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底层的十亿人- 第3部分

第一部分　第8节：战乱陷阱（4）

　　　　真正令人难以容忍的怨愤，实际上，是一种为了做生意而出现的反叛运动。但偶尔我们还是能够从中辨认出这种叛乱的真面目。例如，在斐济，印度移民改变了人口的平衡，最终受过良好教育且富有的印度人占据了微弱多数；1999年他们选举出一位印度裔的总理马亨德拉·乔杜里（MahendraChaudhry）。斐济是世界上最早的桃花心木出口国，而在乔杜里的政府当权后，决定开放该国的桃花心木种植园，进行国际化管理。其中有两个国际竞标者，一个是联邦开发公司，这是一家英国的非盈利性组织，拥有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丰富经验；另一个是一家美国的私有公司。通常这些竞争竞标者都会雇用当地的商人来为他们的竞标出谋划策。经过一场激烈的竞争之后，政府将合同授予了联邦开发公司。一个月以后，一个叫乔治·斯佩特（GeorgeSpeight）的斐济本土人叛军领袖（正是那个曾为美国公司做顾问的商人），开始组织对新政府的武装对抗。斯佩特的口号是〃斐济人的斐济〃，这是一句很能蛊惑人心的战斗口号，但社会公正果真是斯佩特唯一的动机么？我猜若是将暗含反对派利益诉求的〃把桃花心木合同给美国人〃作为战斗口号，恐怕就没那么能收买人心了。

　　　　塞拉利昂的情形又如何呢？塞拉利昂是一个其人口发展指数（一个综合了预期寿命、文化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度量标准）处在最底层的穷困潦倒的国家，它们的国民最有充分的理由来表示怨愤不平。叛军领袖弗迪·桑可（FodaySankoh）距离中大奖般地获得权力是如此接近——他的势力和政府中的势力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至于他曾被许诺会提供给其令人瞠目的〃招安〃交易条件，包括副总统的位子。显然，桑可一口回绝了；获得国家第二把交椅的位子并不是他想要的。作为这一许诺的替代品，他声明他的目标是政府的一项特权，即掌控塞拉利昂奇货可居的钻石特许权。而桑可的叛军实在不是什么骁勇善战的材料，他首选的兵源是些十几岁的瘾君子，容易控制而且六亲不认。他们最爱的战略是对平民实施恐怖活动，包括砍掉村民甚至小孩子的手脚。

第一部分　第9节：战乱陷阱（5）

　　　　战争的代价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你会怎么看待内战的资产负债表：代价和遗留问题。内战是一种发展的倒退，它对战乱国家本身和邻国都会造成伤害。让我们先从战乱国说起。内战大约每年会将增长削减2。3％，所以一场典型的〃七年战争〃会使一个国家比其发生战争前还要穷上15％。当然，战争比单纯的长期经济萧条更糟：它需要以生命为代价。死去的人们更多的不是在实战搏杀之中被杀死，而是死于疾病。战争创造了难民，他们在公共卫生体系垮掉、疫病流行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迁徙。一位年轻的西班牙研究者马尔塔·雷诺…奎尔罗（MartaReynol…Querol），在对内战、移民活动和疟疾的影响范围进行分析之后，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内战所引发的移民，会加剧疾病对避难所中人群的影响。疾病的蔓延范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难民自己根本无法解释清楚。所发生的情形可能就像这样：当难民们坐着牛车背井离乡时，他们被暴露在带菌者所携带的疾病之中，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免疫力，所以便染上了疾病，随后他们又带着病菌来到避难所，传染给已经住在那个区域的人。

　　　　经济损失和疾病都是后患无穷的，它们都不会随着战火平息而停止。内战带来的大多数损失，或许有半数以上都是在战争结束之后自然产生的。当然，如果有时起义胜利能够迎来一个社会公正的时代，那么这种起义就势在必行，可这种情况实在鲜有发生。政治上的遗留问题通常会和经济上的遗留问题一样不堪，那就是政治权利的丧失。叛乱是极为不可靠的一种争取积极变革的方式。叛军领袖声称发起内战是为了他们祖国的利益，往往是在自欺欺人。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约纳斯·萨文比靠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同盟控制下的安哥拉钻石生意，敛财约达40亿美元之多。在竞选总统失败后，他将生活忘我地投入到了重新发动内战的事业当中，而不是踏踏实实地去享受亿万富翁的生活。

　　　　他们的追随者、叛乱的走卒们，加入反叛运动团体往往是由于别无选择。我之前提到过，弗迪·桑可就偏爱招募那些青少年瘾君子入伙。而在乌干达，以建立遵循十诫的政府为起始目标的圣主抵抗军，通过用武力包围一个偏远的学校以及放火烧校来招募新兵。对于设法逃出火海的男孩儿们，会让他们在被射杀和入伙之间做出选择。那些入伙的孩子会被逼在自己家附近犯下一宗暴行，比如强奸一个老太太，以使男孩儿们更难重返家园。这种方式的招兵行径大多匪夷所思。当尼泊尔的叛乱组织开进一个地区时，年青人们更多的是逃之夭夭而不是欣然入伙；显然，他们害怕的也是类似的武力征兵方式。而在十月革命期间，政府迅速垮台，400万人做了逃兵，尽管任何被找到的人都会遭受残酷的对待。逃兵率有一种有意思的变化：它在夏天要高出许多，而不是在俄国的严冬。原因是什么呢？这是由于兵源多为农民，在夏天，他们有庄稼需要去照看，打仗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件太奢侈的事情了，反而在冬天没有那么大的关系。经济性的时机确实能够决定一支叛军能否较为轻松地维持其兵力。

