舱巍埂Ｈ绻摹刚巍梗觥溉 生」魏京生、王丹都消化不了，他如何能阻止李登辉、连战、陈履安、钱复、张京育这几十个大博士、「全 A 生」，来联合造反呢？！——这是老江的大包袱；第一、二代革命家、布袋和尚遗留给第三代小和尚，装满垃圾的大布袋！
李登辉总统有没个「布袋」呢？旁观者清，曰：重着呢！大的、宏观的，免谈。且谈点微观的、小的——由小看大。最近李总统回到他幼年受教的淡水国小，讲小学生所应学习的历史教育，应该是他自己所想象的那一套。这就是个大布袋。李总统原是位农业经济专家，谈小学生的历史教育，本已捞过了界。——记得《史记？陈丞相世家》里，有个小故事：一次汉文帝问左丞相陈平，国内一年「决狱」（审判囚犯）多少？陈平说不知道，应该去问「廷尉」（司法行政部长）。皇帝又问，全国钱粮多少？陈平还是不知道，说应该去问「治粟内史」（农本局长）。皇帝有点不高兴了，说，那么你做丞相干嘛？陈平说，为官各有职守。我做丞相呀！干的丞相之事：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搞务实外交，平两岸关系，制定防空飞弹系统，清除黑金大事多着呢！哼！一番话说得万岁爷直是点头。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当宰相尚且不管那些小事，何况一个国家的元首、皇帝和总统。更何况李总统幼年所学的「中国史」，都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品——说古代中国本是个骗来骗去下等民族的集合体。近代中国连“What is China？”都没个定义（见《重光葵回忆录》），日本侵华是为着宣扬王道，日本占领台湾是出台湾人民于水火，南京大屠杀根本没这回事，日本并吞朝鲜是韩人向化，慰安妇是出诸韩妇、台妇之自愿，日军侵略东南亚是皇军赶走白种帝国主义，解放被压迫民族，日本向盟军投降叫做「终战」，这种不知不觉，潜藏于下意识中，青少年期所受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可能就是构成李总统包袱的最大成分。——在七年前的「六四」前后，李总统曾是大陆青年的一盏明灯。这一形象的迅速滑坡，实在是很可惜的。若把这一转变，完全归罪于中共玩弄中国的民族主义，那也是个错误的观察。——江泽民、乔石那一伙，也是一群想为国家做点事的务实派（与老毛和林四的胡来是完全不同的），把他们全看成疯子、坏人或三头六臂的苏秦、张仪、基辛格，都是不正确的——他们哪有那飞天本领，要社会主义就有社会主义，要民族主义就有民族主义呢？！
不容「颠覆政府」
拙文原是谈袁皇帝的，何以一下扯上这些时下英雄好汉呢？无他。笔者觉得洪宪之可哀者，是袁世凯处身在那一「转型」阶段，他是既无改制的「机会」，更无改制的「智慧」，所以败得百身莫赎。而今日这批领袖们，尤其是李、江二公，是既有此机会，也有此智慧（智慧是累积的）。若再惨败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更是国家民族之不幸。我们搞比较史学、比较传记的人，以古证今，骨鲠在喉，顺便提一下罢了。
现在再回头谈谈老袁。
袁氏既入小站接任练兵大臣，枪杆在手，乃一心一意要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支德式新军。不在话下，袁世凯是精明强干，对洋员华员，皆驾驭有方，知人善任。文员则扳请总角老友、翰林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屈尊作「参谋营务处总办」，庶务军需一把抓。武员则重用段祺琪（一八六五～一九三六）等德国留学生，配合洋员，以德国模式严格训练。袁本人亦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日则观操、夜则巡营。军令如山，纪律严明。小站中严禁吸毒。某夜袁巡营见一军人偷吸鸦片。袁乃以佩刀就地手刃之，全营肃然。
袁军中无日本留学生。其原因盖有二端。日本军制原袭自德国。袁军既亦采德制，延有德国教习，购用克虏伯军火。军中干部如段祺瑞等均系德国留学生。既然直接取经德国，又何需作日本的再传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学生原为革命党之渊薮，为防制革命党人渗透北洋新军，干脆不用留日学生，则革命党不就不禁自禁了。——从闹革命的立场看来，袁世凯实为民国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也。不幸所有的革命党都有其「不断革命论」的主张。既然「不断革命」，就必然有「不断反革命」。——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百余年来，革命与反革命大家轮流做，这叫我们笨拙的历史执笔者，如何下笔呢？所幸中国近代政治转型史，已近尾声。台湾已无「反革命法」。大陆在现行刑法中，亦已改「反革命」一辞为「颠覆政府」。如此，则当年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党渗透新军，也是一种反对颠覆政府的措施——其后数十年国共两军中类似的措施，严格多矣！搞比较史学者，怎能独怪老袁哉？！
打入政治核心
