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掠奴隶和财物。
整个西域，一时血腥纷乱，人命贱如鸡狗，对于当位者而言，在兵荒马乱的大势下，有很多lun理道德根本顾不上理会，一切苦痛哀伤和血泪屈辱都在胜利与荣耀的名义下被人忽略、忽视，乃至淡忘，直至不复存在！
在时代的浩荡洪流之下，许许多多的小人物，许许多多无名无姓的小人物，就象那木炭一样，在时代的洪炉中燃烧，爆发出灿烂耀眼的光和热，但是那光和热所照亮的，所温暖的，却多半不是小人物自己。
天下风云多变幻，小人物的自身，或迟或早都会成为时代的灰烬，最后被人彻底的遗忘！
谁还会记得一粒尘埃呢？小人物的呐喊，小人物的愿望，总是那么微不足道！
能够被人在青史之上记上一笔两笔的，多半不会是芸芸众生当中的某一位平常百姓。
第四章 弱肉强食
雄师出西域，铁骑破楼兰。
铁与血，剑与火，生与死的搏杀较量，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履胡之肠涉胡血，只为汉道昌！
西征大军在西域东征西讨，已经过了将近三个年头。
甘霖四年的春天，西北的风沙如期而至，但已经没有了往年肆虐的凶威。
现如今的西北，平虏侯赋予堪舆署的权力相当之大，在某些方面，甚至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余地。 比如堪舆署立碑划定布告四方的风水龙脉、禁伐山林、禁牧草场、封育山林、狩猎区、禁垦的土地、禁挖沙的河段、禁起房的地方等等风水禁区，那是绝对不许任何人触碰的禁律。 在堪舆署划定的禁区内垦牧砍伐，如果被人检举或者被官府衙门查获，倾家荡产、充军劳役是唯一下场。
司马翰当年上呈雷瑾的〈堪舆策论〉，数年以来依托于专责官署‘堪舆署’的设立而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 非但如此，平虏侯雷瑾还认为，“无文难以行远”，所以在命令堪舆署设立“堪舆学院”传道授业以及著书立说编次颁行之外，又令堪舆署设立报房，刊行《阴阳师》和《堪舆地理》两份报纸，将风水形势宗的‘形法’、风水理气宗的‘理法’，一概不分派别，细加阐发，以达到发扬光大、广传周知的目的。 雷瑾还专门批示，要求西北各学院、学园、学宫、书院研修探讨堪舆风水方面的学术时，必须务去虚妄、切求实际。 不得故作神秘，应使士庶黎民明白晓识其中道理，皆得教化，俾使大众在营造建筑、生活日用等事上，都可以遵循堪舆风水之道而自为之、自用之，臻于我无为而民自化地境地。 堪舆署提领大使司马翰亦为此专门移文交涉，与通政司和内务安全署会商议事。 从堪舆署派出专人在通政司‘巡演局’挂名，与通政司、内务安全署直辖的说书弹唱优伶艺人们结伴巡游于西北城乡山野。 专事传播堪舆风水形势之学。 同时，司马翰又上书请得雷瑾的允准，以“无规矩不成方圆”为由，着令堪舆署官吏在水利、河渠、堤坝、河工、驿道、屯垦、畜牧、山林、狩猎、农牧用水等多方面，依据堪舆风水形势之学，制订出相关各项律例法令，报送审理院核准定案后。 由雷瑾批准颁行于西北幕府治下各府州县，以为政务之规范。
在堪舆署、水利署、农牧工商署等衙署通力合作的努力下，西北河陇边塞的风沙一点点见少，而曾经破败壅塞的水利河渠则一天天修葺完备起来，每年旱灾、蝗灾、风沙造成的粮食、牲畜损失因此降低了一大截，关中、汉中、河西、青海每年地粮食收获虽然还算不上什么丰收，但比之当年钦差税监‘梁剥皮’把持陕西政务人事之时，已有了极大改观。 人丁六畜逐渐兴旺，再加上四川云贵和哈密、土鲁番、亦力军民执政府所辖地域的粮食、畜产，西北府库逐渐充盈，连年征伐地军资也能勉力筹措，这等成效，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堪舆署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和贡献是绝然不能忽视的。
虽然堪舆署、水利署数年间治水治山的成效很大，甘霖四年这个春天的风沙也远比往年少而且弱，但包括雷瑾在内，西北士庶仍然习惯性的减少了出行在外地次数，毕竟谁也不愿迎风吃砂子，春天风沙大起的时候，呆在家里是最稳妥的。
在平虏堡“幽篁里”，栖云凝清、倪法胜两人恪尽职守，扼守在攻守路线上的前后关节点，遥遥望着伫立于沙盘之前默然静思的雷瑾。 脸上带着几分忧虑的神色。 却不敢过去打扰他的静思。
