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战风云录(中)- 第52部分

见经传，还只是邵氏艺员训练班学员的王羽，六叔又应允。　　　　　　次年，《独臂刀》公映，一周票房统计，超逾100万，刷新香港电影史　票房纪录！张彻成为香港影坛第一位百万导演（以第一轮票房收入为基数），　王羽则成为第一位百万小生。两位默默无闻的小导演、小演员，一下子荣　登演艺圈大哥的宝座！　　　　　　从1967—1974年，是张彻在邵氏最风光的岁月，他连连推出卖座片《十　三太保》、《大决斗》、《马永贞》、《少林五祖》等片。张彻得大名，六叔获　大利。　　　　　　动作片、娱乐片，成为六叔的两棵摇钱树。　　　　　　某行家说：邵氏能取得惊人的商业成就，是邵逸夫“票房毒药论”的　业果。他还倒过来理解票房毒药。若按照香港三级片的标准，邵氏那些极　度渲染血腥残暴的动作片，也属于票房毒药。　　　　　　　　　　　　　　　　　　　　　　　　　　　　　　　　　　　嘉禾之争　　　　　　60年代中与70年代初，是邵氏的鼎盛期。港产的20部卖座影片，至少　一半是邵氏出品的。邵氏影城摄影棚发展到15座，外景也11个；员工1700　多人，且不计签约的编寻及演员。步行穿越影城，快步行走也得40分钟。　　　　　　有人说邵氏能执香港影坛之牛耳，是因为财力雄厚。此话不尽确切。　在50年代，财大气粗的邵氏南洋电影公司，就在群雄的“封手”下，“苟延　残喘”。　　　　　　如今邵氏的成功，是邵逸夫仿效好莱坞，成功地走了商业电影的路线。　　　　　　与党派有关连的电影公司所执行的路线，都是宽泛意义上的“政治电　影”。他们在香港的商业氛围下，都未能成大气候。尤其是文革时期，左派　电影工作者高擎为政治服务、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大旗，所拍的进步电　影，不为“深受金钱至上毒害”的港人所心动。这种状况，在商品经济欠　发达的内地亦如此，人们并不欢迎政治说教意味太重，而无娱乐性的影片。　　　　　　真正使邵氏感到威胁的，是自由派电影公司电懋。陆运涛走的也是商　业电影路线，在60年代初，邵氏与电懋旗鼓相当，竞争激烈。按照当时的　状态，两者或你死我活；或两败俱伤，让第三者趁隙突几而起。　　　　　　大概是天意安排邵逸夫做香港影坛霸主。1964年6月20日，电懋老板陆　运涛及夫人，在台湾遇到空难。同机罹难的，还有远东银行老板邱德根的　夫人裘锦秋。　　　　　　邵逸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道：“1964年6月，我和陆老板一起去台湾参　加金马奖。台湾方面安排了两个活动，一是去花莲看风景，二是去金门参　观，陆老板去了花莲，我去金门。要是我和陆老板同坐一架飞机，哪里还　有命？”邵氏接下说了一席赞扬陆先生的不朽业绩、高尚品德，以及深为　痛惜的话。　　　　　　邵氏是否真心，就不得而知。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陆氏的死，为邵　氏消除了“心头之患”。从此，电懋群龙无首，每况愈下。邵氏称霸香港影　业，无人与其争锋。　　　　　　谁知太平日子没过几年，后院起火，他的得力干将邹文怀，弃他而去，　另立山头，与邵老板分庭抗礼。圈中人笑道：“这叫作一鸡死，一鸡鸣，吵　得六叔不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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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文怀的出走，与方逸华的受宠大有关系。　　　　　　　《影视巨富——邵逸夫传》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60年代的邵氏影城有所谓的　‘众香团’、‘女儿国’之称。　　　　　　“经邵逸夫亲手捧红的女星一串串、一批批。　　　　　　“邵逸夫整日偎红倚翠，群芳相伴。　　　　　　“由于他绅士般的风度，出众的仪表，不知迷倒了多少女人的芳心。　邵逸夫当然艳福无边，温柔无限。　　　　　　“传闻中的风流韵事，数不胜数。关于他的花边新闻，如滚滚春潮般　荡漾在香港的八卦刊物上。　　　　　　“而影圈中人则言之凿凿，煞有其事。　　　　　　“但邵逸夫对香港影视界的大才子黄沾这样说：‘我风流而不下流。’　　　　　　“此话出自邵逸夫之口，相信可圈可点了。”　　　　　　众女之中，最受宠的当属方逸华，方逸华并非那种万般风情的女子，　她是女强人。　　　　　　方逸华祖籍广东，1931年生于上海，母亲方文霞是30年代上海“舞国　红星”。方逸华随母姓，无人知道她父亲是谁。40年代末，方逸华随母来新　加坡发展，1952年认识邵逸夫，那时的方小姐是歌舞厅的歌星。邵老板是1957　年赴香港重创事业的，在狮城期间，邵方两人，如胶似漆。　　　　　　邵老板来港，不久，方小姐也来港做英国　（香港）百代唱片公司签约　歌手。1965年，方小姐还为邵氏公司出品的《小云雀》一片作客串演出。　　　　　　邵氏公司第二号人物是制片主任、宣传部长邹文怀，员工凭他签的单，　就可去财务报帐。