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包玉刚决定离开日伪统治的上海，去昆明续职。华东中南的许多 地方被日军占领，火车不通。去昆明只有绕道香港。 包玉刚先回了一趟宁波老家，新婚妻子黄秀英坚持与丈夫同行。从1939 年到1949年，夫妻俩相濡以沫，一起度过10年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岁月。 这是包玉刚第一次到香港。秋高气爽，夫妻俩乘坐香港最有特色的交 通工具山顶缆车登上太平山顶。碧蓝色的维多利亚港，舢舨与海轮穿梭进 出，卷起一道道白色的波浪。眼下的情景，又与在宁波所见到的大不一样。 船与海的概念，又一次深深印在包玉刚的脑海里。 包玉刚到昆明不久，便派往衡阳，任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保险部主 任。后转到工矿银行，任衡阳分行副经理、重庆分行经理。 1945年，抗战胜利。包玉刚被派往上海接收日本帝国银行资产。经改 组后，在原址设立上海市银行。才28岁的包玉刚被任命为业务部经理，次 年，包氏又被提升为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仍兼业务部经理。包氏年轻有 为，深得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钱大钧、副市长吴国桢赏识。 包玉刚一家住在安亭路20号一幢洋房里，家中有舞厅、钢琴，包氏有 银行配给的专车。几十年后，包玉刚女儿去故居探望怀旧，发现里面竟住 了5户人家。 包氏收入不菲，生活舒适。但此中的滋味，只有包氏心底最清楚。通 货膨胀，挤兑风潮一波高似一波，国家银行成为市民戟指唾骂的对象。包 氏殚精竭虑，想透过银行的作用维护社会的安定。但此时国民党大势已去， 民心下稳。战后第二任上海市长吴国桢说：“有包玉刚在，银行就能正常运 作。” 1949年新春，包玉刚向行长提出辞呈。市长吴国桢没强行挽留，只要 求包玉刚等到2月份。 3月初，包玉刚携妻子女儿乘机离开上海。 包玉刚是国民党政府官办银行的要员，得到前后两任市长的器重与提 拔。包玉刚感激这些上司。但对国民党抱有看法。当时军政人员大都随闰 民党政府去台湾，包玉刚却去了中立区香港。 国民党败退内地，中断了包玉刚在金融界的仕途。这成为日后包氏在 香港商界施展身手的契机。 择业之惑 包玉刚来港，正值“难民”潮的高峰。香港收复后，人口增长很快， 但房屋并没建多少。现在一下子涌来这么多人，房荒愈加严重，不少“难 民”或住在临时帐蓬，或露宿骑楼下。 包玉刚一家算幸运。父亲包兆龙在去年就在西摩道租下一个单位，约 百多平方米，月租450港元。用租不算贵，因为港府对房租有限制。但实际 上政府的法例不起作用，人多房少，顶手费成了公开的秘密。包兆龙另花 了2万港元的顶手费。一年后，这2万港元还算便宜的。 包兆龙还有个先见之明，来港前就把家中能变卖的东西全卖掉，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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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美元，估计值数十万港元。 父子俩都是生意人，深知坐吃山空的至理名言，因此，生活十分悭俭。 包玉刚已逾而立之年，当仁不让挑起养活一家三代人的重担。他对银 行业轻车熟路，首选的职业当然是银行职员。那时的香港银行，除了洋行， 就是粤行，得精通英语、粤语。包玉刚英语不太熟练，粤语则一窍不通。 包玉刚作过试探后，便泯灭这番念头。想到数周之前，自己还是上海 大名鼎鼎的银行家，到香港，谋个银行差事都不易，心中不免戚然。不过， 这也使包玉刚更清楚认识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免费面包，一切得靠 自己努力。 包氏父子决定搞能进能退、见效快的进出口贸易。此时，包家的上海、 宁波朋友常聚一块，商议生计与出路问题。其中两位在上海银行的旧同事 与包玉刚意见相同。于是大家合起来成立一家四人联合公司。 寻找写字楼千辛万苦。正好一家公司在皇后大道中华人行租了一套写 字楼，后又付不起房租，便挤出一小间给包氏四人公司。包玉刚曾回忆道： “四人挤一起，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一个人要开抽屉，另一个就得站外 面去腾出空位。”四人公司寄人篱下，连挂牌子的地方都没有。 如不是包玉刚日后成为商界巨擘，当时及以后的普通香港市民，永远 也不会知道曾有这么一间四人公司存在。 他们默默无闻地做中国的土产买卖，生意还算顺利，但都是薄利生意， 未显示出大的突破。 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联合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 运。