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看史料，二二八事件的核心分子，很多是日占台湾时期的亲日头目和从南洋归来的台籍日军，其台独和亲日性质，现在已经越来越鲜明地被揭示出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起义”，而且成了台独分子的一块招牌。兄弟以为，林顶立这名字虽然现在并不为很多人所知而且不好听，将来或许还有改换形象的一天呢。
林顶立真正的传奇，是他在抗战中的经历。他公开身份是日本在台湾警视厅特高课的高级特务，拥有日本国籍，名字叫作林介之助，而他真实的身份，则是中国在日本特高课中最出色、最隐蔽的双面特工。这是一个黄皮肤的左尔格。
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台湾人在日占时期感恩戴德，也许李登辉先生的老爹是这样的，那位可以放鞭炮送他妈妈去做日军慰安妇的许立委是这样的，而台湾人中心怀故国的血性男儿也并非少数。1912年，同盟会员罗福星发动众友会起义，1930年，雾社起义，1937年，抗战开始第一年，就有李友邦将军为首的五万名台湾人内渡投入全面抗战。这位表面上换了日本名字林介之助，讲的一口流利日语的林顶立，就是一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典型台湾人。因为他精明干练，从少年时期就被日本黑龙会在台湾的组织看中吸收，不久转入警视厅。林以精通各种特工手段，做事机警敏捷，熟悉华人情况而不断得到重用，1931年便成为日本特高课的高级特务。
但是林实际上对做汉奸深恶痛绝，曾经设计潜入大陆，投报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政局动荡，英雄无用武之地，才不得不返回台湾，暂时栖身。这期间，林结识台湾江湖豪杰林仔滚、福建黑道大豪罗又章等，组成了闽台地区著名的黑道组织——“十八大哥”，自己排行十一，人称“十一龙头”。随着日军侵华的深入，林顶立这样在中国黑白两道通吃的优秀人才，更得到进一步的重用。日军派遣林前往刚刚攻占的厦门，担任日本在福建的“太上皇”、大特务泽重信的副手，作为日军切实掌握福建沿海地带的一着重要棋子。
林遂借此机会，取得林仔滚的介绍，先访香港，拜谒陈策将军，提出携带日军机密情报反正。
对于林的这样一个要求，陈策最初的反应是不敢相信。要知道抗战以来被日军特高课和76号汉奸机关破坏的中国特工机构不计其数，被捕特工也无数，而特高课的大特务上门来投降，这还是第一次！
陈策不愧老奸巨猾，他一面稳住林顶天，一面火速联系军统香港站站长王新衡。当时国民党的特工机构奉行“公开掩护秘密，秘密运用公开”的原则，所以林顶天找到陈策，也就和军统拉上了关系。
王新衡很快回报：此人可信！
原因是军统实际上1932年就和林顶立有过联系，那时的军统还没有正式成立，戴笠控制的特务处老特务连谋在福建曾经接触过林顶立，并且了解他的意愿。可惜，由于很快就爆发十九路军在福建起义的事件，双方失去了联系。
陈策遂将林顶立介绍给军统方面。
戴笠得到林顶立，如获至宝，他果断决定，林不要暴露身份，立即前往福建上任，并任命林为军统闽南站台湾挺进组组长。年底，军统特工设法为林在厦门设立了秘密电台。从此，高质量的日军情报源源不断从林顶立处汇入军统。
这样一个原特高课高级特工的反正，其价值对中国方面来说不可估量。
林顶立对军统的巨大贡献之一，是从内部挖到日方底牌，为军统的“对日经济战”提供了保障。
从抗战开始，戴笠的军统就奉命对日实施经济作战。戴对经济作战一窍不通，因此在军统内成立经济处，网罗专家进行实施。戴本来是布衣出身，不免在对“专家”问题上犯现在很多公司共同的错误——学历第一。他请来的第一任经济处长是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博士费同泽，费博士学问是好的，但是却没有实际应用经验，所以经济战进展很糟糕。戴还算聪明，一看这戴眼镜的不行，马上换人，架空费博士，任命出色的对日经济学家邓葆光担任副处长，负责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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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是经济战的天才，而且熟知日本经济，他曾经准确推断出日本将在1945年第三季度投降，其判断依据就是日本各种物资的储备和消耗，令重庆叹为观止。他指挥的经济作战也别开生面，是以制造伪钞为主，一箭双雕。
邓认为日本占领中国华东、华北地区，目的在于进行经济掠夺。因此，制造大量伪钞，和敌人争夺物资，就成为有效的经济战手段。当时，银行家贝祖贻是军统在上海的暗线——此人，大家有印象吗？他儿子很有名，叫做贝聿铭，就是在香港造中银三棱刮刀的那位——利用职务之便定期收集日占区的各种钞票交给军统，戴笠便下令在重庆巨额仿造，而后通过安徽界首武装偷运入日占区，疯狂抢购各种物资，并用来贿赂拉拢伪军将领。这一手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物资大量流失，物价飞涨，因此日军在特高课成立专门机构实施反经济作战，不断更改钞票，增加检查手法，意图恢复对占领区的经济控制。
