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就迫不及待讨论儿子该继承谁的事业。大 学甫毕业，21岁的曹文锦便按照家族列具的“训练项目”投入紧张的训练。 他白天去祖父的进出口行实习，晚上便随父亲学习金融课目，曹文锦回忆 道：“祖父、父母望子成龙，我都要累得趴下来。” 曹文锦唯独没有学习航运业。那时执航运业的人士，多是走船出身的 “粗人”，家族不屑让名校毕业的文锦学走船揽货。同时，家族的航运业规 模日微，不可与其他事业同日而语。 如果一切都未发生变化，曹文锦将会顺利地继承庞大的家业。不过， 没有受过大起大落磨难的曹氏，是否能将家族事业光大而成为一名出色的 企业家，尚需打个问号。 人算不如天算，曹家苦心孤诣让曹文锦继承家业，可家业将来是否姓 曹都成问题。 1949年新年伊始，偌大的淮海平原落入解放军之手，杜聿明、黄百韬、 黄维兵团全军覆灭。上海的有钱人如惊弓之鸟，纷纷弃屋丢舍，逃港逃台。 香港《资本家》杂志（1992年8期）称：“1949年，中共兵临上海前夕， 曹家仓皇出走，只带了10万美元南下香港，大致只有当时曹家财产的5％至 10％。当时曹文锦还不到24岁。” 另有不少香港报章杂志认为，曹家带出的资金，只有家产的1％。无论 哪种说法更准确，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曹家是上海的巨富；二、曹家出 走损失不菲。 当时曹家还不认为就蒙受了什么损失，他们只是避避战 乱。以前也曾有过北伐、日侵等战事，曹氏家产仍姓曹，仅破损了一 些坛坛罐罐而已。 曹文锦回忆道： “当初，我们只想着来港避风，为了使属下职员安心，我们（在上海） 的公司如常营业，房地产、珠主以及股票都没有出售或带走，只随身带了10 万美元现金和一些珠宝，希望局势稳定后再回上海。” 靠水生水 无独有偶，赵家来香港的初衷与曹家相同，数十年后，赵从衍回忆南 逃的情形： “当时形势十分混乱，我最初只把香港当作庇护所，逗留半年便会返 回内地，但内战结束后，反观香港却有作为，所以便索性以香港为根据地。” 赵从衍带出的唯一家当是国星轮。国星轮3500吨级，是当时比较大的 海轮。赵从衍便把国星轮当主，作为家庭赖以生存的唯一财源。 逃港的上海人，都说赵从衍是个聪明人，带来一笔“会走动的资产”， 来到香港便衣食无优。 和所有来港的上海人一样，赵从衍陷入人生地不熟的困境。为了揽货， 赵从衍把运费压低，却又遭到同业的谴责。赵从衍见逃港的上海人愈来愈 多，估计一时难回上海，便在港庄册一间华光船务公司，雇用一名粤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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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帮他揽货。 真正使华光船务突飞猛进的，是朝鲜战争爆发、海上禁运。由于战争， 各方急需各种物资，而禁运，把运费抬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至内地及 朝鲜的每吨货物运价竟达150美元！在90年代的今天，同等航程每吨货物运 价只有10—20美元（视货物类别而异）。当年的150美元，相当于今日的1500 美元，两者运价悬殊100倍！ “有船就是印钞机”——当年为朝鲜战争运载货物的船主、货主均这 么说。 然而，利润大，意味着风险大。港府执行联合国决议，对内地及北朝 鲜实行禁运，要闯过香港海关这一关，已是不易。过台湾侮峡，国民党军 队为防解放军攻打台湾，在海峡布水雷。愈接近辽东半岛和朝鲜，危险愈 大，若遇到美国巡洋舰，不是被扣留，就是被击沉。 船毁人亡、为之破产的船东大有人在。 国星轮跑过短暂的险程，盘满钵满的赵从衍便适可而止，开辟至日本 横滨的航线。朝鲜战争使日本经济绝处逢生，由于地理的原因，日本成为 美军的后方基地，日本产业界获得大量的战时特需订单。日本工业化路子 与香港一样，都必须依赖海外的原料市场。远东大闹船荒，国星轮不愁货 源，运费虽比跑“险程”低，盈利仍十分丰厚。 赵从衍把盈利投入购买二手船，渐渐拥有一支可观的船队。到50年代 未，华光船务到日本订造新船，遂步把老船淘汰。 随着船队的庞大，赵从衍渐渐放弃全船揽货经营的单一方式，将一部 分船只租赁出去。赵从衍的做法是：假设这艘船的建造借款是1000万，每 月连本带息要还50万，但月租金收入有100万，除了还本息，还有钱赚，大 约两年赚回一条船。 赵从衍对赚钱锱铢必计，精打细算。他说： “政府规定船只必须每年入船坞接受检查一次，若船员在船只进入船 坞前便维修妥当，船只留在船坞的时间便可由两星期减缩为7天。节省了7 天，便等于多赚了钱，这便是我当船主的生财之道。若船又出了毛病，租 船者便不肯再租，若能准备精干的工程人员解决出现的毛病，让船只得以 继续行驶，问题便可解决。” 