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你逮捕了全部中国人?”保克尔刚走进办公室,斯大林就问。
保克尔一愣,他怀疑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但又猜不出来,便回答说,他已竭尽全力,一个中国人也没放过。
“你对此深信不疑?”斯大林凶狠地追问。
保克尔肯定地回答:是的、深信不疑。
“而那些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学生呢?你也抓啦?”
“是的,当然,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保克尔提高声音说,“我把他们直接从床上”
保克尔还没来得及把话讲完,就感到脸上挨到了重重一击。
“蠢货!”斯大林喊叫道,“立即把他们放了!”
保克尔象是被开水烫了,一下子蹦了出去。
这件事之后,对如何继续使用保克尔,斯大林很是忧愁。一般来讲,斯大林对待私人卫队是客气而有分寸的。他知道,一个可以接近他这种要人的警卫人员如果受了委屈,很可能挺而走险。而保克尔是卫队的总头目,其危险性就得加倍增大。在发生了这一切以后,难道还能象过去一样信任他?照理说,保克尔应该被撤换。但斯大林被他伺候惯了,同他相处太深了,对他太有好感了,已经很难同他分手。当然,要让保克尔留在原来的位置上,首先必须做的事,就是减轻那一记出乎意外的耳光给他带来的委屈。
释放了全部中国共产党人,保克尔返回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自己的办公室,在那里一直坐到深夜。他不知道,自己是该到克里姆林宫去护送斯大林回郊外别墅呢,还是继续坐等斯大林亲自召他去。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半夜一点左右,保克尔身旁桌上那架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响了起来。听筒里传来斯大林非常亲切、温和的低语,“主人”对保克尔没上他那里去感到奇怪。幸运的保克尔立即飞车进了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的秘书们用戏谑的微笑迎接他,向他高声祝贺。“怎么回事?”“见到主人您就知道啦。”
斯大林送给进门的保克尔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着枚红旗勋章。他握握保克尔的手,又递上中央颁发的嘉奖令副本,内称,保克尔“因圆满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而受此奖。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们就此而讥笑说,保克尔不应该把这枚勋章挂在胸膛上,而该挂在吃了苦头的面颊上。
保克尔是个感情非常外露的人,对他来说很难把“主人”生活中的事情藏在心中而不向朋友们倾述。据我看来,保克尔大概压根就没想到,他所讲的事情会使自己的庇护人威信扫地。他对斯大林的崇拜过于盲目,对斯大林那无限的权势过于确信,甚至没意识到斯大林的举动是否合乎最起码的人类道德标准。
保克尔讲出来的斯大林的故事,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他十分残忍的故事,开场白通常是“噢,当他怒不可遏之时”第二类是关于他的政治手腕——“瞧呀,他是怎么牵着他们的鼻子转圈的”第三类则是关于斯大林如何器重他保克尔的——“出色的工作,保克尔”
我有机会听到很多这类故事,这里只转述几件最具代表性的。
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旬,斯大林在保克尔和大队卫兵的护送下,抵达索奇附近的黑海海滨别墅休养。保克尔在他身边呆了几天之后,便被派去加格拉,视察一幢新别墅,它是格鲁吉亚共和国送给斯大林的礼物,是贝利亚下令修建的。保克尔在那里滞留了一夜。他返回索奇之后,立即获知,当他不在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一件事;照他看来,属于“啊,当他怒不可遏之时”那一类。
那天夜里,斯大林被附近什么地方的狗吠声惊醒。他起床走到窗户前,问道:“狗在那里呼什么,不让人睡觉啦?”外面值班的卫兵回答说,这是旁边一幢别墅的狗。“找到它,用枪打死,它影响我睡觉!”斯大林粗暴地命令道,砰的一声关上了窗户。早上起床后,他情绪蛮好,并开始用早餐。当坐在餐桌旁时,他突然想起了那条惹祸的狗,便问一位卫士:
“把狗打死了吗?”
