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家中一看，老母已经差不多好了，已是休养时期。女儿也将出院，琴？又由满面愁容而平添喜色了，这益发增加了我的兴奋。
我立刻去看江翊云。他一见我，尚未说话，就从书桌上站起，手执桌机电话同地方法院检察长祁谨奄说话。
他说：“喂！谨奄吗？吴景洲回来了！”
祁答：“很好！明天下午2点，就请他来！”
江翊云挂上电话，才向我寒暄落座。
他说：“明天下午两点，我陪你一块去！”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我被郑控走申协议（5）
因此，易寅村再三要我同他研究去不去问题，当然毋庸研究我立刻允许了他。我们约定了明天午后他来同我到法院。
在当天的晚上，一个朋友谢次洲来看我，转致承办这一案的检察官姓李的意思：要我谅解心照。说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并且是四川同乡。
第二天下午一时，翊云就来了。少少坐了一下，他就要我走，我就与他同车去。
地方法院是旧时的大理院。我们到了门口，警卫挡住了我们，他说：“被传的当事人，不能走大门，要进旁边一个矮门。”
江说：“我是大律师！”
警卫答：“你同了当事人呀！”
我奇怪了，他如何知道我是被告的案中人？这时门口出入的人不少。江翊云相当窘了。却突然进来一个法院的职员，也从外边进来，他知道此地在僵持，他插话了：“这是江总长！可以，可以！请进！请进！”他用手招呼邀着。
卫兵不再拦了，我托福跟着翊云进去，一直到了律师休息室。
“我叫人替你报到。”翊云说：他立刻招呼休息室的茶房，告诉他我的姓名，去了。
一忽就回来，要我进去。翊云也跟着走。到茶房止住了，他说：“您不能去！”翊云停止了，他对我说：“我在此等候你，如果你被扣，我也不出去！你请放心！”
我谢了他往里走，那茶房带着我，下了地道，到一条街子内停住在那里候。许多囚首垢面的人，遗尿遍地，臭不可当，有些地狱的象征了。我不由得想起，我同寅村、玄伯不是一样的官吏吗？那时检察官肯来就询，现在却将我当犯人看待！他们都不肯来，我却这样守法？
我不免愤怒了。但是，当然忍耐着。好在不久，看见来了一个瘦瘦的法官，腋下夹了案卷，走进靠近我的一间小房，他回头将我看了一下。
我想：“这大概就是那姓李的检察官了。”
果然，那房内就传呼了人名，却不是我，有人答应一声，随着进去一个工式的朋友，大约不多几句话，就出来。
接着，我听见了我的姓名，一阵愤怒的意念闪过我的脑神经，我走进那小房，那小房小得只像一间长方形 的候客室，正中有个小讲台，台上两个人：一个检察官，一个书记官并坐着。右手台下，立了一个法警。我立在台下面朝着台上那两个官，已经离门不远。这还是预审庭，也就是侦查庭吧？是不公开的。此外是不是还有旁听的人，我已经记不清。
我没有想到我今日居然站立在犯人的地位？我打量着这上坐的人，他欠了下身，照例地问了我的姓名、年岁、籍贯，然后翻动了他桌上放着的案卷。
我看见那案卷甚长，他很温文地对我说：“此案是最高法院郑检察长告你，大旨是：在×月×日他有一封电报给朱检察官树森，这电报是由你扣了。他告你是‘妨害秘密’，你那天对这个电报是如何处分？”？
“这个电报么？”我说，“是有的，是郑烈打给朱树森的，朱树森是突然受人家的指使，来故宫博物院查案，郑烈给他这个电报时，他离开了原住的长安饭店。这个电报无法投递。但是电报局知道他是来故宫查案，又知道我是故宫博物院的简任秘书，所以送到我家里来托我转交。我根本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或者以为他还要到故宫来，所以答应了收下来，转给他。这是公事，我当然要呈给院长过目，或者院长知道他的住处，易院长拆阅了。因为是明电，他发现这是妨碍他的，所以他扣了。”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我被郑控走申协议（6）
他说：“原告还告你是诈欺！”
“如何叫诈欺呢？”我问，“既然‘诈欺’，应该还‘取财’吧？”
“因为，”他说，“你允诺了转与朱检察官，你违背了诺言，反而交与易培基！我方才已经问过送报人，他也是这样说。”
“这送报人认识我吗？”我说，“他同我订有契约吗？”
“不！”他说，“他是同你门房接洽的。”
我说：“那他们应该告我的门房，我不能负这个责任！”
