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约束因素的重要性。从我们的观点看来，这些政治赃款的数额不仅令人毛骨悚然地见识了腐败政治统治的严密体系，也让我们明白了在反抗腐败政治的斗争中哪些才是真正重要的。秘鲁政权在哪里花掉了大量的金钱，哪里可能就是我们应该警惕的。当诸如议会、法院等官方的构成性约束机构也被收买时，政权就无需再依靠重金贿赂来腐蚀它们了。当报纸也被收买时，情况也是一样的：变成了一个月花费几千元，而不再是上百万。在支票上溜走的0都被用来收买电视台去了。秘鲁有10家电视台，政府为收买它们每月要花费近100万美元。这笔巨款自然也换来了一份令他们放心满意的合同——每天晚上电视台都会优先播放由蒙特西诺斯预先过目的新闻，并且还会随时根据他的需要进行调整。因此，对于政府而言，电视新闻正是至关重要的控制、约束的手段。可收买10家电视台是否过于极端了？并非如此，事实证明政府真的应当这么做。现在大家都知道，藤森政府当时只把心思放在收买9家最大的电视频道上，而认为第十家电视频道，一家只拥有一万余名用户的小小的财政卫星频道，根本不足为虑。结果这便成了藤森政府垮台的原因。有人向这家电视台泄露出一段蒙特西诺斯向一名法官行贿的录像，这家电视台便在自己的电视频道中播放了出来。一石激起千层浪，来自各方面的抗议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因此，在秘鲁，对政府行为加以约束的最关键的手段就是媒体。而在众多媒体中间，电视又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在很大最底层10亿人国家中，电视仍没有得到非常广泛的使用，还没有成为最关键的传媒手段，最常见的仍然是无线广播。所以在权力制衡机制当中，我还是为无线广播留下了一席之地，作为无法被政府的垄断性控制完全掌控的重要手段。广播电台的建造十分便宜，政府对于它们的准入限制也比较宽松，所以很可能会有太多的电台，以至于政府很难尽在掌握。
第三部分 第36节：逆转边缘化地位的贸易政策
第十章逆转边缘化地位的贸易政策
总的来说，我并不希望富裕国家为发展问题而沉溺于负疚自责。我认为这种自责十分做作，而且往往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了实质性的问题。富裕世界的公民不应为最底层10亿人的绝大多数问题而受到责备；贫穷仅仅是在经济失调之时没有选择的选择。不过，我仍然要将一些责任归咎于富裕世界的公民，他们应该为其对贸易政策的忽视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果负责。你个人可能对贸易了解甚多，倘若果真如此，那你就属于少数份子；因为大多数富国的人民都对贸易几乎一无所知。下面就列举一个例子。
2004年秋，英国最为人们所信任的慈善团体、基督救助会（ChristianAid），发起了一次耗资巨大的倡导活动，向处于底层的国家宣传贸易政策。在〃自由贸易：有人热爱它〃的口号之下，资本家被描绘成一只骑在非洲农妇头上的猪。一个基督教慈善团体竟然散播着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形象，这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也是调查研究中有趣的一笔。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易装癖〃并不是我要讨论的重点。问题的关键是，这一信息是如此荒唐可笑。贸易政策属于经济领域，而非政府组织对这一领域根本就是不甚了了。
2005年秋，基督救助会加强了宣传活动。贸易倡导成为了核心议题。该协会宣称，非洲为减少贸易壁垒，已经花费了2720亿美元；虽然它们耗费的资金如此惊人，可是贸易壁垒的改善效果却并不显著。这份发布在基督救助会网站上的数据，来源于其自行委任的〃一位经济学专家〃的研究结果，这一结果还经过了〃一组专业人士〃的复审。我对此颇感惊讶，于是给基督救助会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他们则及时地将研究报告和专家小组构成的名单发送过来。总的说来，我认为基督救助会的说法多少有些罔顾事实——身为最有威望的慈善团体之一，这当然十分不幸。他们委任的那位所谓的〃专家〃，原来只是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的一位年轻人。这个学院是个坚定信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院，这种学院在全英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根据我在Google学术搜索上的查询结果，这位年轻人从未公开发表过贸易方面的文章。不过，他先前倒是写过一篇谴责国际贸易政策的论文，不过并未发表。这篇论文号称被一家名为CEPR的机构所认可。CEPR是〃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reforEconomicPolicyResearch）的缩写，该中心可以说是英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研究机构。论文若想得到它们的认可，其作者必须是该机构的成员，而且要求水平极高。而我随即发现，认可这位年轻人论文的〃CEPR〃，原来并不是那个常驻伦敦的国际知名机构，而只是美国的一个小机构——〃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CentreforEconomicandPolicyResearch）。我并不是说这其中有任何处心积虑的歪曲；但是我确实被这个缩写误导了。也许我们还可以寄望于〃专业人士小组〃。可惜，他们原来只是由论文作者自己选出的两位先生，而且两人的在国际贸易方面都并不在行。于是，英国就是为了这样一项全国最大的慈善活动花费了上万英镑。全国的基督徒将捐款交给一个他们自以为毋须置疑的机构，而整个活动就以一篇从未发表过的论文作为基础。我觉得是时候将这篇论文交给有关部门重新核查了。作为一名国际贸易学博士，我虽然不能自称是真正的专家，但是我至少还知道真正的专家都有谁。于是我将这篇论文发送给3位国际顶尖的国际贸易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Bhagwati），他是科菲·安南（KofiAnnan）的贸易顾问，可以说是尚在人世的最杰出的国际贸易学专家；伦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托尼o维纳布尔斯，他的研究我们在本书的第6章已经有所介绍，他目前也是隶属于英国援助机构的国际开发部的首席经济学家；最后一位是诺丁汉大学教授大卫·格林纳威（DavidGreenaway），他是该大学全球化中心的主任，也是《世界经济》（TheWorldEconomy）杂志的编辑。他们一致认为该项研究是严重的误导，最后，我们给《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写了一封联名信以示告诫。
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否是单纯由缺少头脑的热情所导致。通常情况下，贸易政策是很难理解的。也许是基督救助会没有做足功课；也许是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渗透进该协会的宣传部门，就像20世纪80年代英国工党所遭遇的事情那样。一位工业贸易署（DepartmentofTradeandIndustry）的专家的说法是我听到的最令人沮丧的解释，我想最好不要公开他的名字。他是这样说的：〃他们知道那是垃圾，可这样做有利可图。〃就像我写的那样，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是基督徒头脑不清？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渗透？还是行政管理人员出于共同市场的考虑？你需要查看该协会的网站，自己做出判断。
据另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政府内部人士透露，政界人士对基督救助会心存畏惧，甚至不敢对其提出反驳。他还说，克莱尔·肖特（ClareShort）、一位即将退休的议会成员，也是主管国际发展的前国务秘书，是唯一有勇气与它们分庭抗礼的人，可她也已经离任了。所以，与表面上看起来的并不一致，非政府组织现在可谓只有权力没有义务。而这是因为公众对贸易政策一无所知，却又笃信基督救助会总是正确。于是问题便在于，一个负责任的非政府组织究竟应当为争取什么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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