这样，军统的假钞经常被查获，而如果伪军将领使用假钞，又很容易暴露其和重庆的联系。
自从林顶立加入，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特高课每发现一种新的假钞，或者每策划一种新的检查手法，林都能从内部预先获得消息，提前通知军统，因此军统的印刷厂马上进行相应调整，使日军虽然变化万端，依然防不胜防。
这套经济作战贯穿整个抗战，它破坏了日本占领区的经济掠夺，为重庆获得了大量急需物资，同时——大概也是最重要的——养活了日益膨胀的军统。据邓葆光的报告，每年军统利用“经济作战”获得的财富达到几万根金条，当时军统的富有连蒋委员长都意料不及。而其他的部门比如中统虽然几次试图分一杯羹，一来遭到军统的打压，二来仿制的钞票经常被查获，始终不成气候。
林顶立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将日陆海军在东南沿海的布防情报准确传送给军统，包括日军布雷区、军舰出入港等情况。二战后期盟军潜艇在东海、南海的作战，许多依据了林的情报。1945年，因为日军困兽犹斗，抵抗激烈，美军曾计划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为此，林情报组也提供了大量当地日军布防和战斗力，以及水文气象方面的情报。由于日军8月投降，这一战役未及实施。
同时，军统自身也充分利用了从林处获取的东南军事情报。戴笠和美军共同组建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为了获得美方信任，戴笠携美海军中校梅乐斯亲自赴东南敌后，车队穿越日军千里防线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东海之滨，令梅乐斯大为惊叹，也对军统的工作能力产生了更大的信任。他当然不知道，通过林顶立，戴早已经对日军的布防了如指掌，当然知道怎样趋避了。
戴笠对林顶立的价值非常清楚，因此反复强调对林提供的情报只能“被动运用”，绝不主动要求林搜求容易导致暴露的情报。
但是林本人艺高胆大，更做出军统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指挥的台湾挺进组不久建立了基隆、金门两个分组，甚至在鼓浪屿建立外围组织“同声俱乐部”，吸收福建、台湾爱国高级人士，形成了巩固的抗日团体，其团体成员，则逐步控制厦门伪政权各个部门。在林的努力工作下，厦门等地的伪组织除伪市长李思贤外，基本被林所控制，在他们的运作下，厦门成为各日占区组织中最为热闹、却效率最为低下的一个部分，而日军却也不闻不问，因为当地负责调查控制伪组织的特高课、兴亚院和宪兵队，都控制在林介之助，也就是林顶立的手中。
本来这些机关是由日本老特务泽重信控制的。泽重信，1899年生于大阪，士官学校毕业后转入陆海军特种训练班，长期在总部设于台北的“大日本南支派遣特务机关”工作，担任日军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陆海军特务系统总负责人。1939年9月，厦门特务机关长田村崇则被中国特工刺杀，泽重信亲自前往厦门坐镇，公开担任兴亚院负责人，地方理事官，台湾总督府驻厦门嘱托、海军总部嘱托、日本亚洲共荣会事务嘱托、华南情报部部长等职务，是日方在厦门的最高指挥人员。他前往厦门的时候带去了自己最为信任的部下林介之助，却不料给自己挖好了墓穴。
1941年，华南的一个日本女特工被军统拉入组织，并为中方提供情报，日方觉察后将其逮捕枪决。与这个女特工有联系的若干军统外围人员被捕。根据审讯中的记录，泽重信发现厦门暗藏着中国方面重要的特工机关，因此决定顺藤摸瓜，投入力量进行侦破。
以日军的效率和能力，林顶立这次在劫难逃了。对泽重信来说不幸的是他找来商量的，正是头号要犯林顶立。
林顶立第一个反应是迅速逃走，和军统局闽南站负责人陈式锐商议。戴笠得到陈通报后，认为林的价值太大，放弃过于可惜，因此决定保护林继续潜伏，派出漳州站长期潜伏的两名杀手汪鲲、苏群英，限期刺杀泽重信。并电陈、林曰：“此一敌酋若不及早加以制裁，将来羽翼丰满了，不但华南半壁均要沦入敌手，则整个抗战前途受影响至深。”
林顶立在关键时刻镇定自若，一面提供泽重信准确的活动规律给行动队员，一面因为泽重信经常去蝴蝶舞厅活动，通过十八大哥林仔滚，把苏群英安排到林开办的蝴蝶舞厅担任管账。
1941年10月26日，枪法出众的汪鲲从蝴蝶舞厅跟踪泽重信到《华南新日报》门前，泽重信屏开保镖，和报社社长、汉奸林谷同行，似有要事商议。汪鲲果断掩身路旁骑楼下水泥柱旁，连发两弹，均中泽重信胸胁部位，应声倒地，当场毙命。林谷大惊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