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内陆国家，它都将前景看好。这也是为什么同为内陆国，波茨瓦纳却发展得很好：它善于管理自身巨大的自然资源财富。正如我们在之前的章节看到，如果一个国家自然资源丰富，根据〃荷兰病〃理论，它很可能在其他出口方面失去竞争力。地处海岸不会使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获得它地处内陆就会失去的出口机会，因为机会已经被资源的充足性所决定。资源丰富的内陆国家在出口资源时不会处于劣势，因为自然资源通常都如此宝贵，以至于即使运输成本高也能够出口。的确，与资源匮乏的内陆国家相比，资源丰富的内陆国家至少有抓住机遇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像波茨瓦纳一样。
因此在确定严重阻碍增长的因素中，增加被陆地包围这项特征显然是明智的，但这仅限于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不过也还是会囊括最底层10亿人中的30％。
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国家，不论是否为内陆国，都受益于邻国经济的增长：一国的增长有溢出效应。就世界平均水平来说，如果一国的邻国经济额外增长了1％，该国经济就会额外增长0。4％。因此良好的邻邦环境，对每个国家的快速增长都非常有帮助。全球范围内，资源匮乏的内陆国家似乎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来背负邻国的不利影响，因为对内陆国家来说，邻国经济增长的增长溢出效应不是0。4％，而是0。7％。因此像瑞士这样的国家，就要使自己的经济定位邻邦，以服务于邻国的市场。如果你是沿海国家，你就要为世界服务；如果你是内陆国家，你就要为邻邦服务。身为瑞士，这样做自然劳有所得；可如果是乌干达，情况就没那么好了，因为邻邦或许更具备地理上优势的（不是临海就是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它们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总不能抓住增长的机遇。总而言之，资源匮乏的内陆国家必须依靠邻邦来增长（它们还能做什么呢？），但这种选择是否会带来生机，还是取决于它们的邻邦是否陷入这样或那样的增长陷阱中。
第二部分 第19节：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3）
再来看看乌干达的邻邦。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多年来因政策不力而经济阻滞（这个陷阱我们之后还会提到）；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索马里都受战争所困；卢旺达和乌干达一样处于内陆困境，更不要提国内的大规模冲突了。乌干达无法连通全球市场，不仅因为肯尼亚公路上的运输成本很高，也因为它无法将自身经济定位在邻国那里，因为它的邻国同样身处困境。
资源匮乏而且身处内陆，再加上邻邦不是缺少机会就是抓不住机遇，这很容易导致一个国家驶上经济增长的慢车道。可陷入这种局面的国家有很多么？不，在非洲以外根本没有这样的国家。除去非洲，在发展中国家里，只有1％的人生活在资源匮乏的内陆国家。换言之，在非洲之外的地方，远离海岸且资源匮乏的区域难以维系支撑一个国家。确切地说，那些区域如此依赖邻邦，与其独立，还不如成为它们的一部分。但非洲不同，因为有大约30％的非洲人口居住在资源匮乏的内陆国家。按理说，这些地区不应该成为国家。但事已至此，这些国家存在着，而且将继续存在。
情况将会变得更糟。从全球范围俩卡，资源匮乏的内陆国家至少有一部分在调整经济，从邻邦获得最大化的增长溢出来看，以便部分解决自身的问题。如前所述，对内陆国家来说，如果邻国经济增长了1％，那么它的经济就会增长0。7％。非洲却不在此列。非洲的内陆国家并不根据邻邦进行经济定位，它们的基础设施和政策要么完全内向发展，要么全然面向世界市场。邻邦只是在通往世界市场的路上，却不能成为市场。这表现在增长的溢出上。在非洲，如果邻国经济额外增长了1％，那么该内陆国家的增长溢出效应是多少呢？基本上没有溢出效应。无论是否是内陆国家，世界各国在这种情况下的增长溢出效应的平均水平是0。4％，非洲以外的内陆国家是0。7％，非洲内陆国家则是0。2％——实际上基本上为零。当然，迄今为止这还不成之为问题：因为通常在非洲，内陆国家的邻邦经济几乎没有增长，自然也就没有多少增长溢出。而就目前的情况看，就算有更多幸运国家的经济开始增长，也救不了内陆国家。
对于中非共和国，我尽了微薄之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没有职员常驻该国。我试图找到一些捐助者援助该国，可一位主要捐助者说不值得这样做，因为中非共和国的政府正面临着安全问题。也许他们那时已有所察觉：几个月之后那里果然发生了一次成功的政变。前首相在大使馆避难数月，现在正居于巴黎。而如今这个国家又再次陷入政变陷阱之中，很可能还同时陷入到了不止一个陷阱中。
第二部分 第20节：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1）
第六章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
贸易和最底层的10亿人