六叔器重邹文怀，觉得他非池中之物，有“策反”野心。　原因是邹文怀等一群意气相投的骨干，嫌影城食堂伙食不好，午餐就到负　责冲印及器材的总工程师赵耀俊家去吃，员工称其为“午膳俱乐部”。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即便邹氏等人不去赵家午膳，作为影城君王的　六叔，疑心稍重，也不会放心让邹氏代他长期行使大权。于是到1969年，　六叔拉方逸华正式加盟邵氏，让她处一人之下，千人之上。邹文怀签的财　务报单，需经方逸华重签，方可拿到钱。邹文怀作出的制片计划，处处受　方逸华的制约。　　　　　　邹文怀窝了一肚子的人，在赵家午膳时，向同僚宣泄。午膳俱乐部的　人本无策反之心，现在形势逼迫，真的就谈论起另立门户的大事。　　　　　　受内地文革的影响，员工把邹文怀一伙称“造反派”，把方逸华一派称　　“保皇党”。两派明争暗斗，分外热闹。员工中，有做骑墙派的，有做逍遥　派的，还有做告密党的。　　　　　　1970年初夏，捕捉到邹氏“谋反”讯息的邵逸夫，拿邹文怀开刀，炒　了邹氏的鱿鱼，6月，邹文怀离开邵氏，带走数个“死党”——何冠昌、梁　风、赵耀俊等，另创嘉禾公司。原先追随邹氏密谋的导演、演员人数不少，　实际投奔嘉禾的寥寥无几，武星王羽便是其一。　　　　　　王羽为嘉禾拍了《独臂刀大战盲侠》一片。马上引发官司，邵氏状告　嘉禾，控其抄袭了邵氏《独臂刀》一片（主角为王羽饰）。邵逸夫特地从英　国请来大律师代理，圈中人道：“六叔这下非把邹文怀置于死地不可。”　　　　　　双方对簿公堂，唇枪舌剑，厮杀得比《独臂刀》的打斗场面还紧张热　烈。邵氏与嘉禾第一场纷争，结果却是邵氏败诉而落幕。　　　　　　圈中人又道：“嘉禾只是一时取胜，嘉禾人寡财薄，怎敌老牌帝国邵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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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六叔吹一口气，也会把嘉禾吹散架。”邵逸夫也以稳操胜券的口气对　手下说：“凭嘉禾七八个人，几支破枪，成不了器。”　　　　　　他们都低估了邹文怀。　　　　　　邹文怀40年代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追随邵逸夫多年。他熟悉邵氏　的制片原则与操作方式，也看到其中的不足。邵逸夫是仿效好莱坞鼎盛期　的模式，而到60年代，在电视的冲击下，好莱坞各大公司均陷入危机，不　得不采取制片人的方式。进入70年代，香港也开始出现电影危机，独领风　骚的好岁月行将结束。邵逸夫仍陶醉在辉煌的往昔中，邹文怀却未雨绸缪　——率先推行制片人制度。　　　　　　有人说，邹文怀采取制片人制度，是财力不足逼出的。这也算其中因　素之一。　　　　　　所谓制片人制度，就是谁投资，谁将享受该片的权益。邹文怀的方式　很灵活，可全资，也可合资，嘉禾出厂标并主持摄制。掌握影片生杀大权　的，不再是制片公司老板，而是金钱。影片的权益划分，按双方出资出力　的多寡而决定。制片人制度现在早已盛行于港台，内地的相当一部分影视　剧的产生，也得益于制片人制度。　　　　　　制片人制度，解决了制片公司经费匮乏的矛盾，也减少了风险。　　　　　　嘉禾人少心齐，惨淡经营，最初搞的几部影片，大都业绩平平。　　　　　　真正使嘉禾起死回生的，是李小龙的加盟。　　　　　　李小龙是从港赴美的留学生，从小喜好武术，在美国西雅图、洛杉矶　开武馆，独创快捷凶猛的截拳道，并掀起西方的功夫热，有东方功夫大师　之称。　　　　　　李小龙另一大爱好是拍电影，想做好莱坞动作片的大明星。但他仅主　演过一部电视剧《青蜂侠》，在电影中做了一些跑龙套的无名角色，怀才不　遇，郁郁不得志。　　　　　　由友人的牵线，邵氏与李小龙都有合作的意向。李小龙开出自己的条　件，每部片酬1万美元。邵逸夫算盘一向极精，认为李小龙漫天要价，只肯　出2500美元。并吩咐手下的人，叫李小龙自己来，一切都可安排。邵逸夫　并不认为丰小龙有多么了得，他是香港的影国帝王，怎容得还称不上明星　的武师在他面前摆架子。　　　　　　邵氏“店大欺客”；把李小龙惹火了，宣布不跟邵氏拍片。　　　　　　邹文怀慧眼识珠，认为李小龙是一块埋没干草莽的璞玉，只要稍加琢　磨，就可熠熠生辉，于是派女干将刘亮华赴美游说李小龙，嘉禾出的片酬　是7500美元，低于李小龙最早开的片酬，但远高于邵氏的出价。这么高的　片酬，对在好菜坞呆过的李小龙算个小数，可财力紧张的嘉禾，已下了血　本。　　　　　　1971年夏，嘉禾与四维公司两家合作，李小龙主演的　《唐山大兄》在　泰国开机。10月推向市场，即轰动全港，李小龙一夜间成为功夫巨星。该　片在香港连映三星期，创下350万的全港影院票房最高纪录！远把邵氏的最　高票房纪录抛在后面，六叔大跌眼镜。　　　　　　1972年3月，嘉禾又推出《精武门》一片，最初两周的票房收入已逾400　万，比《唐山大兄》19天的纪录还高出50多万港元。《唐山大兄》与《精武　门》两片还风靡日本、台湾及东南亚等地，创利之巨，无片能及。邵氏的　员工，私下埋怨六叔，说六叔大意夫荆州，放跑李小龙，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