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章 孔孟之道
孔子与马克思二人之间较之以他们命名的两种思想意识之间，更少共同之处，而儒家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虽有很大差异，也有很多类似之处。然而，旧中国和人民共和国都重视思想意识的作用，因此谁要是不懂得一些儒家思想的传统，他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
只是肤浅地阅读过儒家经籍的西方观察者，早就赞佩其不可知论的重视现世精神，以及在伦理上重视私人关系之间应有正当行为的精神。从儒家思想作为人生哲学这一较广的意义上讲，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它主张忍耐、和平主人以及妥协等美德；主张中庸之道；主张守旧和知足；主张尊崇祖先、老人和饱学之士；而最主要的是主张一种温和的人本主义——以人而非上帝作为宇宙的中心。
这一切都毋需否认。但是，如果从其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儒家的这种人生观，即可发现：它的尊老抑幼、崇古贬今、重视现有权威而轻视革新，事实上就已对中国社会稳定不变的问题提供了一项伟大的历史答案。它是所有保守主义思想体系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在两千年的大多数岁月里，儒家的思想意识成为世界上这一最大国家里的主要学习科目。单独一套被认为源出于一个古代圣人的始终一贯的思想体系，竟能在这么多世纪里成为政府权力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这种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是从未有过的。
自然，在两千年过程中，我们称之为儒家思想的这个大范围里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有过衰退和复兴的时期，有过多次的改革运动，在传统思想体系内部有过重点的转移乃至革新。其中派别分歧的范围之广也许仅稍次于基督教的许许多多派别，但肯定是可以同后者相比拟的。因此儒家思想这个词意思很多，用起来要小心。
作为个人的行为准则，儒家思想力图使每个人变成有道德的人，随时准备根据理想的理由以坚持德行，反对人类的谬误，特别是反对昏君。有许多高风亮节的儒家士大夫曾是专制帝王的不共戴天之敌。然而，他们改革朝政的热情以及坚守信念所产生的动力，是为了重申和维护传统的政治形态，而并不是改变它的基本前提。儒家思想至今仍存留在中国政客的头脑中，这是不足为奇的。儒家思想始于战国时代，是想把当时社会秩序拨乱反正的一种手段。它是一种正名分的哲学，因此凡是官僚政治和专制政治盛行的时候都要拿它作为现成的工具。统一中国天下的人都受它无可抗拒的吸引，其原因是很明显的。
当蒋介石为其叛属扣留在西安，于1936 年圣诞节被放回南京时，举国曾为之空前欢腾。但在四天后，他请求辞职：“中正亲总戎机，责在身教，乃精诚未克感通，督教遂鲜明效，以有此毁法阁纪之举。务请钧会府明课中正以责任，严加处分，以惩失职之惫。经此事变，更不宜再受国家之名位。”
九年后在其战时有名的著作《中国之命运》中，蒋介石写道：“故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是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
除了这两例外，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些表明，直到晚近几十年，中国仍是一个孔教气味十分浓重的国家。就第一例而论，当时谁也没有要蒋辞职，他自己也不打算那样做，于是辞职之请就煞费周章地被拒绝了。就第二例来说，在遭受日本侵略、封锁以及通货膨胀之际，谁也没有指望可以单靠道德品质来拯救中国，蒋自己也没有这样想。但在这两例中，蒋的话勾画出了传统的孔孟之道。
在蒋介石之前，中国有无数的领袖在其击退敌手或外来侵略者时，都引用过孔子的话，而外来的侵略者如日本人那样，在他们力图攫取中国期间，也乞灵于孔圣。今日北京唱的是另一种调子，但在马一毛的管弦乐声中仍能听出孔子的泛音。由于思想意识在共产党统治下起着重大的作用，考察一下中国过去的思想意识是特别饶有趣味的。
儒家原则
现仍隐伏在中国政治生活表面下的孔孟治国之道，是在公元前就制订出来的。其后几世纪里虽对它作了广泛的修改，但直到近代才触动了它的根本。过去遗留的痕迹仍处处可见。
首先，从中国有史之初直到公元前三世纪，社会分成了明显的阶层，一方是官吏和贵族，另一方是普通百姓。前已指出，从商都遗址发掘出来的东西可以证实这一点。古代统治阶级和平民之间的这一社会差别，产生出一种特殊类型的贵族传统，它被儒家保存下来，一直传到今天。早先的贵族变成了士大夫，儒家学说成了他们的思想意识。
