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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肩负重任（2）
清代的科举考试继承了明朝的考试制度。到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明令废止科举制度的时候，其间二百余年，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变化。儒生首先须通过制艺考试，成为可入县学的生员，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秀才。在乡试中登第的秀才，称为举人。通过会试、殿试登第的举人，称为进士。进士中只有进入一甲、二甲者，才可以进到翰林院中。曾子城经过十八年的苦读，于道光十三年始入县学，磨炼了五年之后，才中试进士。他从识字读书到开始踏上仕途，耗尽了二十三年的时光。
曾子城在中试举人后的当年十一月就起身赶往京城。第二年，即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三月，第一次参加会试的他却名落孙山。
然而，拥有很高期望、进取不止的他依然高唱着“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正好，这年赶上了皇太后的六十大寿，增加乡会试恩科一次是惯例，所以第二年还有一次中第的机会。但从湘乡到北京，来回路上的花销太大了。曾子城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决定留在京城一年，等待参加明年的恩科会试。好在有一所“长沙会馆”设在京师，长沙府的应试举子都住在里面，所需的花费也不是很多。曾子城在北京居住的一年多时间里，渐渐开拓了自己的眼界。他除了继续勤研经史外，又很快地沉醉于唐宋的诗词和古文。他觉得古文可以任意发挥见解，比起那拾古人余唾而又缚手缚足的八股文，实在是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
但道光十六年的恩科会试，曾子城再一次与登第无缘。他虽然对此很感失望，但想到自己只有二十六岁，将来还有的是机会，因此，也就将这一时的挫折看得格外坦然了。
发榜后，曾子城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回自己的故乡了。这时，他身边的盘费已经所剩无几。因此路过淮宁时，他便借了同乡、任知县的易作梅一百两银子。但经过金陵的时候，他在书肆中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实在让他感到爱不释手，一问价钱，要他身上所有的钱加在一起才买得起。曾子城心中暗自盘算：从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既然已经买好了船票，沿途也就没什么用钱之处了。而随身所带的一些现在穿不着的冬衣，不如索兴当了，就可以把回家的盘费凑齐了。
于是曾子城用当衣物所得的钱，毅然买下了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
到家以后，曾星冈见他花了上百银子，却换回来几箱书；带去的衣箱里也都装满了书，独独不见了衣服。待他问明缘故以后，不仅没有对儿子加以责备，反而高兴地鼓励他说：“你借钱买书是件很好的事情，我会帮你把欠款还清的。但希望你要细心研读，也就不算白费了。”曾子城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从此清晨起床，半夜休息，埋头攻读，几乎一年都没有出过家门。在他进入翰苑之后，在自订的十二条日课中，“读史”仍是其中的一条，并规定说：“嗣后每日点十叶，间断不孝。”这“间断不孝”四字，就是因父亲六年前说的那句话而起的。
过了两年，即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又是三年大比的日子。曾子城家因为偿还易作梅的借款而没有剩余的钱供子城赴京了，幸亏亲戚帮助，借得三千吊钱，才促成了曾子城的这次出行。曾子城到达京城，剩下的钱就只有三吊了。可喜的是这次参加会试，他在中试的贡士中排第三十八名，四月，中正大光明殿复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依据惯例，列三甲者是不能进入翰林院的。曾子城感到非常羞愧，第二天就打算回去，不想参加朝考。同去应试的郭嵩焘千方百计加以劝阻，善化人劳崇光御史又答应为他圆转，他才留下来参加了朝考。朝考入选后，他于五月初二日被引见，之后改为翰林院庶吉士。至此，曾子城走完了自己的科举之路，这一年他才二十八岁。
曾子城在这次中试之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国藩。有人说，是由于他的某位老师嫌“子城”二字太过鄙俗，所以他才改的。但另有人说，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曾子城肄业于湘乡县涟滨书院时，深得山长刘元堂先生的赏识，并将他命名国藩，意思是子城乃是国家的屏障和藩篱。不管命名的时间如何，原意是什么，总之，这位远居山村，出身寒素的曾国藩，从此由田舍郎的身份一跃而进入了天子堂。能不能成为国之屏藩，就全靠他的福分了。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平步七迁初入官场
