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母省安徽且设有专门机构研究李鸿章，并正编撰出版「全集」。余亦忝为「顾问」，尾随学习，并拜读不少前所未见之秘籍。年来复蒙中国驻联合国（现驻美）大使李道豫伉俪（瀚章的玄孙）不时召宴，浸成好友。——这位头戴三眼花翎、头品顶戴的现任钦差大臣，在今日国际坫坛，以立场开明，颇享盛誉，大有文忠遗风！所以，李鸿章对我们搞中国近代史的人，还不算太遥远，其影响，犹一触可得。但是，李鸿章毕竟是个悲剧人物。在他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七日（阴历九月二十七日）积劳而死之时，可说一生事业全付东流。其所以然者，便是他不幸生为这个「第一阶段」的「总设计师」。在这个阶段性极重的历史发展上，第一阶段是不可能「成功」的。
俗语说：「倒霉的医生治病头；走运的医生治病尾。」在那个病愈害愈重的「病头」期问，你当医生不能「着手成春」，你就「倒霉」了。当那位病人已日渐痊愈，在这「病尾」期间，你一碗药下，他立刻下床跑步，那你就是华佗了。医人医国，李鸿章便是倒霉的前者；邓小平则是「走运」的后者——但希望小平医师有此鸿运也。
因此，李鸿章主持这个专搞科技的「第一阶段」，而缺少个即将到来的「第二阶段」的「政改」（「五化」吧）相配合，科技是必然没有出路的。—— 一叶知秋，那个有名的「炮上晒裤」的小故事，就可说明老李搞四化的极限。故事是这样的：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七月九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请，李鸿章特派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六舰驶往东京湾正式报聘。一时军容之盛，国际侧目。其后汝昌率六舰管带刘步蟾等在驻日公使李经方陪同之下，晋谒日皇，备受礼遇。剑履鲜明，威仪棣棣，岂在话下。那时恭迎恭送，敬陪末座的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和东京湾防卫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就显得灰溜溜了。东乡原为刘步瞻的留英同学，但是当东乡应约上中国旗舰定远号上参观时，他便觉得中国舰队军容虽盛，却不堪一击——他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晾晒衣服。主力舰上的主炮是何等庄严神圣的武器，而中国水兵竞在炮上晒裤子，其藐视武装若此；东乡归语同僚，谓中国海军，终不堪一击也。
其实东乡所见还是皮毛呢！八郎有所不知，中国海军于一八八六年第一次在黄海之上「大操」时，检阅台上，直立于两位海军大臣奕譞和李鸿章之间，最重要的检阅官竟是太监李莲英！海军是当时大清帝国最新的护国武装，中华现代化的灵魂，而其最主要的检阅官，竟是一位上无胡须，下无生殖器官的刑余阉宦，也就不太成话了。
能把个无知腐烂的太监放在海军检阅台上作检阅官，那么在主力舰大炮上晾几条裤子，也就微不足道了。
总之，长话短说。建立现代海军，参加列强的军备竞赛，不是单纯的科技问题。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只搞科技现代化，而我们的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等，基本上还停滞在「中世纪」的落后状态，要科技先生独挑大梁来救国救民，是救不起来的。中山曰：「破坏难于建设！」但是不破不立。我们不把中世纪落后的遗传从身上甩掉，现代化的衣履是穿不上去的。老实说，日本人之胜于我者，便是他们善于模仿，把中世纪的东方习俗彻底丢掉，全盘西化，所以西方科技对他们也就一拍即合了。
「大炮上晒裤子」是个笑柄吗？君不见时至今日，我们的唐人街、中国城、华埠，哪一个不属于各该都市中最脏最乱的（可不是最穷的）ghetto area 呢？！今日仍然如此，何况当年。只是西人暗笑，我们自己不笑就是了。
其实裤子只是一件形而下的小东西，至于形而上的落后遗传就说不尽了。我国海军当年便被「省籍情结」这个「区域主义」的魔鬼牢牢缠住而不能自拔。前文已言之，当年海军将校几乎是清一色的福佬。那位「浮游于诸闽之上」的总司令安徽佬丁汝昌，有时就号令不行，一筹莫展。那位饮誉至今不衰的邓大人邓世昌，即是个浮游于诸闽之中的老广。他的英勇殉国的悲剧（见下节），据说与畛域观念也有直接关系。畛域观念是中世纪中国享有专利的坏传统。它的幽灵至今不灭，今后还有大祸好闯呢！朋友，这也就是我国甲午战败之前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背景啊！
筹韩三策
即当日本正处心积虑侵韩，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时，中国总理衙门当轴曾有解决高丽的筹韩三策的构想。第一，他们曾提出「郡县化」的方案。企图把三韩属国改成中国郡县；把李氏韩王内迁。仿孔子子孙旧例（如今日的孔德成），设立「衍圣公」一类的机构，优待韩王，世袭罔替。此一设计，在满清康雍乾盛世，或不难实行。然值满清衰世，列强环伺，那就是梦想了。
