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后四年里，克里一家过着那种最典型的华盛顿公务员的家庭生活：按时上班，关心局势变化，和家人在饭桌上讨论着国家政策和权力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理查德·克里升迁很快，1951年就职于美国国务院联合国问题办公室，在那里又工作了三年。
克里的家庭成员后来回忆，由于年轻的联邦参议员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声名鹊起，全家从马萨诸塞搬到华盛顿时有一种额外的激动心情。肯尼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海军巡逻艇上服役，1946年当选为联邦众议员，1952年当选为联邦参议员。约翰·克里正是在华盛顿居住期间耳濡目染了政界的各种事情，这些都是他父亲和肯尼迪亲身经历的。
卡梅伦·克里说所有这些都对他的哥哥约翰有重大影响。
“我们餐桌上的谈话离不开华盛顿的各种政治事件——爸爸在政府任职，我们都很关注总统大选，支持约翰·F。肯尼迪，他也是个天主教徒，和我们祖先一样来自马萨诸塞，他的一切都让我们有深刻的共鸣。”卡梅伦说，“我想正是这种谈话促使我哥哥约翰开始主动关心政治。”
1954年，约翰·克里1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理查德·克里接受了美国政府委任他在西柏林的工作，在那里他担任美国驻西柏林律师，并就一系列法律问题提供建议。错过了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理查德现在要举家迁往冷战中心。这将对年轻的约翰产生长远的影响。
当理查德一家迁往柏林时，战争留下的废墟已经基本被清理了，可城市的毁坏是无法弥补的。人们似乎认为美国及其盟军导致了大多数破坏——不过自由需要代价，柏林的居民不得不为此承受许多年的痛苦。“当我父亲驻欧洲时，美国仍然（被认为）是欧洲的解放者。”卡梅伦说，“这是马歇尔计划的时代，在欧洲，你几乎每走一步就会遇到一幢建筑物，墙壁上镶嵌着一块瓷砖写着：‘此建筑是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重建。’被侵略国家的人们仍然会屈辱地回忆起纳粹的铁骑开进欧洲，他们被迫夹道向侵略者敬纳粹礼，这些记忆还很鲜明，伤疤自然也还在隐隐作痛。”
战后，没有一个城市像柏林这样凄惨：整个城市几乎沦为废墟，无言的断壁残垣提醒着人们战争的残酷。柏林被分成东西两部分，在西柏林的居民或是美国人只要踏过分界线就会被苏联军队逮捕入狱。
所有这些景象都强烈震撼着小约翰，当时他还是个孩子。他时常想分界线的那一侧会是什么样？一天，为了满足强烈的好奇心，他跳上自行车，骑车到了东柏林。“那时我12岁，”克里说，“很有趣，那可以说是一个冒险。我记得看到了希特勒的碉堡。我的自行车是我逃离父母惩罚和其他所有坏事情的最好帮手。”
他的父母很不高兴。万一克里在东柏林被捕入狱，这就可能导致一场国际纠纷，让他处理法律事务的父亲陷入尴尬境地。但是克里仍然以这段经历为荣。“我骑着自行车穿过勃兰登堡门，看见了一些与我同龄的孩子永远也看不到的东西。”
不过理查德夫妇显然认为，把约翰送到国外寄宿学校对儿子的教育和将来更有益。理查德·克里经常在欧洲各地参加有关北约组建的会议，经过实地考察，理查德决定把小克里送到瑞士的寄宿学校。这并不是抛弃了亲骨肉，可当时小克里确实有这种想法。该寄宿学校叫蒙大纳，位于苏黎世附近的楚格（Zug），引人注目地坐落在一座小山上，俯视着山脚蓝宝石般的湖泊。楚格蒙大纳学院（Insitut Montana Zugerberg）建于1926年，原址是舍恩弗大饭店（Grand Hotel Schonfels），校内建筑富丽堂皇。克里对瑞士的乡村美景陶醉不已，可是独自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又感到强烈的孤独。在随后的七年里，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度过：假期结束后他的父母把他送到学校，他要在一群竞争激烈的富有贵族子弟中重新适应新生活。对他来讲，克里的父亲似乎总是一个遥远的形象。“我的父母人格高尚，对我宠爱、关心，但他们却总是不在身边。”克里回忆道。
克里感到父亲的形象很遥远，这不仅仅由于地理原因。理查德·克里一直对父亲的自杀郁郁寡欢，而他的姐姐米尔德里德后来也由于癌症病逝，这更让他伤心不已。“我父亲对他的姐姐和父亲的离去非常痛苦，很气愤，不愿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似乎与我们都很遥远。”
这种遥远感在1956年9月变得更加强烈了，当时理查德夫妇决定继续住在欧洲，而送儿子约翰·克里回到祖国马萨诸塞上寄宿学校。理查德夫妇为儿子选择了牛顿的费森顿学校（Fessenden School in Newton），这是一所男校，以其著名的校训而闻名：“勤奋战胜一切。”该校要求学生上课时穿西装，打领带，遵照严格的学校标准，但也有很多运动和比赛时间。“我似乎总在搬来搬去，总在对朋友说再见，”克里回忆道，“这难免会对人产生什么影响，尽管不是很大。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也经历我这种漂泊的生活。”
