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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曾泽生的来信，郑洞国的心情十分复杂，心想：从道理上讲，我不能不暗暗承认曾泽生信中说的都是事实。自己在国民党内做事多年，特别是在印缅回国后的几年中，亲眼看到国统区内的各种腐败现象比比皆是，日甚一日，对此曾一直深感不满和忧虑。同时，在战场上同共产党打了几年交道，也了解到对方的许多优点，如共产党人作风清廉，处处为百姓着想，深受人民拥护，军队中官兵团结，打仗有办法等，心中不乏钦佩之意。但此刻若要自己同曾泽生一样起义，却是困难的。因为自己跟随蒋介石几十年，多重关系将我们系在一起：在黄埔军校中他是自己的师长，在军队中他是自己的最高统帅，在国民党内他是自己的领袖。自己作为他的亲信将领，一向受其信任和器重，对于这种“知遇之恩”，我无时不铭刻肺腑，惟恐在这最后关头因临阵起义而落下个“卖生求荣”的坏名，所以宁愿死心塌地顽抗到底。
想到这里，他把信放到桌子上，冷冷地说：“信我留下，就恕不作复了。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看来，郑洞国是铁了心跟定蒋介石了。他把曾泽生的信电告了在沈阳的卫立煌。
17日下午，郑洞国接到东北“剿总”发来的电令，命郑洞国于18日上午率部从第60军防地向外突围，届时将派飞机轰炸掩护。
郑洞国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心中顿时生起一线求生的希望，立即在中央银行兵团部召开秘密会议，研究突围部署。大家都认为这个办法不可行，会议也就只好不欢而散。
当天晚上，郑洞国卧室专线的电话铃突然震响。电话是曾泽生打来的。
“郑司令官，我是曾泽生，60军已经决定起义，请郑司令官审时度势，共襄义举。”
郑洞国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严厉地说：“我是军人，要保持军人气节，不成功便成仁。”
曾泽生一听，生气地挂断了电话。
不一会儿，电话又接通了，曾泽生对郑洞国说：“有人同你讲话。”
刘浩接过话筒，刚说了一句，就被郑洞国打断了。
“你是谁？”郑洞国十分警惕地问。
“我是解放军长春前线部队代表刘浩。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不必再作无益的牺牲。如果坚持反动立场，继续与人民为敌，只能是死路一条。现在惟一的出路就是放下武器，投向人民。”
“既然失败了，除了战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郑洞国愤愤地答道，态度仍然十分顽固，说完“啪”的一下挂断了电话。
郑洞国不同于曾泽生。他黄埔军校出身，他对蒋介石的愚忠，他的为人，以及此时他的职衔，都阻止他与曾泽生一起走向新生，他不愿选择起义，也不愿选择投诚。
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周恩来对郑洞国和新7 军的前途甚为关注。毛泽东曾问周恩来，他这个学生怎么样？周恩来说，他是黄埔一期学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对策，认为仍然存在争取他起义的可能性。18日，以周恩来名义致电郑洞国：洞国兄鉴：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二十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萧劲光、萧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恩来十月八日同时，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军委致东北局、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转萧劲光、萧华、陈伯钧的电报，提出：“关于逼迫和争取郑洞国起义，望今萧（劲光）、萧（华）、陈（伯钧）及各部对长春取威迫政策，堵塞其一切可能的逃路，暂时不攻击他，以促其变化。郑洞国系黄埔一期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这对整个黄埔系的影响当会很大。应派适当人员与郑进行谈判。你们除将思来致郑洞国电派人送交外，林彪及萧劲光亦可写信给他。”
周恩来给郑洞国的电报，由东北解放军转交新7 军副军长史说，史说派一个参谋送去。因兵团司令部还在抵抗，市内秩序大乱，此信并未送到郑洞国的手里，而那个送信的参谋也没有及时向史说汇报，事情就这样被耽搁了。