总之，袁世凯当年在小站所练的「新建陆军」，是近代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部队，全国瞩目。但是建立这支武装，袁某也是呕心沥血的。君不见蒋方震（百里）后来主办保定军官学校，在无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场检阅台上，当众举枪自杀。又不见蒋公介石（中正）受命主办黄埔军校，还不是一再辞职，一再不辞而去。其愤激之烈而未举枪自杀者几希。
袁公练兵小站之艰难，不在二蒋之下也。他本是李鸿章的亲信，甲午兵败李氏搞掉黄马褂和花翎之后，世凯便成为孤军孤儿了。李宗仁早年亦有相同的处境，晚年还余叹犹存地告我说：「真如大海茫茫中之孤舟！」（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九章第一节）
俗语说：「不招人忌是庸才。」袁世凯正因不是庸才，而生性跋扈，忌者如云，谗言四起。那时他的顶头上司，便是个野心勃勃的满族军阀和大官僚荣禄（一八三六～一九〇三）。荣有专杀之权，在谗言四逼的情况下，荣便有心找个籍口，杀袁而并其军。谁知一次荣氏亲至小站检阅，预备就采取行动时，却被袁军的整齐军容和鲜明的器械所感动——荣是个旧军人，未见过这种现代化的新式部队也。他竟认为袁是个练兵的奇才，不但不愿加害，且欲引为心腹肱股。——两情相悦，就这样袁老四这孤儿就找到另一个干爹，而大红大紫起来，成为荣禄麾下的第一号大将。
荣禄是李鸿章失势后，得西后专宠的大清帝国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又入阁作军机），手握重兵，权倾一时。笔者在论拳乱前文中，就提过他的兵权。那时清廷防卫京师门户的防军，有两大系统，约十余万人。
第一是「京畿戍卫系统」（禁卫军），由西后近支亲贵掌握。
第二是「北洋国防军系统」，由荣禄掌握。这些原是甲午战争中，各地勤王之师的残余。荣禄把他们集中起来，改编成「武卫军」，共有「前、后、左、右、中」五军。荣氏自将精锐的「武卫中军」；而把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纳入他的指挥系统。——这一系统的「武卫」五军，分驻北京内外各咽喉要地，而以袁的「右军」为最强，嗣扩充至万人以上，声威远播，朝野侧目。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就这样袁世凯就从一个练兵褊将，挤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此后不论是「戊戌变法」、「八国联军」、「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六期
四、卷入三大危机？一项运动
我们的大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后，还苟延残喘了十六年（一八九六～一九一一）。在这十六年中，他老人家再次经历了山崩地塌的三大危机，和一项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这三大危机是：
戊戌变法（一八九八）
庚子拳乱（一九〇〇～一九〇一）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一九一二）
穿插在此三大危机之间，有一项起起伏伏的救亡运动。这项救亡运动，始自公卿大夫、知识分子所推动的「自强运动」和「维新运动」或「变法运动」。到拳乱之后，再次落实为朝野一致认可的「立宪运动」（一九〇二～一九一一）。吾友张朋园教授，便是今日专攻这一运动的，海内外第一号大专家。
戊戌变法注定失败
关于这三大危机，笔者曾自个人零碎的英文讲稿回译改写，断断续续的写了十余万字。承绍唐先生不弃，几乎全部在《传记文学》中连续刊出。笔者是个中国农村出来的山野村夫，习惯于庄子所说的「曳尾泥中」的任性自由的生活，对庙堂文学没有兴趣。因此试论上述三大危机，则拙著可能与严肃朋友们的学报史学，略有出入。但是性相近，习相远，每个治史者，都有他自己个别的看法。司马迁所谓成一家之言，而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对知我罪我者，就一言难尽了。
就说「戊戌变法」吧！我的史学界的朋友们，一般对它都有正面的肯定。我就认为从历史上看，尤其是悄立于巫山十二峰之巅，俯看滚滚洪流的「历史三峡」，不论是从宏观认知，或微观探索，戊戌变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是那时推动变法的英雄们，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六君子，人在此山中，看不见罢了。但是史学工作者（且用个时髦名词），于一百年之后回看全局，就很清楚了。——朋友，一百年来，我们敬爱的政治领袖们：孙、袁、蒋、毛、邓、江、李（李光耀、李登辉、李鹏），不是夙夜匪懈的都在大搞其「变法改制」吗？今日李光耀、李登辉，这二李变得最有成效。不幸他二人都只有个「迷你」王朝。——辛亥革命时，江亢虎要搞「社会主义」，孙文大总统对他说，将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