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此天灾，特下求言诏，要求群臣极言得失。翰林侍讲刘球看到英宗不理朝政，王振擅权不法，引起朝政紊乱，上疏提出‘皇帝应亲自处理政务，不可使权力下移‘等项建议。王振看到刘球的建议有侵己之处，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刘球入狱。这时，正值编修官董磷因自己要求任太常卿一事而被王振关进狱中之时，王振便想通过董鳞之事置刘球于死地。立即指使其党徒马顺用毒刑拷打、逼迫董磷承认他自己所请太常卿之事是受刘球所指使。刘球被逼不过，只好屈服。王振便以此下令处死刘球，并把刘球的尸体支解。朝野大臣听说此事，皆不敢上疏言事了。还有驸马都尉石碌，一天在家里责骂佣人太监员宝。王振又有了兔死狐悲的感觉，把石碌投入锦衣卫大牢。英宗对王振的所作所为全部赞同，他还总是称王振为先生不称他的名字，以示尊重。朝臣见皇帝犹如此，只有等而下之，连王侯公主都称王振为翁父，大臣们只能望风便拜，更有无耻者纷纷认王振作干爹。
不过也有宁死不屈服权势的…次，御史李铎碰到王振没有跪拜，就被逮捕，关进监狱，后被贬官流放到辽东铁岭卫服役。还有，大理寺少卿薛是王振的同乡，但他痛恨王振擅权专恣，不和他来往。一次，王振会议东阁，众公卿见王振来到，都俯首揖拜，唯独薛一人不拜。这下可惹恼了王振，遂怀恨在心。后来，北京有位指挥病死，王振的侄子王山欲将其妾岳氏据为已有，但这个指挥的妻子不同意，王山就与岳氏密谋，诬告该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并逮捕该妻交给都察院审讯。薛在审理这一案件时，发现所告与事实不符，即主持公道，为该妻辨冤，又一次触犯了王振。王振听说这件事以后，大怒，立即指使他的党羽控告薛受了被告贿赂，并将薛问成死罪。临刑时，他的几个儿子争着代父受刑，王振的仆人和侍郎王伟也出来为薛申辩。王振一看众怒难犯，只好免去薛的死罪，但仍罢官削职，放回乡里。
权和钱总是连带一起的，王振不仅喜欢权，更喜欢钱，一些人为了升官发财，每次朝会都向王振送礼。更有一些无耻之徒，为了讨好王振，极力帮助王振收礼，并当众公布礼物数目。比如，王佑就曾在众人面前说，某人以某物送给王振，某人没有送礼等。结果送礼者得到提拔，没有送礼者受到处罚。于是，人们纷纷向王振送礼，多至千金，少亦百金左右。时间一久，向王振送礼成了宫中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有人不送礼，也要受到惩罚。比如，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曾建议改建国子监以发展教育事业。但他比较正直，不向王振献媚，不贿赂不送礼，只是依制接待，引起王振不满。后来，王振便以李时勉砍掉国子监前古树的一些树枝为借口，罚李时勉身带重枷在国子监门前示众，李时勉身顶烈日，坚持3天，他的学生一千多人伏阙上书，请求释放李时勉。有个学生石大用上书皇帝，愿意自己代替老师受刑。王振看到奏章后，也感到很惭愧。正好国子监助教李继通过太后的父亲孙忠向太后求情，孙太后便告诉了英宗，英宗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王振见压力太大，便放了李时勉。还有那位铮铮铁骨的于谦，正统十一年1446年准备进京见皇帝，朋友们都劝他给王振带上一点儿礼物，他坚决不同意，两袖清风，来到京城，结果被王振暗地指使其党羽李锡给他加上对皇帝不满的罪名而关进监狱，并判处死刑。后来在山西、河南两省官民进京伏阙请愿的压力下，王振才免了于谦的死罪。王振依仗英宗的宠信，大煽淫威，虐焰之炽烈已达顶点。
王振就是这样，利用手中权力，一面结党营私，大力提拔那些溜须拍马、谄媚逢迎之徒；一面大打出手，残酷地镇压那些反对自己专权和对自己不恭不敬之人。王振则遍受贿赂，又大肆贪污，家中财富越来越多。后来王振败绩，籍没其家产时，仅金银就有60余库，玉盘100多个，珊瑚树高六七尺者20余株，其它珍玩则不计其数，足见其贪污受贿的程度。
王振控制朝政以后，不仅对内党同伐异，大耍淫威，对外也投机取巧，破坏边防，终于招致了瓦刺贵族的进犯。
瓦刺是蒙古中的一部。元朝灭亡以后，一部分蒙古族退回蒙古草原和东北等地。后经朱元璋数次打击，内部发生混乱，逐步分裂为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分。在明朝初期，三部分别臣服于明朝，每年都要向明朗献马朝贡。
永乐以后，在蒙古三部之中，瓦刺部日益强大，宣德时，瓦刺逐步控制了鞑靼，正统初年，又征服了兀良哈，统一了蒙古三部。瓦刺统一蒙古以后，进而想恢复大元天下，统一全国，因而对明朝不断骚扰，成为明朝北方的严重边患。
王振擅权，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刺贿赂，与瓦刺贵族进行走私交易。为了获利，王振让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刺，瓦刺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为了讨好瓦刺，王振还对其贡使加礼款待，赏赐增厚。瓦刺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每年都派出贡使携带着良马等货物到明朝朝贡，明朝政府则根据其朝贡物品的多少，相应地给予回赐。一般情况下，回赐物品的价值要稍稍超过朝贡物品的价值，同时，也要给对方贡使一定赏赐。因此，瓦刺为了获取中原财富，非常愿意到明朝来朝贡。