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资源租金逐渐侵蚀了权力的制衡。它使得选举竞争不再需要严格符合正当程序。如果政党选择了通过施惠的手段竞得选票，它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而在种族忠诚和缺乏新闻自由的环境中，这也是拉取选票最为合算的手段。任何党派若是过于理想，选择使用公共服务路线来呼吁投票者的支持，就只会输掉竞选。
政治学家已逐渐发展出一种对权力的政治约束机制的定量评测标准。由于这一体系的全部定量化，它自然存在着不足：它仅仅将大约17种可能的权力制衡叠加在一起，纳入到一个政治体系之中——独立自主的司法部门，独立自主的新闻媒体，诸如此类。它并不理想，但聊胜于无。一些民主政治擅长选举竞争，但却不善于权力制衡，另一些可能恰恰相反，而发达国家的民主通常是二者兼备。当我们将这两种标准引入我们对增长的解释时发现，它们与资源租金结合的方式恰恰相反。尽管选举竞争会极大地恶化资源租金对于增长的贡献，约束机制却能极大地提高资源租金对增长的贡献。
第二部分 第15节：自然资源陷阱（4）
资源丰富国施行的民主如果具有充分有力的约束机制，就可以在经济上获得成功。而在实践中，怎样才算是〃充分〃呢？让我们回到那个拥有价值20％GDP的资源租金，以及激烈的选举竞争的国家。记得我们提到，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各政府部门间的权力制衡，与一个独裁国家相比就会丧失整整3％的增长率。根据我们所使用的权力制衡的定量标准，社会仅仅需要17种可能的约束措施中的4种，就足以消除这种劣势，而有了8种约束措施，它就能反败为胜，反超独裁政治2。8％。只要17种约束措施中的4种，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多，但不幸的是，这已是资源丰富社会通常所具有的两倍了。资源丰富的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需要政府各部门间的权力制衡，但悖论的是，它们比任何其他国家都缺少权力制衡。
那么，如果一个社会添加了17种约束措施当中的4种，是不是就足以如愿以偿了呢？大多也都不太可能。定量的指数只不过是粗略的估计，而不是一份蓝图。它不能告诉我们哪一种权力制衡最为重要，也不能告诉我们它们如何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探讨得更深入一点。如果非要说哪一种约束措施最为重要，那就非自由的新闻舆论莫属了。有个叫做〃自由之家〃的组织，多年来将全球的新闻自由状况纳入到一个评分系统中。评分相当粗略：只有自由、部分自由、完全不自由。我们使用它来考察在资源丰富社会中的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上是否有所不同。我们发现自由的新闻舆论相当普遍地与更快的增长率关联在一起，但这种效应在资源丰富的背景下显得更为显著。
最后，我们试图追查权力制衡能改进哪一种政策。目前我们已推导到了投资决策：权力制衡可以提高投资回报。有关权力制衡能够提高投资回报的实际事例，可以见于非洲最重要的产油国尼日利亚。在1979年之前的大约10年内，尼日利亚一直处于军事独裁之下。令人欢欣鼓舞的是，在1979年国家回到了民主之下，推选谢胡·萨格里（ShehuShagari）为总统。不幸的是，他的政权结果成了一个没有权力制衡、受裙带关系驱使的选举竞争的典型例子。政府的第一批法令之一，就是恢复了一个大规模的公共投资项目，这一修建大坝的项目是在军政府统治时期核准的。现在这一项目又被重新提起，只是它的花费根据新合同，已从1。2亿美元升至了令人瞠目结舌的6亿美元。政客们不惜血本地收买那些能够让他们当选的投票者，如今便迫不及待地要收回自己的投资了；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从大坝项目中捞油水。
第二部分 第16节：自然资源陷阱（5）
第二个例子同样出自尼日利亚，时间要更近一些。1983年底，尼日利亚再次落入军事专政的魔掌中，直到1998年才又回归到民主领导之下。到了2003年，奥卢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Obasanjo）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他也曾于1976~1979年间，担任军事统治下的国家首脑）。他的第一个任期，就像萨格里的政权一样，是从军事统治向民主政治的一种过渡，而且也确实与萨格里的政权如出一辙。选举竞争十分激烈：在2003年的选举中，80％的在任参议员被击败。与此相应的是，权力制衡名存实亡；根本就没有时间让它们各就各位，权力部门的所有利益都对权力制衡视若仇敌。而奥巴桑乔却鼓起了相当大的勇气，开始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引入缺失的权力制衡。首批措施之一就是要求公共投资项目需要公开竞标，而这一约束措施令人吃惊之处，就在于它之前居然一直缺席。当这一要求最初提出时，造成了些许反复：之前批准的项目又重新进入竞标范围。竞标的过程使这些项目的成本平均降低了40％。
这两个尼日利亚的案例——由缺乏约束的选举竞争产生的过渡政府导致大坝修建成本巨额增加，而基础性的约束措施则导致公共投资项目的成本大幅降低，这说明资源丰富的民主国所面临的危险无处不在。
第二部分 第17节：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1）
