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三六五。转引自摩尔斯《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卷三，页一一一。）
至于德军当时在山东之横行，更是笔难尽述。当地百姓如对若辈稍事抵抗，动辄全村被焚，老幼难逃。某次在鲁东日照县，为一极小的民教冲突，在当地仕绅出面试行调解之时，五位在场仕绅竟被德军强掳而去，送至青岛拘留所，勒令执行极无理之要求。似此绑票勒索之行为，使在一旁观察之美国外交官，亦为之忿忿不平而报请华府留意。（见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致国务卿海约翰的报告书。载国务院「外交档」，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七日。）
俄国在中国东北所犯的罪恶，就更是罄竹难书了。一八九九年三月某日，俄人自旅顺港违反条约，侵入中国境内征收地税。当地农民召集群众大会并缮具申请书，请求免征，态度极为和平恭顺，而俄军竟突然对群众开枪，当场便打死农民和老弱妇孺九十四人，伤一百二十三人。（据西文《北华捷报》记者的专栏报导。）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五日，当俄军于黑龙江畔的海兰泡（俄名「布拉戈维申斯克」）开始越境时，华军稍事抵抗，俄军便一举将两岸华民男女老幼六千人，悉数屠杀，弃尸江中，江为之塞。此一屠杀，中国政府虽未敢深究，欧美媒体却向莫斯科提出抗议，而沙皇政府竟声言是边远驻军擅杀，俄皇鞭长莫及，无能为力，搪塞了事。（见 Arthur H。 Smith 著《震撼中之中国》（China in Convulsion），一九〇一年英国爱丁堡出版，第二册，页六〇七。）其后俄人在「江东六十四屯」一带和其它城市中的烧杀，据各方报导，死伤华人二十余万，本篇也就无法详加叙述了。（见李文海等编《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一九八六年济南出版，页二九七。）
以上所记只是根据西方官员和记者零星的报导，并非受害华人的夸大。当时如作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则入侵者之残暴，就更是罄竹难书了。笔者不学，曾就清末民初各种中外冲突中，双方的死伤数字略作比较，所得比率大概可说是一千比一。换言之，在中外冲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殒命，无辜华民就要以千命「相陪」（不是相赔）。如曹州教案中有德国传教士二人被杀，德人籍口入侵时被杀之华人，加上中国官府在洋人要挟之下所杀戮之华民，以及民教冲突所造成的死伤，即不下数千人。——假如鬼神之说真有可信，以数千枉死寃魂，在耶稣之侧、上帝之前，与在曹州殉道的两位神父的幽灵，同时出现，互控寃情，在此情况之下，上帝和耶稣又何择何从呢？
不幸的是，在类似情况之下惨死的洋人往往都名扬天下，垂誉后世；但是陪他们一道丧命的数千名华人包括妇孺，那就死得虫蚁之不如了。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件惨事；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数字。」在那庚子年间，死掉任何一个洋人，都是个惊天动地的「惨事」；死掉千万个华民，甚至连「统计数字」也没有一个。但是中国人究竟不是个麻木的民族。在那千万家披麻戴孝的寡妇孤儿的哭声里，稍有良心的血性男儿，都会拔刀而起和敌人拚命的，这就叫做「民愤」。在全国人民都感到国亡无日，都要和入侵者舍命一拚，这就叫做「民气」。这股民气，笔者这一辈在「八年抗战」的日子里，都是亲身卷入、亲身体验的。老实说，八年抗战就是当年全国人民以血肉之躯与不可一世的入侵强寇，死命纠缠，拚过来的。
朋友，在那庚子年间，八国入侵的时候，全国同胞国亡无日的感觉，实数倍于抗战前夕的一寇独来，尤其是在情况最紧迫的山东和东北。所以该两地区民气最激昂，义和团也滋长得最快。毓贤这个好杀成性的地方官，他也深深地体验到这种同仇敌忾的民愤，而感觉「民可用」。他觉得与其杀民媚洋，何如「用」民来除教灭洋呢？毓贤这一心态，事实上是与当时西后以下，那一批在戊戌以后突然掌权而又颛顼无知的满人小贵族的心态 ，如出一辙。他们但知民气可用，要「用」它来「扶清」。他们怎知甲午、戊戌之后的腐烂朝廷，已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以它来「灭洋」，则洋又岂是气功师徒「刀枪不入」所能「灭」掉的？
对民气但知其有而不知其用；激起了民气，又没个安全塞可保安全，那就非爆炸不可了。义和团运动也就是近代中国，无数次锅炉大爆炸中的一次。
只能造反，不能保皇
再者，毓贤究竟是个非科甲出身而习于杀人的莽汉。下棋不看第二步；为政不作三思，因此他的「团应抚、匪必剿」的原则，应用起来，也漏洞百出。
