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是在没有圣旨的情况下迎回了英宗，英宗皇帝终于结束了他一年的北狩，回到了北京。
英宗回到北京，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短暂的仪式之后英宗被软禁在南内，开始了他7年的软禁生活。即便如此，景泰帝还是不放心，他将南宫的大门上锁并灌铅，加派锦衣卫看守，食物由一个小洞递入，就是这点食物有时还被克扣，英宗原配钱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一些女红，派人带出去变卖了以补家用。景泰帝为了避免有人与英宗联系，还派人将南宫的树木全部伐光。英宗就在惊恐与饥饿中度过了7年的软禁生活。
景泰8年，景泰帝得了重病，但是储嗣的问题还没有确定下来，众大臣决定在第二天上朝时进谏，请求皇帝早建储君。谁知就在这天夜里爆发了震惊华夏的“夺门之变”，原来五清侯石亨，徐有贞，宦官曹吉祥等人密谋帮助英宗复辟，希望成功后能够飞黄腾达。
事有凑巧，当时北边传来了瓦剌骚扰边境的战报，于是石亨借机以保护京城安全为名调兵进城，这时忽然天上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众人以为遭到天谴，都非常害怕，徐有贞站出来劝大家不要退缩，众人继续前进，并很顺利地进入了皇城，直奔南宫，石亨派人撞开了宫门，并请英宗登辇，这时乌云突然散尽，月明星稀，众人的士气空前高涨，簇拥着英宗直奔大内。守门的军卒本想阻拦，这时英宗站了出来，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守门的兵卒傻了眼，众人兵不血刃进入了皇宫，朝皇帝举行朝会的奉先殿而来，并将英宗扶上了宝座。这时已是天色微亮，众朝臣已经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众人按序走入奉献殿，可眼前的一切使他们目瞪口呆，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景泰帝了，而是8年前的正统皇帝，正在众人犹豫之际，徐有贞站出来大喊“上皇复辟了”，众朝臣见此，只好跪倒山呼万岁，英宗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景泰帝正在后宫梳洗，听到这个消息后险些瘫倒在地，心知一切都已经完了。
英宗复辟后，改元天顺，景泰帝在一个月后病死，以亲王礼葬在了北京西山。在石亨和曹吉祥的极力劝说下，英宗杀害了北京保卫战的总指挥于谦，是英宗即土木堡之变后的人生又一大污点。
但是天顺朝的政治比起正统朝来，要清明的多，英宗任用了李贤、王翱等贤臣，先后平定了石、曹之乱，社会还是向前发展的，英宗也应算是一代仁君，他释放了从永乐朝就开始被囚禁的“建庶人”（建文帝的儿子），恢复宣德朝胡皇后的称号，下旨停止帝王死后嫔妃的殉葬，他的这些举措被史学界称为“盛德事可法后世者矣”。
天顺八年正月，英宗病逝，享年三十八岁，葬于裕陵。皇太子朱见深继承地位，英宗就这样走完了他复杂的人生道路。
“与朕同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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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祁钰
明代宗朱祁钰（公元1428－1457年），明宣宗朱瞻基次子，明英宗朱祁镇弟，明英宗被瓦刺兵俘去之后继位，在位8年，病中因英宗复辟被废黜软禁而气死，终年30岁。葬于北京市郊的金山口，明朝诸王的墓地。
朱祁钰，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刺兵俘去后奉命监国。面临瓦刺对京城威胁的情况下，于同年9月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浚为皇太子。第二年改年号为“景泰”，是为大明代宗皇帝。
朱祁钰的一生命运多劫。他的生母，本是汉王府邸的一位侍女，这位汉王就是著名的永乐皇帝的第二子朱高煦，在明宣宗宣德年间，宣宗皇帝对叔父汉王朱高煦用兵，御架亲征生擒朱高煦父子，并将汉王宫的女眷充入后宫为奴。在返京途中，宣宗皇帝邂逅了汉宫侍女吴氏，并深深被吴氏的美貌与聪灵所打动，于是吴氏得以陪伴宣宗皇帝直到回京。回京后，由于封建礼教的阻挠，身为罪人的吴氏是不能被封为嫔妃的，于是宣宗皇帝将她安排在了一个紧贴宫墙的大宅院中，并时常临幸，终于，吴氏珠胎暗接，为宣宗生下了次子，取名朱祁钰，这就是后来的景泰帝。吴氏也因此被封为贤妃，但继续住在宫外。明宣德八年，宣宗病重，派人将朱祁钰母子召进宫，并托付自己的母后张太后善待朱祁钰母子，托孤之后，一代明君架鹤西去，由于时逢皇帝的大丧，无人顾及吴氏母子的身世，他们就这样被大家接受了。张太后也并没有食言，不久就册封朱祁钰为成王，并为他们母子修建了成王府，供他们母子居住。