钦点翰林，改庶吉士后的曾国藩同年（道光十八年）八月与凌玉垣、郭嵩焘同行回到湖南。偏远山村里出了个翰林，这个头等新闻惊动了附近大大小小的村落。连日里，曾家的宾客络绎不绝，比曾国藩“早售”之日的场面热闹多了。亲戚朋友，以及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全部都赶来贺喜，所有的贺词赞语无非就是子贵父荣，说曾国藩乃蟒蛇精灵之类的话。当全家都在沸沸扬扬的时候，年已六十五岁的祖父曾星冈却较为冷静，对儿子竹亭说：“我家以农业为本，现在虽然富贵了，但过去是不能忘的。宽一当了翰林，事业还很长远，我们家里的一切食用都不要他关问，不要累着了他。”这实际上是叫曾国藩解除后顾之忧，将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仕途上。
道光十九年正月，曾国藩拜祖坟，上祠堂和家庙进行祭祀。又于二月初七日起一一走访了县里的亲朋好友，更于三月二十九日起，遍走衡阳、耒阳、永兴各地亲友，拜谒地方官员绅耆，六月廿二日才回到了家中。甫一月，又于七月二十三日起，走访了宝庆、武冈、新化、蓝田这些地方的亲戚朋友，十月初四日才回来。之所以他会如此忙碌，一为酬谢亲友，二为炫耀衣锦还乡，三为联络官府，更为光宗耀祖。
由于第二年（道光二十年）四月翰林院举行散馆考试，曾国藩于十一月初二日开始向京城出发。正好这天寅时，纪泽——他的第二个儿子呱呱坠地。自从十五个月的大儿子桢第于当年二月初一日因痘症夭折，十岁的满妹也因此而夭折后，他妻子总是不停地哭，这天却破涕为笑了。自衡阳迁湘乡大界的曾氏始祖曾学孟，在迁湘乡前，曾住在衡山白果十多年时间，其妻屈氏在白果鸡公头一个姓周的人家屋后埋葬。由于久未挂扫，已经找不到在什么地方了，曾星冈这年才去白果找到了这个地方。也正在曾国藩进京的这一天，一百多名族人全部集合在他家之后，上坟山竖碑祭祀。曾国藩正是参加了这次大祭坟活动后，从白果出发，经过两个县城——湘乡、宁乡，到达长沙府，下河乘船北上的。他的父亲和叔父骥云把他远送到了长沙才回去。
他和同行者经过漫漫征途，于三月二十八日才来到北京，在宣武门外一个叫千佛庵的庵堂里住了下来。
四月十七日散馆的题目是《正大光明殿赋》，以“执两用中怀永图”为韵，诗的题目是《赋得“人情以为田”》，得耕字。第二天揭榜，曾国藩列二等第十九名。廿二日引见，他被任职为翰林院检讨。
曾国藩自道光二十年进入翰苑，至这年年底，已经过了差不多三年时间。除夕将到之际，他回首流逝的岁月，一想到自己功不成名不就，学业也没有长进，京都的繁华与自己的清苦冷落更是对比鲜明，不禁“心摇摇如悬旌，又皇皇如有所失”。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西行入川
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三月初十日，曾国藩参加翰詹廷试，廷试的题目是《如石投水赋》； 其韵为“陈善闭邪谓之敬”；《烹阿封即墨论》； 《赋得“半窗残月有莺啼”》，得“莺”字。他在众人中名列二等第一，十四日引见，第二次被任职为翰林院侍讲。七月十五日正式补了侍讲这一空缺。
三月二十三日，曾国藩被引见后的第九天，他兴高采烈地向祖父母报告说：“三月初六日奉上谕，于初十日大考翰詹，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初闻之，孙心惊恐甚，盖不作赋久，字亦生疏。向来大考，大约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岁二月入考，到今才过四年，此举万没料中。故同人闻命下之时无不惶悚。”而结果却让曾国藩出乎意料，故他不无自豪地禀告祖父母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孙学问肤浅，见识庸鄙，受君父之厚恩，蒙祖宗之德荫，将来何以为报！惟当竭力尽忠而已。”他升了官，以前的冷落感一扫而空，怨天尤人的情绪也消失殆尽，立即大谈“竭力尽忠”。
曾国藩的好运接连不断，升侍讲后不久的六月二十二日，朝廷命他充任四川省分试正考官，而较他年长资高的御史赵楫却只得到副考官的职务。
曾国藩立志要像诸葛孔明那样，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所以他一到四川，这位卧龙就成了他第一个凭吊的对象。
他曾在留侯张良庙流连忘返，对这位汉初的风流人物“英风渺千载”倍加景仰，将自己“亦欲从之游”、“达人志江海”的抱负抒发得淋漓尽致。
西行旅途中，曾国藩深刻体会到了人情冷暖，并终生铭记于心。他在河北途中患暑热后，好几天吃不下一粒饭，颠簸晃荡的轿子更是让他难以忍受，但同行者除劳崇光多方照顾外，别的人都好像看不见似的，曾国藩竟病得“皮皱面有洼，耳聋气愈下，惨淡过潼关，沉昏渡清灞”。他一到西安，陕西巡抚、湖南湘阴人李星沅却给了他很多的照顾，百般慰藉，“遗仆炊香粳，呼僮伺馆舍。征医未辞频，馈物不论价”，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