第四章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
在我担任世界银行研究部主管期间，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加纳人来拜访我。他是中非共和国首相的经济顾问，这说明了中非共和国的某些事情——首相找不到合适的本国公民来做自己的经济顾问。这个国家受过教育的人本来就很少，而多年来的施政不当更使这些少数人流亡国外，甚至连它们的首相都是回归的流亡者。不管怎样，这位认真的年轻人读过了我的著作，希望得到一些建议，使国家摆脱停滞不前的状态。终于，我于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国家电视台的全体人员在机场迎接我，好像我是什么知名人士一样。这也同样说明一些事——没有什么名人造访中非共和国。当我和政府进行商谈时，我问了它们一个我在给政府提建议时经常会提的问题，常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它能够迫使人们给出具体的回答，而且它还可以作为测试人们胸中抱负的试金石：即20年后他们最希望发展得像哪个国家一样？一群政府官员进行了一番内部讨论之后，给了我一个回答：布基纳法索。布基纳法索！事实上，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个愚蠢的回答。两个国家在一些重要特点上确实有共同之处，而布基纳法索也在其现有条件下努力发展。但它仍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中非共和国试图实现的预期目标，竟然只不过是在20年后成为现在的布基纳法索，这实在令人绝望。
邻邦问题
当我管理世界银行研究部时，有幸得到托尼·维纳布尔斯的有力辅佐，来带头做贸易方面的研究。我鼓励他进一步研究被陆地包围的问题。维纳布尔斯设法找到一个集装箱从美国和欧洲的港口运输到世界各国首都所需成本的相关数据。毫无疑问，前往内陆国家的首都的运输成本更高。但令人震惊的是，运输成本表现出的巨大差异似乎并不取决于距离的远近。维纳布尔斯最终追查到了原因所在，即内陆国家的运输成本取决于它的沿海邻国在运输基础设施上的投入。也就是说，内陆国家受到其邻国的制约。
为什么乌干达贫穷而瑞士富有？实际上部分原因是瑞士通往海岸的通道依赖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的基础设施，而乌干达的通道依赖的则是肯尼亚的设施。你认为哪个会更好些呢？如果作为内陆国家，你通往海岸的交通通道质量低下，你又不能对此进行左右，那么你就很难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市场，因为任何产品都需要运输，所以忘记制造业这个迄今为止快速发展的、最为可靠的推动力吧。交通不利，就一切免谈了。
但我怀疑邻国是否在其他方面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也许内陆国家不仅依靠邻国与海外市场连接，也可以将它们作为直接市场。也许德国和意大利并不是在瑞士通往世界市场的路上，它们本身就是瑞士的市场。瑞士没有与它的市场隔绝，而是被市场包围着。那么，为什么乌干达不是这样呢？根据定义所有的内陆国家不是都被邻国所包围。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邻邦都适合做市场。与瑞士相邻的是德国、意大利、法国和奥地利。而乌干达的邻邦则是停滞发展近30年的肯尼亚、卷入内战的苏丹、爆发种族屠杀的卢旺达、彻底崩溃的索马里、因灾难深重的历史而更换原国名扎伊尔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有曾侵略过乌干达的坦桑尼亚。至少在近几十年内，你可以判定瑞士有更好的邻邦环境。至于中非共和国，或许你可以去看看地图。大体上来看，它的生命线应该是乌班吉河。那曾经是运送木材的低成本高效益的途径，而木材是该国的重要出口产品。但不幸的是，中非共和国的下游地区属于刚果民主共和国——那里内战四起，天下大乱。因此河运停止，改为路运木材。实际上，真是用路在运。这些木材数量惊人。我依稀记起在某处，车载量的不断加剧对公路造成了巨大的损坏。在公路上用力拖拉这些木材毁坏了公路，我当时就站在路边，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第二部分 第18节：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2）
我决定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内陆国家是如何发展的，它们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邻邦的影响？这次我的合作伙伴是斯沃斯莫尔（Swarthmore）学院的教授斯蒂夫·奥康奈尔（SteveO'Connell）。我们发现地处内陆是否会成为问题，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面临着其他什么机遇。如果它拥有大量剩余自然资源（参见第三章），那么无论是不是内陆国家，它都将前景看好。这也是为什么同为内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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