孔子所主张的这种才智之士形成的贵族，比起日后欧洲的世袭贵族来，更接近当初希腊人关于贵族的观念：“以最优秀者治国。”在战国时代，帝国尚未统一，百家学说盛行，各大流派的中国思想家都反对当时诸侯所援引的特权世袭原则，而强调人在初生时是平等的：性本善，且具有一种内在的道德观念——用唐纳德？ 芒罗的话来说，就是有一种所谓“能作出评价的智力。”这意思是说，人能达到至善。他可以通过教育，特别是通过他自己内在自我修养的功夫，走向正道，但他也可以通过见贤思齐，学习别人的长处而达到目的。在他自己努力想做好事的过程中，他可以受圣贤和优秀人物的模范榜样的影响，因为他们已经能够把正确的行为放在一切考虑的首位。古代的中国人强调人能够通过教育择善而从，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今天。它现在仍然鼓舞着政府去实施道德教育。
以遗威治国。儒家思想当然不是从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 年）开始的。例如，饶有意味的“天命”观点可以追溯到周朝初期（约公元前1027…公元前770 年）。据“书经”所载，商朝的未代统治者封是个暴君，但商民不能推翻暴君，故上天授命于周，令其灭封，并取而代之。这一古代思想后来经过发挥，成为著名的“有权造反”，这是民众反抗专制政府的最后一招。它强调统治者必须有德，这是他保持统治的伦理基础。如果他作恶，那就违背了天命。上天就收回“天命”，人民就有理由推翻这个王朝，只要他们有力量这样做。因此，任何成功的造反都是正当的，而新的统治者就凭他胜利这一事实，成为名正言顺的了。“天定自我民定。”中国的文人谴责坏政府，反判者就根据这种意见起来反抗。它还加强了这样一种信念，即统治者应咨询有识之士，以保证他品端行正。
孔子处于诸侯逐鹿争霸之时，他和诸子做了游说诸侯，劝其为善的师道工作，从而底得了地位。孔子是个贵族，他在家设塾授徒，讲授并传播关于行为的道德原则和王道。他在那里教导上层阶级怎样为人处世。他重视朝廷礼仪、国家大典以及对祖先和在五伦关系中的正当行为这套准则的中心原则之一是“举措按名份”（礼）。君子依于礼，而礼的教导是写在典籍里的。必须指出，开始指导士大夫行为的这一准则最初并不适用于庶民，庶民的行为是要用赏罚而不是用道德原则来制约的。
运用这套规则奥妙的复杂制度，是儒家的拿手好戏，而如前所述，它来源于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很早表现为原始的泛灵论，认为土地、风和水的精灵积极地参与人类的事务。这种思想在中国人讲究风水的做法中仍在流行，它要求建筑物必须修建在合适的自然环境中。例如，庙宇通常朝南，背面有山作为屏障，附近有水流。以其较为合理化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现象间具有密切关系的想法，导致人们认为人的行为在自然现象上反映出来的思想。换言之，即认为人是自然秩序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以致当人的行为不当时，就会使整个自然陷于混乱。因此人的行为必须与看不见的自然力相协调，否则灾祸便接踵而至。这就是儒家强调君王必须有道的理论基础，因为儒家认为君王是介于人类和自然力之间的。他是天子二是位于天之下和人民之上的。只要他顺应天时，广行善事，他就能维持人与自然间的普遍协调。因此，认为天灾是由于君王有了过错，这种说法就是合乎逻辑的了。他可以下诏罪己来承认这一点，如上述蒋介石所做的那样。也正因为如此，儒家学者才变得那么重要。既然他懂得什么样的行为是正当的，那就只有他才能给君王提出治理天下的正确建议。
孔教靠这“仁政”理论博得重视，这是西方任何学说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的，而仁政理论的主要之点是“行为端正即为有德”的思想。以礼持约，这件事本身就能给人以道德地位或威望。这种道德威望又能给人以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势力。“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僵。端正的行为赋予统治者以权力。
根据这一点，儒士就成为政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特别有资格维护政府的道义，从而使其保持天命。公元前221 年统一天下的秦国法家，虽有冷酷无情的有效治国方法，却缺乏道义根据，而儒家则提供了这种思想基础。在注释“礼”的意义方面，他们是专家，他们对天象和天灾的解释，对统治者的行为会有什么后果的净言，只有根据经文才能予以否定或拒绝，而他们自己则是熟习经文的专家。这使他们处于有利地位，来影响政府的政策。反过来，在世界上大多数帝国统治者主要依靠宗教权威的时候，儒家给现政权的行使权威提供了一种理性上的和伦理上的依据。这是政治上的一大发明。
官僚行政机关的早期成就。再说，上述理论在实践上还有一套施政的技巧与之相配合。古代中国那种行政权力分散而以家族为基础的封建制度，被一统天下的帝制政府所取代之后，官僚统治阶级就有了用武之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