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委会；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拆除一切武斗据点，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命令要求，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严守纪律，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密切注意敌人动向，作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八？一二'命令把战备工作的紧迫性明确地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把战备问题与稳定形势、平息武斗、消灭派性及加强纪律等问题联系起来。以此为标志，全国的战备工作进入了高潮，并由主要是思想动员进入了全面的具体实施，由主要是部队的工作变成了全民的紧张行动，由领导机关的一般工作上升为主要工作之一。
'八？二八'命令下达后，全国各地立即出现了传达、贯彻的高潮。各省、市、自治区革委发会均在8月底和9月初召开各种会议，宣读命令，布置、检查、落实各项战备工作。例如，甘肃省于 8月30日召开省革委会常委会，对照命令检查了群众的战备工作，会议决定：（1） 迅速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个大宣传、大学习'八？二八'命令的高潮；（2） 下决心解决一些地区、厂矿的'老大难'单位的问题，采取果断措施，把闹资产阶级派性、搞分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查清，对阶级敌人发动一次进攻，彻底解决矛盾；（3）在国庆前整顿一次社会秩序；（4）提前进行战备物资、人员疏散等工作。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于9月2日和3日连续两次召开全市大会，号召全市800万军民立即动员起来，以高昂的战备姿态，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命令，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团结起来，准备打仗。大会决定：立即在全市城乡掀起学习中央命令、执行中央命令的热潮，用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武装每个人的头脑，用'八？二八'命令指导每个人的行动；进一步加强革命大团结，巩固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加强革命组织纪律性，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从各方面做好准备，严阵以待，坚决镇压反革命，维护革命秩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热潮；有领导、有步骤地整顿民兵组织，要做到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三落实，并加强首都防空设施。
随着对'七？二三'布告特别是'八？二八'命令广泛的声势浩大的宣传、贯彻和执行，全国出现了一片浓厚的战备气氛。当时诸如武斗派性、分裂、无政府主义等直接危及稳定的因素都受到严厉的打击，革委会的权威得到维护，生产逐步恢复，社会生活、工作秩序有所好转。这些都是进行战备工作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同时，也是紧迫的战备活动的结果。
'八？二八'命令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1969年 9月12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原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题为《举行军事情报传达会议中国的核设施对苏联的攻击保持戒备》。报道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军官和民政官员正在接到通过要他们预防苏联将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场'必然的'袭击。北京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一个命令，授权军队对'无政府主义者'、'反革命分子'和'颠覆分子'加强镇压措施。在广东会议上，干部们把由毛泽东认可，从9月1日起生效的这个命令说成是实际上是一个'动员令'，其目的在于加强'祖国的防御'。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干部们敦促参加会议的军官和官员对士兵和老百姓进行教育，使他们知道战争已迫在眉睫。'报告表示不解的是：'这里的专家们同样不清楚的是，中国人谈论马上就要打仗，是用来推动它过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计划，还是真正害怕战争而提出这种严密的计划。'
日本《东京新闻》于1969年11月23日也发表了题为《中国发布'八？二八'命令，加强边境地区的备战》的消息，以及题为《同苏联的紧张状态历历在目，对边境地区的武斗感到危机》的评论。评论中说：''八？二八'命令的八项内容，直接间接都同准备打仗有关，由此可见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是多么地紧张。在这种对付苏联和对付美国的准备也即备战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东北、内蒙、新疆、云南等边境地区，问题特别多，据说各派之间不断发生武斗。针对边境地区的混乱，发布'八？二八'命令的目的，似乎是要严惩首恶，确保军民纪律，从而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和解放军的支持下，突破国内外的严重局势。'
中国的这种大规模的战备活动虽然完全是防御性的，但它却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全球的战略态势。对于一个高度戒备、充分动员起来的大国来说，任何突然袭击都是难以奏效的。积极的战略防御成为避免战争，走向缓和的重要文件。
“副主席第一号令”
“副主席第一号令”
1969年 9月11日，应苏联方面的要求，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讨论了两国关系中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苏联方面表达了缓和边界的愿望。双方协定，同年10月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
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也可能是在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同时，亦即利用和谈掩护大规模突然袭击。
1969年 9月30日，林彪视察北京南苑机场。当晚，他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等人开会，布置紧急战备疏散问题。林彪命令当晚立即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空军机降，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之伞兵。
10月中上旬，为防止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军委办事组撤到北京西郊办公。
1969年10月初，林彪由空军司令吴法宪、北京部队司令郑维山、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等陪同，乘飞机到山西、河北等地视察、看地形。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为'紧急备战'疏散飞抵苏州市。此时，他既没有认真研究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更没有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10月18日，亦即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前两天，他背着党中央、毛泽东，要秘书给在京的黄永胜发出'六条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当晚，黄永胜即布置阎仲川向全军传达。阎仲川随即以'林副主度第一个号令'由'前指'下达全军。全军立即进入紧急状态，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19日至20日，许多大中城市也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正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
全民备战
全民备战
中苏边界谈判以后，两国关系有所缓和，立即爆发战争的迹象逐渐减少。这时，虽然有些部队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总的来说，全国全军的备战活动已开始缓慢地从那种大战在即、一触即发的状态向常备型状态恢复。尽管转变已经缓慢地开始，但直到1969年底，战备气氛仍然很浓，其程度远远超过了1969年9月以前和1970年以后。在当时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日常工作中，战备工作被当成带动其他各项工作的'纲'。
1969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要考虑到全局。一切工作都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战略思想出发，用这个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就是全局观念没有全局观念的工作，就是单纯业务观点'。1969年10月下旬，广东省革委会第十二次常委扩大会确定，要以战备为中心部署今冬明春各项工作。1969年11月中旬，长春市革委会举行城市斗、批、改工作会议，决定从准备打仗出发，以经得起战争考验为标准，认真搞好全市今冬明春斗批改工作。1969年12月 7日召开的黑龙江省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以战备工作为重点，讨论落实1970年斗、批、改及工农业生产新跃进问题。
当时，中央对战备工作采取了一种'内紧外松'的方针。紧张的国际形势，大规模紧迫的战备活动在公开的宣传报道中几乎没有反映，尽管战备工作一度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但报纸和广播的基本内容却是'革命大批判'、'活学活用'、'教育革命'、'五？七干校'、'整党建党'以及工家业生产等项工作，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从1969年10月至1969年底，各地战备工作的重点已普遍从平息武斗、铲平山头、加强团结、批判无政府主义等转到战备教育、战备动员、战备训练、战备组织、物资储备、人口疏散等方面。具体内容有：
（1） 战备动员、教育。这是战备工作的思想基础，一直被放在各项战备工作的首位。例如湖南省在'八？二八'命令下达后，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战备教育工作。全省农村举办了各种类型的以战备教育为中心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广泛的'革命大批判'，利用电影、幻灯、图片、漫画、墙报、文艺宣传等形式，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据报道，通过这一系列战备教育活动，加强了战备观念，促进了斗、批、改运动和工农业的发展。天津某厂革委会自九大以来，'结合国内外形势，针对职工的活思想'，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战争的一系列论述，并采用讲形势、摆敌情、声讨批判、忆苦控诉、敌情展览、战备落实、讲用会等形式，对全厂职工进行战备教育。通过学习，职工们进一步认清了敌人的侵华罪行，明确了我们必须立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