山东那时是处于王朝末季的黄巾、赤眉时代。饥民遍地、盗匪如毛、邪门盈野。毓贤最初的办法是以杀止乱。但是他纵是个嗜杀的屠夫——他有一个月杀五百人，一任杀五千人的纪录——也杀不胜杀。最后改杀为抚。他抚的办法是化零为整、招匪入团（民团）。他纵容，甚或授意，乃至干脆鼓励和认可，并发下「毓」字大旗，由徒弟众多、能呼风唤雨的大邪门，并吞那些只有低级气功，组织能力欠缺，而良莠不齐的小邪门，划一名号，整齐服色，统名之曰「义和团」，以示这些组织是由他巡抚衙门认可的私办民团。
这种以大吃小、化零为整，组织并统一指挥起义农民的办法，原不是毓贤所发明的——那是我们的国宝。试翻我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且看陈胜、吴广、赤眉、黄巾、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洪、杨乃至我们亲眼看见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成长和扩大，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毓贤所搞的与上述情况有个基本上的不同。上述诸大家都是搞革命，造反，以「打天下」为号召的。毓贤统一组织他们的目的却是「招安」，为大清王朝「保天下」。这样就变成抱薪救火了。
第一，毓贤无法真正把「义和团」化为「民团」。农民起义的造反大军，「裹胁」起来是愈大愈好；官办民团的容量，那就有限了。再者造反打天下搞革命，是泄民愤、主正义的义士之行，士气极高。保卫腐烂王朝，肋纣为虐，那就义士却步，智者不为了。所以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始终未能步入正轨。它不是个正正堂堂的群众爱国运动，而是以烧香念咒，或间有「特异功能」的气功师为主导，终于走火入魔的工农兵运动。——它缺少个「伟大、光荣、正确」而成熟的革命党从中指导和策画，因此它搞起「扶清灭洋」、「烧教堂、杀教士」，就变成红卫兵式的打砸抢，乱来一泡了。但是红卫兵究竟还要听命于一个老谋深算，也可说是老奸巨猾的「最高指示」；最后在军警环伺之下，偃旗息鼓，去农村下放学习。义和团没个最高指示，在军警也都相率入团之后，连「老佛爷」也失去控制，使它真的变成了「拳匪作乱」。发展至此，连老太后也只好丢掉「盆底鞋」，梳上「粑粑头」，化装农妇，逃之夭夭。「拳匪造反」（boxer rebellion）就只有靠洋兵来「助剿」了。——「拳匪造反」原是李鸿章替慈禧推卸战犯责任的外交辞令（见下篇）。
所以毓贤的「匪必剿」的原则也出了大毛病。他不知道「匪」是饥民的化身。饥民在被「剿」得走投无路之时，便入「团」受「抚」。受抚之后还是没饭吃，那就继续为匪，终于良莠难分、团匪并存。加以毓巡抚对教民有成见，又没有办外事的经验，不知洋人之可怕；而教民教士与洋公使又恃强欺人。民教冲突中，不论屁大小事，往往都要劳动位同总督巡抚的「主教」甚至更高的「公使」（在对华文书上自称「本大臣」），来向中国朝廷和地方，加油加醋，甚或无中生有，抗议恐吓。弄得中国官方不胜其烦。巡抚衙门仅为教案一项便案卷如山（原档至今仍满筐满篓），忙不开交。毓贤一怒乃干脆告其属下府县官吏，把教民控告、教士抗议当成「耳边风」，「当成废纸」。（见李宏生著《毓贤与山东义和团》等多不胜数的第一、二手史料。）
但是毓贤并没有忽视他自己标准中的「团」、「匪」之别。义和团中如有不良分子对教民杀人绑票，他也绳之以法，大量诛戮。事实上义和团在山东早期最有名的大师兄朱红灯，和遍身气功的本明和尚，就是因为枉杀教民、窃取财货，被毓贤捕杀的。——有些后世史家对事实未加深究，竟把朱红灯与本明之死划在袁世凯帐上，实为误入。然毓贤既有其「耳边风」、「当废纸」一类的指示，则抢匪多劫教民；下级官吏时予纵容，也是事实。这样就要引起洋人严重的抗议了。果然在一八九九年冬季美国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乃向北京总理衙门连续抗议，要求中国政府把毓贤撤职。总理衙门不敢开罪康格，乃于是年十二月五日奏请太后把毓贤「开缺」，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并率其新建陆军一万一千人入鲁镇抚。毓去袁来，义和团运动便进入一个新阶段，从山东转入直隶（今河北省）和京津地区了。
毓贤和袁世凯的正反两面
毓贤原是慈禧的宠臣，他在山东的所作所为都是太后所嘉许的，如今受洋人胁迫去职，慈禧亦为之不平。所以毓贤奉旨回京觐见时，太后竟颁赏亲书「福」字以为鼓励，并随即调任山西巡抚。毓贤既受此洋人鸟气，又蒙太后赏识，他一到山西对除教灭洋真的就毫无顾忌，大干起来了，甚至不惜亲自操刀去砍掉洋人脑袋。可是这时在山东接任毓贤遗缺的袁世凯，其作风却正是毓贤的反面。
袁世凯是一位比毓贤更为老辣而干练的官僚。甲午战前他在朝鲜即有十年以上办外事的经验。如今虽手握重兵，他知道洋人还是得罪不得的。为着传教等等皮毛小事而开罪洋人，更是得不偿失，亦无此必要。再者义和华民也不只是反教闹教了事，他们是逢洋必反的短视群众。袁氏所统率的「新建陆军」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现代化的武装部队，在时人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