国际贸易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然而，贸易规模和构成最为引人注目的转变，却发生在过去的25年内。在这25年间，发展中国家首次进入了全球的商品和服务市场，而不再仅仅是初级产品市场。直到1980年前后，发展中国家的角色一直就是负责出口原材料。而如今，发展中国家80％的出口都是制造品，服务业产品的出口也同样迅速增长。初级产品的生产基本上只是自产自销，即使出口这些初级产品，也更多的是给那些使用土地的人带来利润。土地有时归农民所有，但主要受益人更多的还是矿业公司和大地主，所以建立在初级产品出口之上的贸易，很可能会创造出大量不均等的收入。其贸易范围也受到市场规模的固有限制：如果出口增长，价格就会下降。与之相对的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就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前景，带来更为公平的盈利和更为快速的发展。它们更多的是使用劳动力而不是土地。出口的机会也会提升对劳动力的需求。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标志性特色就是它们拥有大量的非生产性劳动力，这些出口便能使发展的好处惠及到更为广泛的范围之中。而因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世界市场十分巨大，最初也是由富裕国家占优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扩展空间也是十分可观的。
然而，在我们为发展中国家这种贸易改变欢欣雀跃之前，让我们先问上一句，这一天的到来为何这样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富裕世界主导着全球制造业，尽管它们要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发展中世界的40倍之多。为什么如此巨大的工资差距没能使发展中国家更具竞争力？对这一问题的部分解答是，富裕世界对贫困世界施加了贸易限制。另一部分原因则是，贫困世界被自己所设的贸易限制束缚了手脚，向竞争性世界出口变得无利可图。但贸易限制只能部分解释工资差距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富裕世界之所以能容忍这样巨大的工资差距，更多还是因为在制造业中存在着空间规模经济。就是说，如果同一地点的其他公司正在生产制成品，往往会使你的公司降低成本。例如，如果有很多公司在制造同样的产品，就会有成群符合你需要的熟练工人。随即就会产生大量的公司来提供服务和能源，使你的生产事半功倍。而若是将公司迁到某些没有其他同类公司的地方，即使非熟练劳动力要廉价许多，其他的这些成本也还是会大大增加，往往得不偿失。
第二部分 第21节：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2）
专业术语对此的概括是〃聚集经济〃（economyofagglomeration）。它是保罗·克鲁格曼和托尼·维纳布尔斯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他们想知道，如果工资差距扩大到足以抵消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时，会产生何种情况。设想你的公司是第一个成功地跳过了工资差距的公司——就是说，你的公司从高薪世界迁到了低薪世界之中。你起初自然无法日进斗金，至多是不赔不赚而已——要是将公司迁到这里就能一夜暴富，那别人早就这么做了。你第一个迁来又没有破产，能够勉强度日。孤零零地当着开路先锋，周围没有其他公司可以形成一种聚集经济，但你还是硬撑了下来。而现在事情又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第二家公司也迁来，这时会发生什么呢？对于第二家公司来说，境况要比第一家公司好一些，因为毕竟这里已经有了一家公司，而这也对第一家公司有所帮助，它们开始一起渐渐经营得有声有色起来，而不再仅仅是勉强度日。那么等到第三家公司迁来时，情况又会如何呢？自然就是更上一层楼了，在这个新的地方将出现一次制造业的急剧转移。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耳熟呢——就像是从美国和欧洲向亚洲发生的制造业转移一样？这一转移之所以是急剧的，是因为一旦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迁移行动，就会在低薪的亚洲产生聚集经济。在这一过程中，亚洲的薪水会得到提升，但由于最初存在着天壤之别，而亚洲又有着不计其数的廉价劳动力，所以这一趋同的进程还是会持续许多年的。我将这种情形描述为是公司的重新部署，而有时这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为外包或者〃移位〃。但你不需要，也不能通过禁止公司迁移来中止这一活动。在低薪地区建立新公司或是留在高薪地区，这两者在竞争中取胜的机会均等。为了使产业更具活力，公司不一定非要变更位置，因为公司在一个地方的兴衰成败不会随着所处位置的改变而有所不同。
为了有效地打入制造业的全球市场，就有必要跨过一道成本竞争力的门槛。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跨过这道门槛，它实际上就会享有无限的扩展可能：如果第一家公司能够获利，那么它的效仿者也同样能获利。这种扩展创造了工作机会，尤其为年轻人创造了机会。诚然，这些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