来判断。不过从一开始，我就确信此事有诈，因为无论是克里姆林宫的第一个说法，还是后来加罪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谬论，都不能令人信服。
我之所以不能接受第一种说法，即有关一百零四名被处死的白卫分子的说法，因为它纯属天方夜谭。作为后高加索加盟共和国边防军的前司令员，我非常清楚如此众多的恐怖分子要偷越守卫严密的苏联国境。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