“狗跑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卫士回答。
“你把狗打死了吗?”斯大林重复了一遍。
“狗被牵到加格拉去了,”卫士回答,并解释说,这是一条经过特殊训练的为盲人引路的牧羊犬。是农业部一位工作人员专门为自己的父亲从德国带回来的,他父亲是个老布尔什维克,眼睛瞎了,狗是他的向导。现在,老头子已带着狗离开了这里。
斯大林吐去嘴里的食物,又扔掉手中的东西,发疯般地大叫一声。“立即把他们给我抓回来!”惊慌失措的卫士赶紧用电话同去加格拉沿途的边界哨所进行了联系,终于把老头和狗弄回了斯大林的府邸。斯大林得到呈报后,便来到花园里。果然,不远处立着个瞎跟老头儿,手中牵了一条狗。
“下命令就是为了要执行这些命令,”斯大林指出说。“把狗牵远一点,用枪打死”
保卫人员上去想把狗牵走,可它却竖起背毛咆哮起来。他们只好要求老头子跟他们一块走,这样,狗也就跟他们一起走了。斯大林一直没进屋去,直到花园尽头传出两声枪响之前。
还有一个属于这类“啊,当他怒不可遏之时”的典型事件,其全部细节,人们不止一次地听保克尔讲过。
有一次,在索奇休假的斯大林沿着黑海岸向南方的巴统作了一次短途旅行,并在一幢政府官邸逗留了几天,因为格鲁吉亚当局为欢迎他在那里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宴会。在名目繁多的山珍海味中,有一道菜很特别,由格鲁吉亚厨师将活蹦乱跳的小鱼儿扔进沸油中烹制而成。作为精通格鲁吉亚菜的美食家,斯大林对这道菜很是称赞,但他同时又不无遗憾指出,如果这道菜是用另外一个品种的小鱼做成,味道就会更加鲜美。
保克尔一听暗暗高兴,因为这又是一个可以讨好斯大林的机会。他马上表示,明天的餐桌上就将出现这道菜。但客人中的捕鱼迷却认为这未必能办到,因为那种鱼在这种季节都躲藏在湖底,不会浮到水面上来。
“契卡应该具有能把一切东西都弄到手的本事,包括湖底的鱼。”斯大林煽动性地回答道。
这句话听起来就象是号召契卡人员去发挥他们在职业上的聪明才智。所以,当天晚上,一组斯大林的卫士便带着几个格鲁吉亚向导进了山,来到一个有很多鱼的湖边。他们还带去了一箱手榴弹。黎明,手榴弹的爆炸声震醒了离湖不远的村庄。村民们纷纷涌向湖边。这里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呀。可是湖面上这时已布满了成千上万条死鱼和被震昏了的鱼。保克尔的人正从船上或岸上观察着水面,耐心地寻找着他们所需要的那种鱼。
村民们提出了抗议,并要求掠夺者趁早赶紧离开。但契卡人员们对此不予理睬,继续用手榴弹炸鱼。为了捍卫自己的财产,村民们朝着沿湖岸散开的不速之客扑了过去。有的人则奔回村里,拿来了草叉和猎枪。不过,事情还没有发展到相互射击的地步。经过一场短暂的冲突之后,契卡人员们灰溜溜地回去了。在冲突中,村民一方“参战”的主要是妇女。
卫士们回到别墅时,一个个看上去狼狈不堪:有的脸被抓破了,有的眼睛浮肿,还有的手脱了臼。可筐里装的却全是一条条斯大林感兴趣的那种鱼
斯大林得知了这件事的经过,立即命令格鲁吉亚的“机关”将这个村里除了小孩和年老体弱的老人以外的居民全部逮捕,并以“反政府叛乱”罪发配到哈萨克斯坦。
“我们要让他们看看,这个湖泊究竟是属于谁?”这位“人民的父亲”幸灾乐祸地说道。
保克尔没有参加莫斯科审判的准备工作,保卫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工作更为重要。但大概是认为参加审判工作的内务部工作人员都会荣获勋章,保克尔也决心插一手,也为自己捞上一块。他自告奋勇地逮捕了几个原反对派成员。
一九三七年夏天,大部份内务部领导已经被捕,这时,我在巴黎一爿咖啡馆里偶然遇见了外事局的一个秘密间谍。这也是个出身匈牙利的人,同保克尔是老朋友。我以为他刚从莫斯科来,由于想了解一下有关国内肃反运动的最新消息,就走过去坐到了他的桌旁。
“保克尔的情况如何,一切正常吗?”我开玩笑地问道,尽管我绝不相信逮捕浪潮会触及保克尔。
“您怎么可以开这种玩笑?”匈牙利人打心眼里感到委屈和愤怒。“保克尔对于斯大林来说,比您想象的更为重要。斯大林对他比朋友还亲比兄弟还亲!”
顺便谈谈,这使匈牙利人还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为纪念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设立,斯大林为这一部门的领导人举办了一个小型宴会。被邀请赴宴的有:叶若夫,弗里诺夫斯基,保克尔和其他几位契卡人员。当出席者都差不多喝醉了时,保克尔为斯大林做了个即兴表演。他叫两位同事扮作狱中看守,挟着他,而他自己则扮演被押往地下室执行枪决的季诺维也夫。绝望的“季诺维也夫”吊着两名“看守”的肩膀,两腿拖在地上,嘴中大声哀嚎,眼光里充满恐惧。到了屋子中间,“季诺维也夫”跪在地儿死死抱住一个“看守”的靴子,惊恐万分地呼叫起来:“请看在上帝的面上吧,同志们请叫叫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斯大林观看着这场表演,哈哈大笑。客人们见他很喜欢这出戏,便争先恐后地要求保克尔再来一遍。保克尔照办了。这一次,斯大林简直笑疯了,捧着肚子,弯着腰。保克尔又为自己的表演增加了一段新情节:他没再跪下去,而是直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