克里最喜欢暑假，他可以逃离这个死板的、与世隔绝的贵族学校。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克里几乎都在水边度过，或是徜徉于科德角（Cape Cod）的海滩，或是在挪威的海湾凭海临风。他父亲1957年出任位于奥斯陆的美国驻挪威使馆的法律顾问。
在学校，克里认识了许多志趣相投的伙伴。他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叫做理查德·潘兴的男孩，他们的友谊从日后来看无疑是最重要的。像克里一样，小潘兴也在瑞士上过学，他的祖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指挥在欧美国远征军的陆军参谋总长、赫赫有名的约翰·约瑟夫·潘兴，绰号为“铁锤”或“黑杰克”。他们家族对于美国确立在世界上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克里与潘兴几乎形影不离，一起做游戏，一起谋划未来，也许还谈到了在战场上带军立功。1957年，他们一起从费森顿毕业，各自进入不同的相当于高中的预备学校，这两个好朋友仍然保持密切联系。两个人的新学校都在原来学校的北面，约有一小时路程，潘兴进了飞利浦·埃克塞特学院，克里则进了康科德的圣保罗学校。
青年时代青年时代（3）
表面上，从母亲这方面的福布斯家族和温斯罗普家族来看，克里是个蓝血贵族后裔，似乎来自收入更高的家庭；而潘兴的家庭背景似乎不那么煊赫。事实上，沃伦·潘兴要比克里的父亲富裕得多，理查德的官职一直没有超过中等外交官的职位，而沃伦·潘兴则是华尔街著名的潘兴股份公司的高级合伙人。
克里进了圣保罗学校，但并不是父亲提供学费，而是由他的婶祖母、没有子嗣的克拉拉·温斯罗普慷慨地提供费用。她在海边曼彻斯特拥有一处豪华房产，内有保龄球道等设施。温斯罗普主动提供了克里在预备学校的大部分费用，这让囊中羞涩的克里夫妇可以把儿子送到昂贵的贵族学校。“有一个钱多得没处花的婶祖母真是太好了。”克里回忆道。在今天，这样的大礼约为每年3万美元。
“我们家并不富裕，”克里的妹妹戴安娜说，“当然我们家族中有一些富人。我们从没有孩子的婶祖母那里受惠。我父亲只有政府给的薪水，我母亲有一些继承的财产，但数目并不大。”
在瑞士和马萨诸塞的寄宿求学经历让克里很快就适应了圣保罗学校，这个学校更是个精英云集的地方。圣保罗学校于1856年建校，以宗教准则为建校宗旨，其100年的办学历史都体现了“世俗和神圣的完美结合”。学校的校训是圣哲罗姆的名言：“学习尘世间的一切，天堂里继续体验真知。”
圣保罗学校是美国新教圣公会的学校，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非新教的天主教徒，克里有时候必须离开学校去参加天主教会活动。（该校于2002年聘请了第一个天主教学校牧师。）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克里都很与众不同，比如他在这个共和党人控制的学校里居然疯狂地崇拜肯尼迪。
在接受精英教育的这几年，克里对严格的学术要求丝毫没有感觉到困难。克里对这所学校非常满意：校园占地2000英亩，葱茏高大的白皮松环抱着一个小池塘，树木掩映中可见新哥特式的尖顶建筑，与牛津建筑风格相呼应。学生们都绅士风度十足，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在伊丽莎白式的餐厅里进餐。这所学校当时只招收男生。清晨早餐后，学生要在8：10分做强制性的礼拜。随后课程从早8：30一直到下午1：30，下午是体育课和运动时间。4：50到6：15还有两节课，晚餐后则是家庭作业时间。当时，该学校是从八年级到十二年级，克里在那里整整度过了五年。“那些日子孩子们被非常严格地管制，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克里的英文老师赫伯特·丘奇说。他曾在圣保罗学校任教27年。
克里进入圣保罗时是个矮矮胖胖的男孩，当时的照片几乎和后来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几年后，他的个子迅速长高，才和现在的样子有几分相像。后来他是校园里最高的男孩，令他高兴的是，他的高度让他在体育场上出尽风头，尤其是曲棍球和足球。他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冬天在校内池塘平滑如玉的冰面上迎着风轻盈地滑冰，此时他就像一只自由的、翱翔于天际的小鸟。
克里已经在家庭餐桌上耳濡目染了多年时事辩论，早期又在寄宿学校度过了几年，所以在圣保罗，他迫切渴望能有一个辩论的舞台，于是他发起成立了约翰·温纳特社团（John Winant Society）。该社团以新罕布什尔州前州长的名字命名，他当时仍然每天出现在媒体上评论当天大事。克里记得他曾经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