他问：“你如何吩咐门房的呢？”
“当时是这样！”我说，“门房拿了这电报给我，说他要求代为转达，我又不知道内容是什么，我认为可能，就接受了。这完全出于一种帮助他的善意，我何尝丝毫诈欺？我何尝用一点手段？岂不是奇谈！”
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问：“还有说在南京电报局抄录两个电报，也是你经手吗？”
“我更奇了！”我答，“我人在北平，如何经手南京的事？”
他问：“这两个电文，你看见吗？”
我答：“看见！”
他问：“如何看见的呢？”
我答：“这天下的人都看见，不是在报上发表了吗？”
他又停顿了，似乎要结束了，又问：“你还有话说吗？”
“没有甚么？”我想了一下，接着说：“就是请特别注意：我将这电报交与易院长，是国家文官服务令叫我交的，因为他是博物院的首长，而这是公事。”
他没有答复，却又问：“你带有钱吗？”
我答：“有！”
“有预备保人吗？”
我说：“有！”
“这个案子，并不重要。”他说，“假使败诉，按照刑法××条，也仅是处3个月以下的徒刑，300元以下的罚金。我想：现在你缴200元保证金，100元铺保。”
我问：“既有保证金，为什么又要铺保？”
他答：“可以这样办的！”？
这时，他将书记官手内录的问答，所谓“自白”或者供词拿给我看，并且说：“你看过了，觉得没有什么，请你签个字。”
我大致看了一遍，一篇“蝇足”小楷真是细于蝇足，随时可以改。只写我的答词，他的问话一概空白。我所答的有力量的重点都没有写上，譬如：我特别提出那文官服务令一段，一个字也没有。
我不禁笑了。我说：“这我如何签字呢？为什么我说的重点都漏了，而检察官的问话又一句都没有写？”
“都是这样！”他轻声说。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我被郑控走申协议（7）
我于是乎明白案子都是这样办的。我踌蹰着不下笔，我想：“这样，何必给我看呢？”
他看见我踌蹰，也有些为难了，他说：“你签了，你就自由了。”
站在我右手的那个法警，忽然开口了，他说：“堂上体恤你！”
我一听这话，不禁甚怒，几乎要咆哮，但是，我忍住，我用北平人的方式，用力地瞪了他一眼。我手上本来拿着笔的却放下了。
检察官顺着我的眼光，也看了一下法警，又回到我脸上，柔和地望着我再说一遍：“请你签一下字，就自由了。”
我忽然想起谢次洲的关照，觉得这位检察官的苦心，我说：“一定要我这样签吗？”
接着，我不等再回答，我签了，也不再看。
他欣然地接过去，回头对那法警说：“你引导吴先生缴保证金再回来。”
于是那法警恭顺地引着路到会计室缴了200元，问他要收条，他说：“要附卷。”也就算了。法警跟了我回到原处，保证人杨心德已经在公案下面打了100元铺保的证书。检察官向我说：“你可以请回去了。”
我向进来的原路走。他又要我回来，又说：“请你走这边的门吧！”
我说：“江律师在等我。”
他说：“你出了这边门再进那大门，就无妨了。”
我只得出了矮门，又走向大门进去。方才阻止我们的门警还在，却向我举枪致敬了。真奇怪！我想：是在演戏。
我回到律师休息室一问，江翊云走了。大概他是知道我一定可以自由，所以不必候了。于是我去看一位顾检察官，他是顾孟余的族叔，我们很好的朋友，在故宫工作的同志。我将今天的问答，向他叙述一遍。
他说：“据我看，你应该无罪。”
我说：“不会！但是，‘官司虽输，跪相不错！’（一种俗语，言派头好也。）”彼此都笑了。
在他客厅上两个茶房，一个是庄思老审计院所用旧役，一个又是我农矿部保管处用过的，都对我恭敬亲切非常。在这一小时间，阶下囚，座上客，一身兼之，真成一梦。我方才彻底了解中华民国的司法！？
可是，我回来之后，相当气愤。
一会，那法警来，一定要见我，门房带他进来，态度大不同了，立正鞠躬，他说：“我替您去对了铺保，现在什么都不生问题了。”
我稍为欠了一下身，吩咐门房：“赏他1元！带下去！”他又鞠了一躬下去。
第二天，江翊云又来告我一桩更加令我啼笑皆非的事情，问我跟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张继一伙说我有通共嫌疑，只是目前证据不足，还在调查中，所以暂不指证。弄得我一头浆糊，不知所云。
我对他说，“君子不党，当初参加国民党，那是因为张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