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农业经济不仅生产剩余的农产品不多。就是有剩余的农产品生产出来，也是分配不当的——很少甚至根本不把它投资到改进生产上去。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关系一般是很复杂的；租佃制、分成制以及形形色色的债务关系交织一起。地主土地一般是小规模的，叶陌连绵的大庄园为数不多。大多数农民很可能是独立的自耕农，根本不是佃农。可是他们苦于土地过少或资金缺乏，因此在紧迫时容易受那些略有微额余资的小规模地主高利贷者的盘剥。据一位谨慎的美国学者估计，中国地租占农作物收成的45 ％到60 ％ ，还不算其他开销。农民普遍欠债，而农债的一半或更多可能是用于非生产性开支的，如买粮食，清旧债，或遇婚丧大事，囿于社会习俗，不得不花钱张罗招待。
南京统治10 年间，政府对农村缺乏大规模援助的情况，因私人方面日益普遍关心“农村建设”而突出地表现出来。当时制订了许多计划，选定一些地区来研究那里的农民生活，另外还拟定了推广识字教育和改善生活水平的措施。如詹姆斯？ 汤姆森所指出的，基督教教会在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上带了头。西方人最熟悉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部分资助的在华北定县的实验，由生气勃勃的基督徒晏阳初博士领导这项工作。政府在南京附近小心翼翼地展出了一个模范县。这方面最有意义的先驱工作也许是学者梁漱溟在山东搞出来的。梁曾被盖伊？ 阿利托确切地称为“最后的一位儒家”。从根本上说，这都是些改良工作，目的在于给农民一些公民教育，提供一些公共卫生服务以及改进栽培作物和饲养牲畜的科学技术。
从事农村改造运动的人不久发现，经济生活问题的根子深深地扎在社会和政治制度之中。要实现任何一种西方式的民主，必须首先提高生活水平。但提高生活水平又有赖于社会变革。例如，在定县试行的科学改革所需要的经费大于农民所能提供的数额，而成立农民组织以支援当地改进工作，又须经官方批准。改良农作物会引起地租和土地租佃期的问题，增加识字人数则可能使人民大众更多地发出不平之鸣。
总之，对中国农村旧秩序的任何一方面进行任何一项真正的改革，都意味着整个制度的根本改革。中国农村问题影响深远，要求改革的压力又很大，因此一些改良的行动似乎很可能会触发一种导致革命的连锁反应。
第11章 共产党的兴起
毛泽东生平的一些简单事实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在一个4 亿人口的广大国土里，一个28 岁的人和其他十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政党并在其后50 年取得了政权，组织和改造了人民，改变了山河——历史上没有见过比这更伟大的成就。亚历山大、恺撒、查理大帝、欧洲所有的国王、拿破仑、稗斯麦、列宁——没有一个前人的成就比得上毛泽东，因为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古老这样大。
事实上，毛的成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除非我们注意到那些在他一生事业中达到顶点的几股潮流：第一，中国人民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对西方人然后是日本人人侵，所作出的反应中有了新的高涨；第二，上层文人掀起了领导农民大众改善生活的运动；第三，苏俄通过共产国际输人了它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其中包括统一战线的策略。孙中山只是在他事业的晚期、即他死前二年的1923 年，才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毛和他的同僚们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开始他们事业的。他们开创工作时还得到国民党的帮助。
头10年的起伏多变
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有奇特的相似之处。国民党作为同盟会的后继者成立于1912 年并接着受到袁世凯的排斥，在其后的10 年大部分时间气势暗淡，只是在它成立了16 年才开始执掌政权。中国共产党在1921 年成立并于初期力图取得对国民革命的控制权后，1927 年的分裂把它逐出城市，赶进华南的丛山峻岭。它的最终胜利是在22 年之后取得的。它在野时进行了长期的夺权准备。
初期的国民党领袖和共产党领袖在社会出身上不如在籍贯上有那么显著的差别。孙博士的追随者是城里人，他们往往出身于商人家庭，因而出身于沿海大通商口岸、特别是广州。共产党里有较多的人来自农业地区，特别是来自长江流域中部。后来，共产党补充了真正农民出身的领袖，而国民党却没有。他们之间的一个主要差别是年代上的。国民党的创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旧时代成长起来。共产党人则属于战时和战后完全不同时代的几代人，对新的压力和新的思想十分敏感。参加共和革命的老一代人注定只能完成一半事业，而把现代中国可能做到的变革留给较年轻的一代更彻底地去完成，那是不足为奇的。
共产主义的吸引力。中国过去有若干方面便于共产主义的进人。儒家的传统使现代学生感到他是优秀学子的一员，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原则，因此有权而且义不容辞地应该起来领导公众事务。官僚阶层垄断了一切公开的政治活动，这种独裁主义的传统自然迫使反对派只能暗中组织运动。过去的叛乱通常都曾从空想的或救世的学说（通常来源于佛教，但在太平天国方面则带有伪基督教的性质）中汲取鼓舞力量。一般人在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有旧家庭制度给每个人撑腰，而造反者则从结义弟兄的身上找到了代替家族的支持。中国的民间故事和文学里常常讲一些为救援被压迫者而仗义行劫的传说。