第二，干脆把三韩全部开放，造成列强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之局。庶几利用国际势力平衡，保持韩国独立，以防制日俄等帝国主义一强之独吞。此策未始不可执行，然清室颟顸而自大，亦不能斩金截铁，加以实施；而韩廷孱弱亦不具备独立条件。宗邦一旦撒手，日本会立即取而代之。
第三，任其局势自然发展，相机行事。此为下策。然清廷无能，只得听任此下策之自然发展矣。
迨韩局日坏。一八九四年夏六月，清廷应韩王之请，始派总兵聂士成，续派提督叶志超率兵千五百名援韩，肋平东学党之乱。日本得讯随即否认韩国为大清属国，并同时出兵八千人赴仁川，以清军为目标，虎视眈眈。——自此，日政府便不听清方及任何第三国之调处，自组其大本营，成立战时体制，不断对韩增兵至三万有奇。籍口「改革韩政」，实则志在驱除清方势力，终结清日宗藩关系而兼并朝鲜。
面对日方此一咄咄逼人之势，中国朝野哗然，庙谟清议几乎一致主战。是年七月中旬，率千余清军孤悬牙山的守将叶志超，亦急电鸿章以「大举进兵为上策。派舰撤兵为中策。守此不动为下策」（见《年（日）谱》页二六一，引李文忠公电稿）。然鸿章自知其陆海军之无能，始终欲以「以夷制夷」的外交方式，牵制日本，乃转电总理衙门建议接受叶电之「中策」。李氏此电对当时激烈之主战派简直是火上加油。「汉奸李二先生」顿时变成众矢之的。而在此全国主战声中，则以生长深宫，只能听近臣之言，作宸纲独断的二十三岁小皇帝光绪，尤为激烈。——他的主战情绪，其后竟发展到「赐翁同龢、李鸿藻、恭亲王『尚方（宝）剑』，命对言和者先斩后奏」的坚决程度（见同上，页二八九，注五〇二 ，引《清实录》三五二，及《字林西报》页八六二，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电讯）。如此一来，连慈禧太后也不愿支持鸿章，轻言和议了。——这时他们母子之间的感情尚笃，而恭王犹在靠边站也。
笔者昔年曾细查「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时，道光皇帝之上谕，及「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时，咸丰皇帝之上谕，其后再看「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时，光绪皇帝之上谕，发现他们祖孙三人，应付此三次严重之外战的心态发展，简直如出一辙：
第一，在开战之初，这三位万岁爷总司令都意气风发，坚决主战。臣民有畏葸主和者，简直是杀无赦。可是迨战争爆发，洋兵把清兵打得一败涂地，万岁爷又惊惶失措，抱怨当初主战者，欺君罔上，误国误民，要他们提头来见。最后对侵略者的要求又百依百顺，恨不得青衣行酒。不惜一切丧权辱国的条件，但求帝国主义者，高抬贵手，刀下留情。（见拙著英文《中美外交史》序言）
因此，在甲午开战之初，那位七十二岁的李老头，便被那二十三岁的小上司，不断辱骂，骂得狗血喷头。翁同龢、李鸿藻等主战派因乘势鼓噪，要小皇帝撤换老李，甚或要向太庙请出专杀宰相的青龙刀，把老李正法。对日抗战，由小万岁御驾亲征。
可是那时的大清帝国，一无策画战守、运筹帷幄的大本营或参谋本部；二无调度补给的后勤体制。帝国对抗日战争，可说是无丝毫准备。他们之所以不断「主战」者，无非要手握兵权的李老头，赤膊上阵；率领他那批贫下中农组成的过气「淮军」；和那炮慢船缓的落后舰艇，去和东洋小鬼厮杀一番。——胜则大清之福；败则老李砍头；此梁启超所谓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也！
【附注】 李鸿章当年派往朝鲜的淮军将领从吴长庆、叶志超开始，一大半都不识字。他们几乎全是我乡（当年合肥县）的贫下中农。乱世投军，砍得一身「刀疤」，大难不死。此时都是五六十岁之间、吃得胖嘟嘟的「一品大员」。可是，虽是高官，他们却不失其视死如归的英雄好汉的本色。且看聂士成，在八国联军期间，他以革了职的一品大官在前线指挥抗战，腹为洋炮所穿，肠流尺许，他还在挥刀冲杀，惨烈可知。至于叶大呆子（志超），个性之火烈、上阵之勇敢，笔者在孩提时代，便能叙其故事、仰慕不已——他家与我家为近邻。只是这种瓦冈寨上的英雄，能否打现代化的国际战争，那就是另一问题。——志超后来落了个「斩监侯」下场。
李鸿章久涉洋务，对此岂有不知之理。所以他虽奉谕不断把这些土军队送往高丽，他的真正顾虑，却在海军。「北洋舰队」那几条铁船才是他宝贝，他的baby 呢！——迨中日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他还要连电驻英公使龚照瑗，「设法购速率在二十三海里以上之最新式大军舰」，同时并抢购「智利铁甲舰二只」以壮大我军（见同上，页二六二及二六八）。真是临渴掘井。
另一面鸿章则冒全国辱骂之大不韪，严令丁汝昌保舰避战，不得冒险游弋大同江。在李氏看来只要海军不败，则陆军虽挫，华北仍可无虞，京津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