第一部分　第10节：战乱陷阱（6）

　　　　学者们现在开始通过对反叛者进行现场调查，来更为严格地研究叛军征兵的过程。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年轻教授杰里米·温内斯坦（JeremyWeinstein），在一些曾经的反叛组织中做过调查，包括莫桑比克全国抵抗组织（RENAMO）、联合革命阵线（RUF）和一个特别暴力的塞拉利昂组织。杰里米的其中一个结论很重要，却也令人沮丧，即一个反叛组织的最初动机会逐渐腐化。试想你是一位起义领袖，决定发起一次运动来为社会公正而战。你得到了一些枪，或是从一些乐于制造事端的友好外国政府那里获赠一些枪。现在你需要征兵，年青人们纷纷出现在你的丛林司令部表示自愿参加。你该接受他们么？这些志愿者中，确实有一些人是因为喜欢你这位为社会公正而战的有潜力的斗士，才来主动请缨的；但其他人，不幸的是，只是为了一个有杆枪就能到处横行霸道的机会才被吸引来的。而且，根据心理学家研究，任何一个区域中都有大约平均3％的人有精神问题的倾向，因而你可以肯定那些招募的新兵当中有一些人的精神会有问题。另外还有一些人是为了能获得权力和财富的前途而来的，尽管机会渺茫；如果生活实在无以为继、不堪忍受，那么不必多么高的成功几率也足以令人动心。叛乱成功时可能会过上好日子，即使是这么点渺茫的机会都变得值得去争取，尽管会冒着失去生命的巨大风险，但与一生都将在穷困潦倒当中度日的前景相比，死亡并没有那么糟。温内斯坦研究的核心观点是，现存的自然资源财富（石油、钻石，甚或毒品）具有发财致富的可观前景，所以一些年青人争先恐后地参加叛乱，更多的是受这种发财机会鼓动，而不是为了履行寻求社会公正的使命。理想主义的起义领袖会发现很难将这些人筛选出去，他可以试着拒绝那些提不出正确的口号的人，但很快每个人便都会鹦鹉学舌般地学会了。渐渐地，反叛团体的成员就会从理性主义者转变成投机分子和虐待狂。

　　　　目前，在尼日利亚的三角洲地区（那里是该国的石油出产地），一场叛乱正初现端倪。一名尼日利亚博士生安得罗卓·奥耶弗西（AderojuOyefusi），最近完成了对那一地区1500人的民意调查，以查明有多人准备参加叛乱。三角洲地区一直是叛乱传奇产生的温床，因为它汇集了四大〃毒素〃：石油公司（贪婪）、环境的恶化（逆天）、政府军事干涉（压迫），以及一位舍身成仁的英雄——激进主义者肯·萨洛…威瓦（KenSaro…Wiwa）于1995年被尼日利亚政府绞死（崇高）。安得罗卓试图确定，那些想要加入暴力组织的当地人，是否是因为不满于社会的不公。为对此进行评估，他问人们是否感到怨愤不平，并据此将他们进行分类。他惊讶地发现，那些感到怨愤不平的人，并不会比那些没有受到侵害的人更有可能加入到暴力抗争之中。那么，究竟是什么特性使人们更有可能投身于政治暴力之中呢？主要有三大要素：年轻气盛、未受教育以及无依无靠。将其中任何一个因素考虑在内，我们都很难去将这些被征召者的特征与一个为了社会公正而战的急先锋形象融为一体。

第一部分　第11节：战乱陷阱（7）

　　　　暴力群体最有可能在那些地方形成呢？有人可能会认为应当是在那些掠夺社会性收入最为严酷的地方，而这也被认为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石油财富被石油公司和联邦政府窃取，而不是用来造福人民。但安得罗卓在对这1500人的调查中发现，某一地区所拥有的社会性收入和这一地区趋于政治暴力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相反，暴力常发生在有油井的地区。按照主流话语对此想当然的推论，这种情形应归罪于石油公司，因为它们将环境都破坏了。但如果这真的能解释得通，我们反倒更摸不着头脑了，因为当这一地区只有一口油井时，暴力爆发的风险便会急剧飚升，可当这一地区有两口油井时，风险就会降低，要是有20口油井还会变得更低。这可就是咄咄怪事了，因为环境破坏照理说应当是随着油井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在我看来，这更像是在向石油公司收取〃保护费〃，而不是因为它们造成的环境破坏激起了义愤。要是一口油井都没有，也就没有什么好去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