中国现代生活的经验加深了这种传统趋向。由于农民的经济困难日益显著（即使事实上没有不断恶化）； 人们自然认为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来进行补救。这项工作对个人来说十分艰巨，必须首先由当权者负起责任——这一切意味着必须实行某种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 … ism ）。孙逸仙已经模模糊糊地指出了这个方向。然而，正如唐？ 普赖斯所指出的，1911 年以前俄国的榜样曾经鼓励中国人民对革命发生兴趣，而不是具体地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在中国，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从一开头就是共产党的专利品。在共产党之前，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本着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精神传播社会主义信条。对于那些向往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来说，他们除非参加列宁主义政党，没有别的出路。
中国任何一个爱国志士的政治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件大事，是无孔不入的外国势力即“帝国主义”，而列宁主义最后也给帝国主义作了一番解释。当马列主义的历史观认定地主和军阀这一对十恶不赦的孪生兄弟是“封建主义”时，许多人就觉得这种历史观完全适用于中国，值得他们相信和信仰。它宣称是“科学的”和绝对“现代”的。它可使中国洗雪近代所受的耻辱，越过普遍发展过程的资本主义阶段，如愿以偿地跻身于世界各国的前列。党将为忠实的信徒作好准备。一个新中国将由此诞生。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像他们同时代的日本同志那样，第一步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着重挑选那些最适合他们国情的内容。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曾是毛泽东的老师，是个积极的行动主义者，他相信人完全有能力改变自身的环境，或者用莫里斯？ 迈斯纳的话来说，相信“人类的良知有塑造社会现实的本领”。这种唯意志论加上强烈的爱国热情，以及对中国人民——农民——作为潜在革命者的深信不疑，成为毛泽东的典型信条。
另一方面，在日本侵华战争有助于使共产主义运动重振声势之前，有一些原因使这个运动受到遏制，几乎被镇压下去。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在南京为它的新政府罗致了埋没的人才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另一个原因是国民党的镇压措施杀戮了成千上万的左倾青年。但运动迟迟没有进展的最根本的原因也许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以后简称中共）本身，以及莫斯科共产国际决策人所指示并获得中共赞同的以城市工作为主的正统方针。罗伊？ 霍夫海因茨评论说，早期中共“没有及时地重视农村工作”。如果我们追溯党的路线在早期的变化——按“历史规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选择盟友和孤立敌人，同时又保持基本目标不变这种巧妙的手段——上述情况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共产国际的困难。1920 年，在共产国际特派员吴廷康（Gregroy Voitinsky ）敦促陈独秀召集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混合小组组成共产党之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把他们锻炼成为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他们很早就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但正如韦慕庭（C？M？Wilbur ）所指出的，他们的党员人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满10 阅人，直到1925 年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反帝情绪的高潮，党员人数才增加到10 倍。国民党人数较多这一点，加剧了共产党经常存在的一个问题：怎样根据理论原则来抓住政治机会，从而避免陷入纯属无原则的机会主义。由于共产党需要有合理的灵活性以及有理论根据的见机行事的态度，党的路线就成为很值得研究的题目。
中共开头便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家）以及其他反动阶级（军阀、封建地主等）。他们在1922 年6 月（党正式成立后一年）的第一次宣言中呼吁成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军阀，而在这统一战线中，中共将代表工人（他们像马克思那样，认为一个党能够确实成为一个阶级的喉舌）和贫农，而“民主政党”（国民党）将代表资产阶级分子。
这个观点违反了列宁早期的决定，即中共必须通过现有的革命运动来进行工作，而不应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冒败亡的风险。于是共产国际不久就宣布：国民党确实地、而且完全破格地是“四个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并声称中共不应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