华光一日千里，从60年代起，赵从衍成为香港同时也是世界华人三大 船王之一。他与另两大船王董浩云、包玉刚交情甚厚。他们起初都经营散 装货轮，后来逐渐分化。董氏的东方海外专营货柜，为他旗下公司的重点， 同时不放弃油轮与散装货轮。包氏的主力是油轮，散装货轮也颇庞大。赵 氏一直把散装货轮为重点，只有少量的佃轮。 有人问，是不是上海船帮订了君子协议。赵从衍解释道：“这不可能， 私交归私交，生意归生意。在商言商，谁也不会在重大利益上让步。但每 一家的条件与设想不同，结果也不同。” 由于中东战争，油轮是盈利最大的生意。关于这一点，现任华光航业 董事总经理的赵世光，答记者提问时有这样一番解释： “任何会走动的东西都有机会产生意外，但我们公司成立以来，船队 却从未发生意外，原因是我们小心管理避免风险。其中以油轮所涉的风险 较大，万一发生撞船或搁浅事件，船只的原油外泄，问题可不简单。如果 在美国出事，油污赔偿动辄便要赔上百万美元，故此我认为经营小型油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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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妨考虑，例如3万至5万吨的制成品油轮；至于大型油轮，则非要小心 不可。体积较小的油轮即使出事的话，要清洁油污亦不致太难。” 石油运价较低，小油轮只能赚小钱。从这一点，可窥赵从衍作风之稳 健。正是由于他过于求稳，赵氏家族在物业投资上长期裹足不前。 赵氏不断地置船，到70年代，旗下就拥有60艘海轮。那时，香港股市 趋热，成交活跃。以小钱控大钱，律师出身的赵从衍深明其义。 1972年10月，赵从衍成立华光航业集团公司，终于在翌年1月成功上市。 赵从衍将家族拥有的船只，部分注入华光航业有限公司。 70年代中期，赵从衍事业进入顶峰，拥有的船只总载重己逾300万吨， 比许多海洋国家总商船载重量还多（1973年，内地远洋船舶总载重为270万 吨）。赴从衍功成名就，将家族业务交儿子打理，沉醉于搜购玩赏古董。 友人开玩笑地问赵从衍：“购置这么多古董，是不是也是可走动资 金？”赵从衍笑道：“是我喜欢。” 谁都不曾想到，赵从衍的这一嗜好，成为日后拯救华光倾覆的“救星”。 70年代初期，香港房地产如火如荼，赵氏公子跃跃欲试，却遭父亲的 劝阻，“物业搬不走，船才是最最可靠的”——这是赵从衍数十年得出的经 验教训。 70年代末，内地改革开放。赵从衍无比欣慰，又无比懊悔。他抱怨自 己不该老是对政治存有太多的戒心，要不，赵氏家族既是船王，又是地产 王。 鸡蛋哲学 曹文锦与赵从衍同命不同航。 曹家经营航运业已有半个世纪。那都是内河小船，既带不来香港，就 算能带来也派不上用场。这时，赵从衍等一大帮上海船商已风风火火干起 来，相信盈利不少。 “对，就干家族的老本行！投资买船，遇到风波，把船头一调，所有 的资产都随船而动！” 曹家倾其家资，孤注一掷，花80万港元买下1200吨的Ebonol号，这艘 船破旧不堪，造于1908年，有41年船龄。曹家别无他策，家底只剩下一个 月的生活费。那时正闹船荒，曹家在香港无任何资产可做抵押，老船东要 求一次付清船款。 船是会走动的资金——基于这一点，曹家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 幸运的是，船一到手，就有货物待运。曹家积攒下钱，马上又以98万 港元买下1918年出坞的旧船——1300吨级的Eastern Trader号。 曹文锦回忆道，岁尾年检，官气十足的英籍验船官百般刁难，说我们 这两艘船是废铁，不肯发证。我们一家急得吃不下饭，原以为船是会走动 的资金，现在连走的权利都没有！幸好我在圣约翰大学练就一口纯正的英 语，跑船检机构多方求情，才获准航行。 朝鲜战争爆发，曹家财运亨通，两堆“废铁”成了聚宝盆。帝国主义 对中国全面禁运，只要有胆识，就有发大财的机会。曹文锦每每追忆那段 航运的黄金岁月，都抑不住内心之喜悦： “我的事业的转折点正是那个时期，那时150美元付运一吨货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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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载大批特需物资往内地，并兼做入口生意，业务急剧增长。” 大利与大险是孪生兄弟、否则运价不会这么高。当时有多少货主船主 遭不测呢？无统计数据——反正给曹文锦撞上了。 那时，国民党军队为防解放军越海解放台湾，在台湾海峡布水雷。若 绕过台湾岛，不仅船程远，而且风浪大，千吨级的小海轮很不安全。曹氏 船队的元勋Ebonol号通过台湾海峡，触雷沉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