本来朱祁钰母子可以平静地度过一生，但是土木堡的狼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先是朱祁钰奉命在明英宗御架亲征期间担任监国，后来由于英宗被俘，太子朱见浚（即后来的明宪宗）才两岁，国无长君，成王朱祁钰就被推上了前台，在皇太后的受意下朱祁钰继承了皇位。
早在朱祁钰担任监国的时候，就爆发了关于“南迁”的争论，翰林院侍讲徐呈（即后来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根据天象的变化首先提出了南迁，并得到一些胆小的大臣的支持，但是由于祖宗的宗庙，陵寝都在北京，兵部侍郎于谦当即否决了他的提议，并得到了朱祁钰的支持，朱祁钰非常欣赏于谦的能力与魄力，于谦也很欣赏眼前这位年轻人的当机立断，两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都产生了对对方的倾慕。紧接着发生的午门血案，更加深了两人的这种感情。英宗皇帝宠信宦官王振，搞的整个朝廷乌烟瘴气，大臣凡是有不利于王振者，非死即贬，群臣的心中早已酝酿着一股怒流，终于，英宗被俘，王振被杀，群臣的怨气得以倾吐，众大臣跪在午门哭谏，要求成王惩治王振的党羽，这时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出来阻挡，当即被愤怒的群臣合力打死，成王见状唯恐发生哗变，准备逃走，这时于谦站了出来，他拉住成王的衣袖，对成王解释群臣并不是冲着成王来的，只要成王能够惩治王振的党羽，群臣愿意辅佐成王共图大业。于是，朱祁钰下令将宫内的两个王振的死党带出来，交给群臣，这两人也被群臣当场打死，由此可见王振积怨之深。
朱祁钰在位期间，许多被王振排挤的忠志之士得以重归庙堂，吏制为之一新，他升兵部侍郎于谦为兵部尚书组织北京城保卫战。通州的粮食被抢运进京，京城以及京城周围的防御工事都被加固，于谦还亲自遍练了新军，并放出了石亨参加战斗。同时景泰帝下明诏，各边守将不得私自与也先接触，这样，也先妄图利用英宗骗取明朝财物，城池的计划失败，于是气急败坏的也先率军铺天盖地向京城涌来。由于于谦战前准备非常充分，北京军民的空前团结，领兵将帅作战勇猛，终于在北京城外给瓦剌军以沉重打击，也先不得已退回草原。风雨飘摇的明王朝终于稳定了下来。
景泰朝的政治与正统朝相比应该说是比较清明的，但是朱祁钰在处理英宗与太子的问题上犯了重大的错误，这也导致了他后来悲剧性的结局。朱祁钰在座稳帝位之后，就犯了宋高宗的毛病，不愿迎接上皇回京，生怕会影响自己的皇位，并因此与朝臣发生了一些龌龊之事，这时又是于谦站了出来，他保证上皇归来不会影响皇帝的位子，希望皇帝能遣使去迎接上皇，景泰帝终于被说服，但是他只是派出使者打探消息，并没有提出迎接，谁知派去的使臣杨善随机应变，竟将上皇迎回，生米煮成熟饭，景泰帝也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但即便如此在迎接的礼仪上，朱祁钰也减了又减，将英宗迎回了北京，并软禁在南内。在处理英宗回归的问题上，景泰帝表现的心胸过于狭窄，这也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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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事变
土木堡之变指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败，明英宗被俘事件。
元朝末年明朝初年蒙古分裂为兀良哈部、鞑靼部、瓦剌部三部。其中，瓦剌经过长期发展，势力增强，瓦剌首领也先统一蒙古，并有吞并中原之心。
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7月16日，英宗和王振率50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3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猝应战。瓦剌军四面围攻，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于是明军士兵“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朱祁镇与亲兵乘车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