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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俄国原是水火不容的。此次日本水兵只来了二十四人。书记官杉山彬嫌其太少，六月十一日他就是出城去探望援军，在半途碰着甘军，才被无辜妄杀的。
大老粗董福祥、胡涂蛋的满族亲贵，哪知道「老毛子」、「大毛子」、「天主教」、「基督教」也是种类繁多的呢？把所有「毛子」一锅煮，则东交民巷里的毛子居民，大家不分南北，也就一道的同生共死了。
他们这支小卫队总算来得其时。全队抵北京后不及一星期，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就被杀了。再过九天德国公使克林德也陈尸街头。克死不足二十四小时，慈禧就下诏对十一国宣战；董福祥的甘军就围攻使馆了。没有这支小卫队，恐怕十一国公使和他们的馆员，以及在使馆区避难的数千名「二毛子」和百十个外国传教士，都要惨遭屠杀了。上篇已提过，那时的义和团红卫兵，和他们的头头四人帮的杀人，心不慈、手不软，是毫无理性的。
七拼八凑的联军先遣队
在北京使馆告急之时，原驻天津的各国领事，和在大沽口外游弋的各国海军将领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组织「联军」，开往北京增援。几经会商并由各国政府批准，他们八国终于组成一支拟开往北京的增援部队。这支援军包括英军九一五人，德军五四〇人，俄军三一二人，法军一五八人，美军一一二人，日军五十四人，意军四十人，奥匈军二十五人。共计二千零六十六人。公推英国海军司令西摩（Admiiral SirEdward H。 Seymour）统一指挥，并于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搭火车前往北京，保卫使馆。
但是这支浩浩荡荡的两千夷兵声势太大了。天津四郊拳民乃纷起阻遏，并把铁轨拆毁。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裕禄也下令聂士成统率的武卫军前往围堵。聂士成原是淮军猛将。他所统率的这支国防军也是配备有重机枪的精锐部队。聂军对义和团原极愤恨。月前奉调镇压义和团时，曾有一次枪杀拳民五百人的血腥纪录，而为在北京当政的端王、庄王所嫉视。可是这次奉命阻遏入侵洋军，他更觉义无反顾。——聂军门原是一位烈性汉子，守土有责的国防将领嘛！因此西摩联军刚出发至天津西郊的杨村时，它就被义和团和聂军包围了。联军要突破围圈，战争也就一触即发了。
义和团原自夸是「刀枪不入」的。聂军乃把他们调上前线去冲锋。结果在敌军机枪之下，血肉狼藉。掉头逃跑，又为聂军所阻。在两面机枪对扫之中，这批可怜的乡民死难之惨，实在笔难尽述。
义和团这群乌合之众被屠杀殆尽，敌我两方的正规部队就短兵相接了。事实上西摩这支联军也是个七拼八凑的混合武装。西摩自己又是位海军将领，怯于陆战，而聂士成却是个视死如归的战将。强将之下无弱兵，因此双方在一番鏖战之后，西摩便陷入重围。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进退维谷，只好就地苦守待援。
一场国际轮盘赌
西摩之挫，惊动了八国政府，其时在大沽口外待命的列强海军也慌了手脚。他们在六月十日以后与北京使馆的电讯已失联络。十四日以后西摩亦不知存亡；十六日以后，他们与天津租界领事馆信息也全断。各国海军将领会商之后，就自作主张了。
从纯军事的观点着想，这批洋司令很自然的会想到，他们应该组织个联合舰队，先占领大沽炮台；从而进军天津，以解西摩之围。西摩之围既解，他们更应组织强大联军，推向北京，庶可拯救命在旦夕的各国公使。事实上其后八国联军的动向便是循着这条逻辑发展的。只是当事各国互相猜忌，想浑水摸鱼，又不敢冒进。他们要搞个统一组织，亦殊不易。
我们贵国原是苏秦、张仪的老家。那时我们如有个把得力的苏、张之子孙，虚虚实实，来把他们挑挑拨拨，合纵连横一下，毛子们的「联军」也就很难实现了。无奈斯时京中当国的老太婆，事急了只会哭哭闹闹；要不就拚命「念咒」——慈禧和李莲英据说一天要念能够千里杀人的灵咒七十遍—— 希望把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德国的威廉大帝通统咒死。而围绕老太后的那批亲贵「四人帮」，又是一批鲁莽灭裂、毫无现代常识，只知在国际赌场耍赖的胡涂蛋。
