梢越夥懦鑫按蟮纳础Ｎ耍�1957 年后期就把经济管理权普遍下放。许多企业甚至金融控制权都分散到地方一级。中央统计局连同经济计划职能一起被拆散，分到各地。在这种背景下，每个地方拟定了关于大跃进的雄心太大的目标，但制定计划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干部，他们为你追我赶的精神所鼓舞，虽然强烈地忠于革命事业，却瞧不起专家。其结果是大力开展突发性的一天24 小时劳动。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道路、工厂、城市、堤坝、湖泊、造林和新开垦的土地。为此，6？5 亿的中国人被动员起来，无论男女老少都投身于那些在强度和规模上无与伦比的工作。在国外最为出名的业绩，是1958 年7 月开始的在没有专家指导或设备的情况下在“后院”用小高炉炼钢的运动。据报道，到7 月底约有3 万到5 万个小高炉，8 月有19 万个，9 月底有70 万个，10 月有100 万个，总共有1 亿人投人这场“夺钢战役”。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劳动的产品大部是不能用的，虽然有不少人确实钻研了冶金的实际问题。这样，大跃进把小规模的工业带到农村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应用了技术和动员了人力，但眼前所得的结果是乱七八糟的和不经济的。
国家统计局声称1958 年的谷物和棉花产量在一年中几乎增加了一倍，在这个基础上，中央委员会为1959 年规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要再增产50 ％。1958 和1959 年供应短缺的现象，被归咎于特大丰收后运输力不足。上面的领导着迷于他们自己所提出的要求。事实上，1958 年是个好年成，产量可能增加了10 ％或15％，而有些试验田还可能增产很多。但由于统计局被拆散了，它不能对呈报的估计数字进行核实。中央委员会对外大肆宣扬的难以置信的收获量，到1959 年夏末不得不丢脸地收了回去。翌年因气候不佳，收成很差。粮食继续短缺，仍旧需要进行配给。既然每年人口增长1？5 ％到2？5 ％ ，而1958 年以后粮食接连五年减产，我们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食物供应在最紧张的1960…1961 年减少了20 ％。由于每人每日在正常的情况下只摄取约2000或2200热量，减少这样一个数字就意味着一场灾难。以甜薯代替大米和缺乏畜产品的现象都是很明显的。在1961 年后恢复了自留地和以后几年有了好收成，使局势有所改观。但因生产化肥需大量投资，粮食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到1962 年，化肥产量只有200万吨左右，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开端。
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大跃进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根据发挥“群众自发的主动精神”这种群众路线思想而建立的。同这个群众运动一起进行的，是分散经济管理权。一个典型的公社由几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庄合并而成。有的公社像区那么大，较小的公社约有4000 到5000户或2 万人左右，大致相当于一个乡。公社包含地方政府的所有职能，如军事、公安以及地方贸易、财政、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工作，这些都受党的控制。公社分为生产大队，大队又分为生产队，这些生产队或多或少相当于以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许包括半个村子。自留地被收回了，私有物件小至锅、盆、桌、椅都交公。许多农民有一个时期都在大食堂吃饭。所有的劳力都受控制。每人每月要出工28 天，儿童都送去日托。这将大规模地提高农村的工作效率，使包括妇女劳力在内的所有劳力都有充分的工作可做。这种浮夸的想法像打仗那样大张旗鼓地用空想社会主义式的热情加以推行——例如企图建立“按需”免费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制度。他们希望结果会出现很多农业城市，农民因此会无产阶级化并脱离他们的土地。这样就能更好地控制人力，改变农民的态度，唤起他们的主动精神，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社会，其中包括自卫的民兵部队。
这次革命使所有的人都工作过度，筋疲力尽，又由于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和管理不善，结果归于失败。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即按需计酬的办法，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在公社内部像调动几排兵那样任意转移劳动场所，也降低了生产率。中国那种精耕细作的园艺式的农业不能像俄国集体农庄那样大规模地组织起来，特别是在缺乏机械化的条件下。
1958 年12 月在武汉召开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把决策中心从公社转回到生产队一级，作为核算、收税和分配收人的基本单位。不再强调吃饭不要钱的制度，工资重新按照劳动量和所挣的工分支付。当农业危机在1960年更为加剧时，公社权力又进一步分散到平均由20到4O 户组成的生产队，作为基本单位。自留地又发还了，食堂解散了。到1962 年，因为缩小了规模，公社的数目从大约2？4 万个增加到7？4 个，约等于从前农村集市地区的数目。