最近几年，西北府库充盈。 甲兵强盛，实力见涨，信心自满，上上下下都不免有些浮躁自满、自高自大的风习，平虏军早几年在七河之役中蒙羞之事，现在已经渐渐被人淡忘了。 在此情形下，西北地一部分幕府官员、青翰词臣、儒林士绅、地方豪强们屡次想要上表‘称颂’盛世太平，甚至有人劝进称王。 如果不是雷瑾再三强力压着这股势头，这部分僚属臣民早就按捺不住，不知道会掀起什么风浪，搞出什么事情来——虽然对于独霸西北的平虏侯雷瑾来说，现在若是头脑一发热，应了这部分人之请，在西北边陲一隅僭号称王，自诩什么太平盛世，在帝国目前的形势下，倒也确实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约他。 名实相符的成为西陲之王，这事说容易也容易，但是俗话说的好，‘出头的椽子先烂’，在名不正则言不顺地情形下，为了一个虚名勉强行事，势必成为天下人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这实在是愚不可及的选择。 以长史蒙逊的话来说，就是‘都什么人啦？刚吃了几天饱饭，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吗？’
对此，雷瑾还是比较清醒的，这部分上言表章一概留中不发，并私底下对一干心腹近臣‘吹风’，表明心迹：“京师帝室尚存，幼主正位，天下人心犹奉皇甫氏为正统；幼帝既非昏聩失德而致天怒人怨之辈，为人臣下者悖逆叛国僭号称王，是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天下人必将鸣鼓而讨之！劝进诸生，是何心肠？欲误本侯么？况而今天下，已是群雄并起之局，兵戈四起，沧海横流，何来太平可言，又何有盛世可言？如此时局，小康之世尚是奢望，惶论其他哉？此等事体，诸君诸僚切勿再提，宜各守本分职司，谨慎做事为要。 ”
此言一出，雷瑾才算耳根一清，得了些清闲。 无论是一国之君，还是一方诸侯。 都不是那么好做的，都要付出相应地代价和牺牲。
栖云凝清等却也知道，雷瑾虽是贵为主上，但以一人之力与众多部下僚属的意愿较劲，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逆势而行，又岂是易为？而对僚属地劝进之声，悍然压制或者轻率顺应都非上策。 自古皆言堵不如疏，但真个事到临头。 其中堵与疏地火候又哪里有那么容易把握呢？堵或者疏，都是令人费心伤神，需要手腕和权术摆平的事情。
在雷瑾面前，是一个庞大地沙盘，而在前方地粉壁上还挂着一张大地图。
在粉壁与沙盘之间，摆放着由工匠精心制作的大号天体仪、地球仪各一座，这是在西洋传教士指点下。 详加考证才制作出来地东西，比起几十年前西洋传教士利马窦第一次送给帝国官员的天体仪、地球仪要精致得多。
伫立于沙盘之前的雷瑾，其实并没有象栖云凝清、倪法胜想象的那样，是在为僚属屡屡劝进之事伤脑筋，虽然部分僚属在最近又想借上书劝进之事博取拥立之功，如何处置得宜，这相当的不好办，但雷瑾斯时斯刻并没有为这个事伤神——在他看来。 僚属劝进固然令他颇为困扰，但长史为僚属之长，理应要为他分忧，疏导引领僚属们的意愿，俾使整个西北幕府同舟共济，自是责无旁贷。 所以他没有必要对此事太过在意。
雷瑾真正在考虑的，已经不是这些事情。
西域这几年地战事，其实相当艰苦，不说萨非伊朗兵强马壮，就是乌兹别柯汗国也不是那么好吃，西域大国不可轻侮——虽然平虏军进兵叶尔羌汗国的时候，似乎很是轻松的便席卷全境，得其全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这几年间，西北幕府、奥斯曼帝国、萨非伊朗、乌兹别柯汗国。 互相之间结盟毁盟。 彼此合纵连横仿佛成了家常便饭，前一刻握手言欢。 下一刻兵戎相见，你方唱罢我登台，城头变换大王旗，再加上女皇阿罗斯的边疆伯爵、西蒙古瓦剌人、清真教团、古波斯复辟势力都搀和其中，西域形势愈趋复杂。
总的来说，西北幕府已经完全巩固了对叶尔羌地区的控制，亦力军民执政府牢牢占据了蒲犁高原这个西域中枢地带的控制权，而且平虏军进占七河地区，如同利刀一般直插到咸海岸边，生生将萨非伊朗与乌兹别柯汗国之间的毗连地区切断，若非实在是鞭长莫及力不从心，郭若弼麾下地西征大军早已可以彻底击败乌兹别柯汗国，同时还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展开对奥斯曼帝国或者萨非伊朗的进攻作战，但是现实从来不会象预想中那样顺利和完美——已占领区地广人稀，战线漫长，辎重粮草的输送代价相对较大、连续战斗伤亡、疾病减员等等，无疑都会大大削弱己方进攻力量，而且西域亦如中土北方一样遭受连年旱灾，气候寒冷，粮草的就地筹措极为艰难，对于西征主将郭若弼、马启智两人来说，战胜攻取并不是最重要的，掌握战机，量力而行，适可而止，善胜不败，才是安国全军之道。 随着占领区地不断扩张，失败溃灭的危险也在成倍增长，在彻底掌握和消化新拓疆土之前，不谨慎的发动连续进攻，是自取灭亡之道。
郭若弼用兵老成持重，亦力执政府对新拓疆土的治理与西征大军配合相对默契，在这一点上，雷瑾也并没有什么好干预，好指责的，至少到目前为止，雷瑾对西域战局现状还是满意的。
相对于军队的攻城略地，雷瑾更看重另外两个方面：一个是商贾和移民在西域的开拓定居，另外一个是西蒙古瓦剌以及西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