中外的赌场英雄好汉之间，都有一句大家共同遵守的赌规，叫做「赌奸、赌猾、不赌赖」。二次大战临终时，斯大林在雅尔塔那场「沙蟹」里，一枪未发，便取得大战后在远东最大的胜利果实——外蒙「独立」、旅大租借、东铁分享、北韩专占——这是斯魔「赌奸、赌猾」的结果，但是他没有「赌赖」。一九五七年「反右」，毛主席光荣正确伟大地提出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后来他尽食前言，把大嘴巴的「言者」，一个个抓了起来，下放劳改。或有「右派」抱怨主席搞「阴谋」、「食言」。毛说这不是阴谋；而是「引蛇出洞」的「阳谋」！这就是百分之百的「输打赢要」的耍「赖」了。毛主席不赌奸、不赌滑，而赌赖者，是他老人家「坐庄」，赌本大。虽然在赌场上做无赖，为江湖好汉所不齿。但是他总算没有「打锅」。最后通吃全场，席卷而去。——自得其乐也。无赖云乎哉？
可叹的是庚子年间，那些围绕在西后周围的一群以端王为首的亲贵小赌棍。他们霸占了总理衙门，挤入国际轮盘大赌场。却不知如何赌法。——既无赌术、又无赌品、更无赌本。只知乱下赌注，瞎赌一场。
那时我国驻外公使，例如驻美的伍廷芳、驻俄的杨儒、驻英的罗丰禄、驻德的吕海寰等等，都是第一流外交官。可是端王霸占下的总理事务衙门（外交部），对他们却一无指示。在北京当权的那一伙只知督促董福祥向使馆放炮开枪，在外交上他们简直是一群白痴。因此我驻外使节向政府请训的不是中央政府的外交部，而是地方上的三位总督：广州的李鸿章、武昌的张之洞，和南京的刘坤一，而这三位总督大人的意见也各是其是。李鸿章看重俄罗斯；刘、张则倾向英、日。外交上既不能统一指挥，使领人员纵有苏、张之才，也是枉然。
聂士成、裕禄相继殉国
现在再看看围绕赌台边的八大洋赌客，是如何下注的。
前节己言之，他们防卫使馆、攻打大沽、占领天津、进军北京，都是要采取联合阵线的。但是诸夷猾夏，他们彼此的利害是永远冲突的。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无法联合的。他们此次之所以能密切合作者，端王、庄王为渊驱鱼，导之使然也。
当大沽炮台于六月十七日被联军攻占之后，我津沽藩篱尽撤、海道大开；列强援军，遂源源而来。在陆上重行组合之后，联军就首解西摩之围（六月二十三日），再与各国租界取得联络，就进逼天津城郊了。拳民鸟兽散，直隶总督裕禄乃饬提督聂士成，指挥武卫前军奋力抗拒。
士成于此役之前，曾受朝臣歧视，被「革职留任」。但是在七月九日拂晓。当敌军以强烈炮火向其天津南门外八里台阵地猛扑时，弹下如雨。士成两腿均受枪伤，犹督兵不许稍退。营官宋占标劝其稍避而士成「奋不可遏」，仍复持刀督战。直至两腮均被敌弹洞穿，颈侧、脑门等处均受重伤，直至脐下寸许亦被炮弹炸穿，「肠出数寸」，终于壮烈殉国。营官宋占标亦随同殉难。（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二七七。）真是惨烈无比。
但是将士的英勇并不能弥补朝臣的误国。天津城终于七月十四日沦陷。入侵联军纵兵大掠，死人如麻。直隶总督裕禄则率领一些残兵败将，退往北仓。迨入侵联军再度发动攻势时，裕禄遂在军前自杀。
裕禄虽然也是当时政府中的一个腐化的官僚。然自知守土有责，兵败之后，愤恨自杀。自古艰难唯一死。裕禄的殉国，较之三十六年之后，弃城潜逃，置数十万军民于不顾的唐生智，则可敬多矣。——此是后话。
面对「人民战争」的威胁
入侵联军既占天津，他们乃于租界之外，另成立一个傀儡政府来征税征夫。这个组织的中国名字叫做「暂时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简称「天津都统衙门」），英文名字叫Tients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简称 T。P。G。，原意为「天津临时政府」）。天津原有英法德日四国租界，而此一临时政府的组合只有英日俄三国委员。美国的缺席显然是基于它的一贯政策：中美既非「交战国」，美国即不应参加占领军政府。德国之自外，盖别有打算。因德皇正在向各国要求，以德人为联军总司令也。法国可能亦另有主意而不愿参加。总之当时的联军当轴是同床异梦，各不相下的。在他们联合打下天津之后，如何进兵北京，也是各有打算。只是其时义和团虽然雷声大、雨点小，不堪一击，但它究竟是个群众运动，华北遍地都是。入侵八国都不敢掉以轻心。所以他们才始终抱住「联军」的组织不放。盖其时没有一国，乃至二国或三国联军能具有直捣北京之信心也。——「义和团」洋人呼之曰 boxers（拳师），是有他们的群众基础的。这一群众基础。不但使老太后认为「民心可用」；它也颇能吓唬洋人的。
当八国联军的头头，在天津会商如何进军北京时，他们面对这个浩荡无边的群众大海洋，也确实有过绝大的顾虑：万一这个广大无边的群众组织，真要对他们来个「人海战术」；来个「农村包围城市」；来个「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停我扰、敌疲我打」；来个逢山筑寨、遇水烧船、围援打点、过河拆桥他们区区这小撮洋兵，也确是无能为力的。加以时值盛暑，我们那群久已习惯与苍蝇、蚊虫、臭虫、跳蚤、老鼠同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