中国原来的土改避免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破坏性后果，因为中共是分阶段慢慢地进行的，并且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然而，他们到底还是同样碰到了农民干劲不足和农业生产停滞的问题。当他们开始革新，将权力下放，发动群众，并建立人民公社时，他们也失败了。他们在19 团年后的经济倒退和工业停顿，比景况较好的苏联经济在任何时候所碰到的类似情形都要严重。在50 年代的10 年，中国由于一度在经济方面实行调整而得到恢复，并且又有苏联的援助和货款，曾经受益不浅。60年代初期，中国吃了气候不利以及苏联撤走技术人员和停止援助的亏。
1958 一1960年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做得太过分，并且那时党政几乎合为一体，之后中国经历了若干年的经济失调。196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下降了1/3。普遍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现象，另外还有一些人饿死。人民疲劳不堪，毫无热情。交通运愉垮了。工业停顿，其情景好似严重的经济衰退。当局认识到，亏待了10 年之久的农业现在必须要得到最优先的照顾了。虽然自然灾害受到了诅咒，但事情很清楚，毛和中共在运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时，已经在经济上犯了一个真正规模空前的大错误。正如毛在1959 年检查刚刚过去的事件时所说的，“煤铁是不能自己走路的；它们需要车运这个我没有预见到我主要集中精力搞革命我不懂得工业计划。”结果是干部们灰心丧气，老百姓的希望破灭。
50 年代末期中国的革命越来越趋于极端，不断加速运动和提高指标的狂热倾向很像其他的社会大变动。包括苏联人在内的许多人把这种倾向归咎于毛作为革命浪漫主义者的固执。这个高傲专横的中国人力求找出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自己的道路。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使我们看出，他的个性并非独一无二，而是有代表性的。无论如何，极端的做法是不断受到毛和中央委员会鼓励的，他们相信群众会响应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倡议，因为后者懂得如何解放社会的潜在“生产力”和发扬中国工人阶级的“创造能力”，而他们相信这种创造能力在过去是被内外剥削阶级所遏制的。
信心竟然这样大规模地落了空，这是罕见的。到了印年代，中国人民已经学会了怎样同中共政权共处，正如他们过去学会同专制政府共处一样，但最初对革命的那种热情已经消耗殆尽。党的领导人是依靠“热爱群众”和“为人民服务”而高升到掌权地位的，现在他们发觉自己处于困难时期新统治者所处的地位，面临着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因而感到疑虑重重，并且彼此也不象以前那么融洽无间了。
在1960…1962年，刘少奇和北京的其他领导人采取了有力措施来恢复生产。他们恢复了工业的集中计划工作，恢复了对工人的经济刺激（发放额外津贴和奖金），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和农贸市场。他们从社会主义退回去的措施，没有像1921 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那样剧烈。但这在工农业方面都造成了个人收人较大的差距，产生了更多的精英分子优越感和官僚主义化。到1962 年，毛及其支持者看到了资本主义复活的倾向，一种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复辟”。
第16章 第二次革命
从1962 到1976 年9 月毛去世为止的15年，是我们对中国现代历史最不理解的一段时期，这不仅是因为时间太近，还来不及作深人细致的研究，而且还因为种种事件在我们外界观察者看来是那么突兀和令人迷惑不解。（它们使中国国内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感觉。）
毛和他的反对者
1966年后，素称团结的中共领导人为一次“权力斗争”所分裂，但当世界报界想用这个主题来说明情况时，他们往往变得更加糊涂了。这是因为，毛的诡计多端或手腕十分高明，政治局里日后成为第二次革命最大攻击目标的同僚，早在1962 年9 月和以后经常附和他谴责“修正主义思想”以及“党内机会主义思想倾向”； 这样就不知不觉地挖掘了他们自己的坟墓。毛的动机照例是很复杂的，有些人认为他一心想寻找忠于他那理想的接班人，以保证他自己享有“不朽的革命声誉”（借用精神分析家罗伯特？ 利夫顿的话）。他反对职业专门化，不信任知识分子；他带有反城市和反官僚政治的倾向——这一切都是普通农民的典型态度。他耽于幻想，在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偏离了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模式，结果造成了灾难，1958 年以后他就不再担任行政工作；到1962 年，中国的经济开始恢复。但毛这时相信革命面临着“两条路线斗争”的危险——或者是按常规的办法发展国营工业和精英官僚阶层，或者是力求完成中国式的平均主义化社会主义。对待中国革命的两种态度。首先从历史背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思想根源里，对革命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本杰明？ 施瓦茨指出，一种看法来源于卢梭，把历史看作一出道德剧，把革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