这对香港经营内地生意的英商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对与内地有千 丝万缕联系的华商来说，又是天赐的发财良机。 并不是所有加入偷运“违禁物资”到内地的人都一夜暴富。像霍英东 这样，由布衣一跃为巨富的算异数。一部分人赚得盘满钵满；一部分人小 本微利；还有一部分人船倾货淹，甚至断送性命。 因素是多方面的：运气、胆量、航线、货色。一般说，航程愈远愈赚 钱，于是就有人九死一生，把船开到辽东半岛与朝鲜；同时，违禁的物资 中，与战争愈密切，暴利愈大。 银行家素来保守稳健。四人公司的四位老板，都出自银行业 （包兆龙 在沪开钱庄），作风难免保守。他们从欧洲购进化工原料、铸铁锭、轮胎等 一般性的战略物资，通过第三国或中立区澳门再卖给别的商人。其他商人 装船运往内地，与有关部门发生直接关系。显然，盈利大的是后一类商人， 但风险也大。 包玉刚等人不求暴利，但求平安。由于量大，赢利也比较可观。 朝鲜战争结束，这种“猪笼入水”的生意嘎然中止。 四人公司便改做民生生意，从台湾购来食糖；再交一间公司卖给内地。 朝鲜战争期间，由于业务的扩大，包氏家族的成员不断加入公司。人 员扩充了，生意却缩至食糖一项，包氏父子都非常焦急，于是就萌生出去 内地开辟生意渠道的念头。 包玉刚在上海市政府的银行做过“大官”，包兆龙决定自己去，以民间 商人的身份重访上海的商界朋友。到了上海，那些老友噤若寒蝉，唯恐避 之不急。 包兆龙说好了一有好消息，马上与家人通电讯。连等几星期，包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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杳无音讯，一家人都十分焦急，又不敢贸然去上海。 包兆龙终于一脸沮丧回到家里。原来他被有关部门扣留下来，要他交 巨额的税款。他带去做生意的钱都放下了，靠亲戚的资助才能回来。 “这么说来，内地不需要我们跟他们做生意了？”包兆龙三子包玉星 问道。 “恐怕很难，内地在搞运动，乡下的地主被分了地，城里的商人日子 不好过。三反五反，我认识的好些个厂商店商，都倒了大霉。唉，也怪他 们自我，被查到偷工减料，以劣充优。做生意还是规规矩矩为好。” 最初来港的上海人，仅仅把香港当作避风港。有的想方设法去欧美等 国；有的想等内地局势安稳后，重返内地。像包兆龙这样遭遇的人不少， 有的一去不回。 这样，想回内地做生意是无望了，只有把香港做永久根据地。那么， 该做什么好呢？ 公司离海边不远，包王刚喜欢工作之余到海滨散步。望着进进出出的 海船，包玉刚想起幼年第一次看海萌发的航海梦想，不由想起来香港投身 航运而发迹的上海人，一个念头从他脑海划过： 对，从事航运业！ 包玉刚的构想在家中掀起轩然大波，包兆龙坚决反对，连朋友也觉得 不可思议。 朋友劝阻他，航运虽然盈利丰厚，但正如古人所说，水能载舟，也能 覆舟。海上风浪无常，风险极大。 父亲说，生意场有句警世明言：“不熟不做”。你对航运了解多少？香 港的航运公司有几十家，有的从祖辈起就是搞航运的，财大船众，经验丰 富，你竞争得过他们吗？一条船动辄数百上千万元钱，一遇不测，钱就白 白丢进水里。哪里有做陆上的房地产生意牢靠？ 包玉刚的理由是：船是可以行走的水上物业，而陆上物业是死的。大 平盛世，船可运货赚钱；遇到局势动荡，可起锚远走。我们到英国保险公 司投保，即使没赚到钱，也不致于血本无回。 根据权威杂志对经济形势的预测，战后经济迅速恢复，至少20年不再 会有世界性的战争，世界经济将会有大的发展与繁荣。船的作用愈来愈重 要，船东若赚不到钱，只能怪自己无能。 现在内地搞自给自足的经济，连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都 封港，香港的地位将分外突出，世界来远东的货物都将云集香港，只要有 船，就不愁没生意做。并且，不一定走与香港相连的航线，有海的地方， 都可以走船。 包玉刚摆出种种理由，终于说服了父亲。这一年，包玉刚37岁。 旱鸭下海 包玉刚通过他人的介绍，飞往伦敦，会见会德丰公司总裁马登，期望 得到马登的支持，借一笔款买船。身材魁梧的马登先生，把眼前这位身材 矮小、不知天高地厚的东方人，大大地奚落了一番。 “我一定得买到船！”碰壁后的包玉刚，坐在飞机上暗暗发誓。没有不 动产作抵押，也找不到财力雄厚的人担保，唯有一条路是自筹资金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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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兆尤对儿子从事航运业顾虑重重，但又为儿子的决心所感动，全力支持 儿子买船。包氏父子经多方等措，筹集了20万英镑 （折美金77万元）现金。 包玉刚从香港船舶经纪公司获悉，英国威廉逊公司有一艘旧船侍售， 要价22万英镑。 还差2万英镑，怎么办？家中连稍值一点钱的东两全变卖了，亲戚朋友 中，稍有一点财力的，都出了钱集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