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的垄断活动，其中包括大银行、大工业、铁路等，这是符合1924 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在土地问题上，新民主主义将没收并分配大地主的产业，以实现孙逸仙所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毛说，把土地变成农民的私产之后，这种改革将产生出与社会主义农业制度极不相同的制度。
在文化革命上，毛说五四运动的意义主要在于传人了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在目前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尚未实现，新文化不应当力求成为社会主义的，而是应该以民族的、科学的和人民大众为基础。这样，毛泽东对他的非马克思主义听众温和地自称继承了孙逸仙和五四运动的衣钵；而对马克思主义者，他把自己摆在与马，恩、列、斯并列的地位，作为对共产主义理论有独创贡献的人。事实上，毛的“创新”是在实践的领域而不是理论。他所说的一切都可从以前的文献中找到。他的真实贡献是建立了国中之国——在根据地形成了一个党、一支军队并获得民众的支持。但这在1940年并不值得夸耀。毛用模棱两可的词句迎合了自由派的希望，而实际上却正在造成一个把他们组织在内的机构。
解放。任何国家在战时的半极权主义体制，当人民的生活在为生存而共同奋斗的名义下被政府动员起来时，可以使人民在困苦中产生高昂的士气。
日军蹂踱，共产党人的组织工作才干，他们目前那种通情达理和温和的态度、他们那种富有战斗精神的和救世的保证，给普通人民提供了一种新的狂热崇拜的机会。解放运动的目的，在于唤醒中国农民大众并使他们活跃起来。文化运动强调木刻形式的绘画艺术，因为木刻能廉价印制大量的版画分发给群众。合唱是战时在中国各地兴起的另一项活动。在共产党地区，合唱同古代农村的一种舞蹈相结合，产生了“秧歌”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它是说、唱、舞合在一起的一种穷人歌剧，用简单的旋律、民间的曲调、一连串的舞步、宣传故事和日常生活题材来为公众提供娱乐，这种方式既给予观众有获得解放的感觉，同时也使他们受到政治教育。让普通男女一起在公开场合跳农村舞蹈和合唱来表达他们的情感，是他们融合于社会过程的一部分。
群众参与文化、经济和政治活动的结果，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气氛。参加这种战时生活的人受到一种新信仰的感化，对农民群众产生了一种人道主义的爱。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宗教信仰含有这样的革命理想，即人们可以利用现代技术和新的社会组织来改造并丰富农民的生活。普通人的这种信仰鼓舞了干部和部队。为了使革命不断得到群众的支持，党的工作人员接受教导，应去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想农民之所想。只有这样，党的干部才能领导农民群众创造新生活。这种关于解放的精神概念，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有力因素，并且按照事件的必然逻辑，也成了新党专政的理论根据。这个似乎不大可信但却是正确的道理是按正统方法来论证的：革命目的是要让人民大众过上新生活，从改善他们的经济生活入手；只有行使那种足以改变旧秩序的绝对政治权力，才能改善人民大众的经济生活；只能通过集中领导的党组织而不能靠一些不相协调的个人来取得政治权力；一个党只有在它的党员服从明确的党纪时才能发挥作用——即所有的党员都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发表意见，但一旦党作出了决定，全体党员必须服从。按照这样一步步的逻辑推理，党就带有肩负历史使命、不断前进的活的实体的性质，这种实体超越那些在它的事业中耗尽心机的个人之上。由于党对于历史进程具有所谓科学预见，它（或者毋宁说是它的领导人）就成为施加于它本身的一条法律。
当中共于1945 年4 一6月间举行它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1928 年以来的第一次）时，它采取了关于“联合政府”的灵活路线，使它战后期间的策略臻于完善。在1941 年1 月新四军事件（当时国民党军队攻打了长江以南的一支中共部队）后，政府加紧了对中共地区的封锁，其一部分的目的在于阻止中共通过中亚与俄国接触。从那时起，政府除了注意日本之外，还同样密切注意共产党人，因为无论如何日本显然是会由美国去对付的。当时中国人普遍担心，第二次大战后将接着发生内战。重庆和延安都对这种担心作出反应，答应要用“政治”而不是用军事来解决彼此的分歧，于是在1943 年初就开始进行商谈。
这时毛按照他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宣称，中国既然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需要有一个“包括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这句话可以按照情况需要，把它解释为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联合，如同以后在1946 年将要提出的那样，也可以把它解释为同一些小党和自由主义分子共同反对国民党的联合，如同1949 年所做的那样。同时，这条路线对于自由中国那些具有新的思想但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特别具有吸引力——教授、学生、新闻记者以及有文化并受过专门技术训练的人士，他们形成了战后从事建设的基本人才。