按照原来规定，瓦刺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后来，瓦刺贪图明朝回赐的**越来越大，贡使人数日益增加。到正统初年，瓦刺贡使的人数经常增加到2000余人。王振对瓦刺增加贡使，丝毫不加以限制按数给予赏赐，至使瓦刺的胃口越来越大。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刺首领也先竟然派出2500多人的贡使集团，为了多领赏物，又虚报为3000人。瓦刺贡使冒领赏物，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因王振与瓦刺有勾结，接受也先的贿赂，所以，瓦刺贡使冒领赏物，他都装作不知道。这次，王振却一反常态，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又轻率地将瓦剌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瓦刺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瓦刺贡使没有得到满足，愤怒而归，并添油加醋地向也先作了汇报。也先一听，勃然大怒，立即召集军队，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兵分4路，大举攻明，并亲率一支大军进攻大同。
瓦刺铁骑来势凶猛，迅速向南推进。明朝守卫西北的将士，几次交战失利，急忙向京师请兵救援。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对瓦刺的军事进攻没有足够的认识，以为让英宗亲征，就能把瓦刺兵吓跑。所以，他为了侥幸取胜，冒滥边功，便在明朝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怂恿英宗亲征，让英宗效仿宋真宗亲征的榜样，以便青史留下美名。英宗平日里对王振言听计从，这次听了王振的话，也认为亲征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便不与大臣们商议，轻率地做出亲征的决定，并宣布两天后立即出发。
英宗亲征的诏旨刚一颁布，满朝文武大吃一惊。兵部尚书邝堃和侍郎于谦，力言明军准备不够，皇帝不宜轻率亲征。吏部尚书王直亦率群臣上疏说：‘如今秋暑末退，天气炎热，旱气末回，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不甚充足。况且车驾既行，四方若有急奏，哪能尽快抵达。其他不测之祸，难保必无。万望皇帝取消亲征之令，另行选将前往征讨。‘可英宗听信了王振的话，对众大臣的谏阻，一句也听不进去，非要亲征不可。
王振和英宗在两天之内凑合了50万大军，胡乱配些粮草和武器，就匆匆出发了。当时，与英宗和王振同行的还有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堃、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100多名文武官员，但英宗不让他们参预军政事务，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王振一人专断。此次出征，准备仓促，组织不当，大军出发不久，军内自相惊乱，未到大同，军中已经乏粮。不断有人死亡，僵尸铺满了道路。再加上连日风雨，人情汹汹，还未到达前线，军心已经不稳。一些随驾官员，见到此种情景，再次请求英宗回军。王振一听，大为恼怒，为了杀一做儆百，特罚谏阻最力的兵部尚书邝堃和户部尚书王佐跪于草地之中，直到天黑才准起来。后来，王振的同党彭德清以天象谏阻，王振也不听，仍然逼着大家继续前进。
也先听说英宗御驾亲征，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佯装退却，引诱明军进入大同及其以北地区，然后出其不意，一举击溃明军。
8月1日，王振和英宗顺利进入大同，他们看到瓦刺军队北撤，以为瓦刺害怕英宗亲征，坚持继续北进。邝堃等人深感途中未见瓦刺一兵一卒，未损一矢，并不是什么好兆头，恐怕瓦刺乒有诡计。因此，他再次上章请求回军，提醒王振不要中瓦刺埋伏。王振仍然不听。第二天，王振的同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把前几天前线惨败的情况密告王振，并说，如果继续北进，‘正中瓦刺之计‘。王振听了郭敬的话，才害怕起来，急忙传令，第二天撤出大同。
最初，王振想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退兵，以便途经他的家乡蔚州，让英宗驾幸他的府第，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于是。王振下令取道紫荆关回京。王振未与瓦剌接战，即仓惶退兵，军纪更加混乱。走了40里以后，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改变主意，火速传令改道东行，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这时，瓦剌已知明军不战而逃，急忙整军来追，形势十分紧张。大同参将郭登和大学士曹鼐等向王振建议说：‘自此趋紫荆关，只有40里，大人应该从紫荆关回京，不应再取道宣府，以免被瓦刺大军追及。‘王振不听，一意孤行，坚持折向宣府。
明军迂回奔走，8月10日才退到宣府。这时，瓦刺大军已经追袭而来。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