26．开创和平解放先例
郑洞国决心顽固到底。
根据中共中央电令精神，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当即派第一兵团解方参谋长为全权代表，进城与守军新7 军谈判，处理有关事宜。
新7 军与解放军联络的事，郑洞国还被蒙在鼓里。当天下午，郑洞国来到新7 军军部，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督促按照上峰的命令突围。
会上，郑洞国仍然坚决主张突围，可是各将领都哭丧着脸，闷在那里不说话。暂编第56师师长张炳言手中已没有几个兵了，没有发言权。新编第38师师长陈呜人说，他那个师听副军长的命令。郑洞国目视第7 军副军长史说，史说默不作声。郑洞国急了，再三催促史说发表意见。因为新7 军正在与解放军联系，史说对起义谈判成功抱有很大希望，所以他坚决不同意突围，见郑洞国又点自己的将，他只好说：“目下官兵饿得腿浮肿，行军困难，况且途中还有共军拦截，这些情况您是深知的。”说到这儿，便垂着头再也不肯讲话了，屋内的气氛一时十分尴尬。
郑洞国见会议也研究不出什么别的结果，只得同意邓士富的意见，宣布散会。
散会后，史说和龙国钧坚持挽留郑洞国在新7 军军部吃饭，然后再告以与解放军接洽的情况。同时，认为郑洞国内心已有放下武器之意，担心他的兵团司令部为特务包围，不安全，想把他置于新7 军的保护之下，并无恶意。可是，郑洞国听后心里一惊，心想他们虽是自己在印缅作战时的老部下，但在此危急关头，莫非要挟持自己向解放军投诚？这样岂不坏了自己的“名声”？他愈想愈怕，一面坚辞不肯，一面头也不回地冲门而去。
返回兵团司令部的路上，郑洞国的心情痛苦、绝望到了极点。心想，自己戎马半生，参加过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经历了无数战阵，今日竟落到如此下场，连多年相随的老部下也同自己离心离德，看来真是“气数”将尽。他这才意识到现在突围不成，守亦不成，惟有以杀身成仁来保全自己的军人“气节”了，遂下了自裁的决心。
直到这时，郑洞国也未认识到自己这样死心塌地地维护一个早已失去民心、注定要失败的腐朽政权是极端错误的，更没有想到这个紧要关头，应当勇敢地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决裂，走向人民，走向光明；相反，却要以自杀来愚忠于“党国”，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住天地、良心。可见他受蒋介石反动教育流毒之深。
郑洞国在迷惘和痛苦中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郑洞国还没有起床，杨友梅和两位南京来的高参轻轻走进郑洞国的卧室，告诉他新7 军也正在与解放军谈判。
新7 军决定投诚，已在郑洞国的意料之中，但一旦将成为事实，仍使他在精神上遭受巨大冲击。“完了，一切都彻底完了！”郑洞国无力地躺在床上，这样悲哀地想着。
18日，解放军与新7 军经过紧张的谈判，新7 军终于表示投诚。
1948年10月19日，解放军围城部队派精锐分队控制了长春市的八个要点，作为接收全市的基地。
上午10时许，人民解放军独立第6 、7 、9 、11师在新7 军派出代表引导下，从四面八方开入市区。在长春的其他国民党部队也相继投诚。
正在这时，蒋介石派来的飞机飞临长春市上空，轮番轰炸，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新7 军再也不想打了，有的部队还没有等解放军接收代表到达，便于9 时就集结完队伍，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一个小时。
到下午5 时，除郑洞国兵团部及特务团外，其余长春国民党守军均被顺利接收完毕。
这一天，毛泽东电示东北局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萧劲光、陈伯钧应给以礼遇。
这时，进入长春市区的解放军已派代表前来接收中正广场和中央银行大楼。
郑洞国所在的中央银行大楼成了解放军重重包围中的一个小小的孤岛。
郑洞国和他的特务团把大楼变成了碉堡。
郑洞国见大势已去，便将全部情况向东北“剿总”做了汇报。没过多久，刚刚被蒋介石由徐州“剿总”重新派到东北收拾残局的杜聿明，致电身陷绝境的郑洞国，说他拟请蒋介石派直升飞机接郑洞国出去，问有无降落地点。
郑洞国心里明白，现在在解放军重兵包围下，任何办法、任何人都难救他出长春。他放弃了所有希望，放弃了解放军给他的生路，怀着既感激又沉痛的心情无可奈何地复电他的杜长官：“现在已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