到1 弘5 年战争结束时，中共已在它自己的地区内开展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由中央控制的运动，对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中共的对日作战活动比国民党政府少，它又没有城市行政和现代公共事业的负担，因此它就准备在乡村夺取政权。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它才成为美国政策的一个直接的、不可回避的问题。
第三篇 美国与人民共和国
第12章 我们历来的对华政策
越南问题使我们看清楚，我们过去同东亚的关系需要有新的通盘认识。我们同那里的关系归根到底是否总要依靠炸弹和枪弹，或者至少要依靠我们手中掌握的炸弹和枪弹进行威胁？还是说我们依靠军事火力是新近的事，是新近的轻举妄动？答案是一言难尽的。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西方在东亚的地位靠武力维持，但通常是欧洲的武力，很少是美国的武力。在民族主义和现代技术传播到东亚以前，用不到那么多的武力来维持西方的地位，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现成的枪炮。我们在越南使用暴力，并非由于缺乏先例，也并不是由于举止失常，而只是引起灾难性后果的过时措施，做得同我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仿佛19 世纪的炮艇外交原则（利用优势炮火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当地统治者）可以扩大使用，从外部胁迫整个民族。
对我们自己进行新的通盘认识，首先需要有一套概念。我认为这套概念必须来自高等学校的各种学科，因为它们代表着我们的思想是怎么组织起来进行分析研究的。我们是从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角度来进行思考的。当我们描述过去的情景时，从所有这些角度得出的见解都有助于我们作出历史的综合。对于一个虚心考察问题的人来说，任何一种探求单独因果关系的方法都不可能是充分的。无论是原罪还是阶级斗争都不是了解我们过去行为的惟一线索。其次，新的全盘认识需要我们承认自己过去同东亚的关系具有某些基本特征，首先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劲头是总的西方帝国主义扩张行为的一部分。
美国的扩张和英帝国
在美国建国的头几十年里，在铁路打开了中西部以前，合众国是大西洋文明西部边缘的小国。它关于民主的革命学说是要在权利法案和法治所给予的保障范围内，在贸易、旅游、改变宗教信仰和一般的自我发展方面，给予个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行政管理以及个别人的政治特权是要受到严格限制的，从而所有的人都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利用。我们早期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路进行的。小詹姆斯？ 菲尔德描述过我们早期的商人是怎样围绕英法控制的地区，在地中海东部做生意的。把土耳其鸦片从士麦拿运到广州去的波士顿商人，是美国向外扩张的三股势力——商人、海军武官和传教士——之一。这些人起初在地中海的活动比在远东来得活跃。通常以西班牙马略尔卡岛为基地的美国海军地中海分舰队，对“北非海盗们”（指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当地的统治头目）执行了炮舰外交，主要是为了保护那里的美国商人。我们最早的海外传教士是在19 世纪20年代开始出去的，主要派往地中海东岸地区和奥托曼帝国。
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美国向外扩张的一些特点，并在以继续用之于东亚。首先，我们和英国人是表兄弟，由于英帝国的关系理所当然要受到人们的谴责；但我们也沾了他们设施的光，如马耳他或香港的港口，并且还仿效他们的许多做法。当时的伦敦毕竟是世界贸易中心，我们是巴不得参与其中的。第二，我们已经准备要求享有治外法权。例如，我们参加了接受土耳其的投降条款，使我们在那里的侨民可以和欧洲人一样不受奥托曼帝国法律的约束。第三，我们要求机会均等，从而要求享受最惠国待遇，这们我们就能够向英国人和其他帝国主义者表明，在公平待遇下，我们美国人的事业精神和聪才智是能够作出什么样的成绩来的。
最后，在与当地民族打交道时，美国的民主主义者总是以我们国内新的民主制感到自豪，总是愿意用国家独立、改革和社会平等之类的主张去帮助当地的反叛者。我们感到我们自己是恩赐的一方，并有自我陶醉之感。在整个19 世纪，我们派出国外的传教士愈来愈多，这不过是我们这种总的态度的一项表现。由于英国人己经主宰了印度，我们起初从事传教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奥托曼帝国。到19 世纪末，随着奥托曼帝国这个“欧洲病夫”的衰亡，我们发现中华帝国这个亚洲病夫是进行传教工作的主要场所。
在近东和远东的这种传教活动，显然仅限于文化方面，是美国国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