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一、号召国人拥护孙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
大政策;二、在适当时机,召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成立国民政府,讨伐南
京武汉一带的叛逆。当时,我们在南昌所发表的宣言文告,大体就是根据这两点作成的。
革命委员会由二十五人所组成,包括谭平山、宋庆龄、吴玉章、邓演达、何香凝、恽代
英、张曙时、郭沫若、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张发奎、贺龙、彭湃、林祖涵、朱德等。
这个名单由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后,即由谭平山在一次包括国民党左派人物的会议上,提出
予以通过。委员们立即宣誓就职,旋又推举谭平山为委员长,吴玉章为秘书长。这名单中的
国民党左派人物,除张曙时以外,其余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并未到场。他们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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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字被列进去,这是利用国民党招牌所必需的。至于张发奎那时已与南昌暴动处于对立的地位,
中共仍将他的名字列入,一面表示拉拢,一面想借此维系第四军军心。参加南昌暴动的国民
党左派人物,只有张曙时、姜济寰、萧炳章,和一些国民党中下级干部。因此,这个革命委
员会,用的是国民党的招牌,事实上是完全由中共所操纵。
军事行动策略更是紧逼的问题,当时张发奎所率领的第二方面军一部分,正由九江向南
昌逼近,声言讨伐叛逆。朱培德也正在吉安樟树等地调集他的部队,作反攻南昌的部署,武
汉南京两方,都可迅速集结其他部队入赣增援,对付我军。根据这种种情况,我们认为南昌
处在四面受敌之中,显然不易立足。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南下占领广东东江一带
地区①,以潮汕为据点,再行统一广东,出师北伐;一是主张西向进攻湖南②配合湖南的农
军,占领一部分地区,以为根据,再图大举。贺龙对于第二种主张很感兴趣,因为湘西一带,
原是他的老巢。但讨论的结果,大多数赞成南下的主张。理由是东江一带防务空虚,易于占
领,且不至四面受敌,东江的农民运动,早有基础,力量易于扩张,又因占领汕头海口,可
望获得苏联的接济。当时大多数人不愿往湖南,对于苏维埃,打游击,土地革命等等,还是
疑虑多端。毛泽东自愿到湖南去,也是挺而走险,当初也曾企图带着农民武装赶来南昌,参
加暴动,只因时间上来不及而作罢。
如何扩充军事实力,也是煞费脑筋的问题。贺龙的第二十军战斗力不算充足。他的第一
师师长贺敬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每师虽有三个团,但人数并不足额,枪支更陈旧不堪。
周逸群所率的第三师,那时还只有一个团人。所以第二十军急须加以充实。叶挺的第二十四
师和周士第所带的七十三团(原系独立团)是这次暴动中的主力。中共当时决定再成立一团,
与独立团合并,编为第二十五师,再加上蔡廷锴的第十师,合并成为十一军,由叶挺、蔡廷
锴任正副军长。当时驻在南昌附近的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他接替陈铭枢的职位),对于南昌暴
动,原采取中立态度,经中共极力拉拢,他才表示附和。朱德原任杨森军的党代表,在杨森
背叛武汉时,离开杨部来到江西,他的老朋友朱培德便任他为教导团团长。后来朱培德遣送
共产党员出境,朱德仍以与朱培德等同系云南部队出身的老关系留任原职,并未被认为共产
党员而遭遣送。这时中共特别抬出朱德来,给他以一个第九军军长的名义,希望他能影响并
转变朱培德的部队,形成一个新的军事力量。
根据这种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部署,革命委员会的具体组织也就形成了。任委员长的谭
平山,算是对内对外的领袖,吴玉章以秘书长的资格,组织了一个秘书处,为革命委员会的
办事机关。革命委员会下成立一参谋团,等于国民政府下的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
刘伯诚任参谋长,贺龙任前敌总指挥,叶挺任副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此外,设
有农工委员会,由我任主任,李立三、郭亮、彭湃、陈荫林等任委员,负责领导工农运动和
建立各地方政权等任务。另党务委员会,主任张曙时,负责领导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委
员会,主任恽代英;财政委员会,主任林祖涵,后来又增设一个政治保卫局,由李立三任局
长。这些组织的性质,是党政军一元化的。既杂有一点国民政府的成规,也渗有中共的特殊
作风。
革命委员会的政纲,大体还保存着北伐初期的色彩。其中最特殊之点,是规定没收二百
亩以上的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这种规定,虽然还是在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
田”的口号之下提出的,然而,已是中共公开宣布没收土地的第一声。再则,规定经过选举
的方式,成立乡村政权,在这种选举中,工农团体自然是其中的骨干。此外,关于反对帝国
主义和军阀,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项,都和过去国民党的政纲没有多大出入。
革命委员会略具规模,还没有来得及大事宣传,就不得不根据军事情况的需要,离开南
昌。军队之向南移动,对内对外,都引起一种不安的情绪,许多人感觉到,中共的军队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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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逃难。武汉的中共中央又已通告各地区组织与工农团体,停止响应南昌暴动,前敌委员
会对两湖各地工农的配合行动,已失去了指望。即对在平江暴动的余洒度部,也认为时间上
来不及命令他们赶到南昌与大队会合,只有通知他们就地行动,后来这一部分军力就成为毛
泽东所组织的湖南工农红军的基干部队。
八月五日,这一支暴动军,护卫着革命委员会的庞大组织,经由赣东的抚州、瑞金等地,
向广东的潮汕进发。这支军队,除了打着革命委员会的招牌以外,可以说与其他的国民革命
军没有显著的分别。一般士气反不如北伐初期那末旺盛。溽暑行军,行李又非常笨重,需要
大批民伕,而民伕又征不到,于是沿途拉佚和兵伏逃跑的事,不断发生。中共的干部们,是
在那里第一次学习军事行动。
第一天的行军情况,特别显得七零八落,当天走了九十华里,到李家渡宿营时,许多干
部,脚板上都瘇起了水泡。要人们要坐轿子,轿伕又不易找到,走路似乎比任何事都辛苦。
一般干部,在出发前,总想多带点日用的东西,可是上路后,这些所携带的东西都成了极重
的负担,似乎几两重的心爱的物件,这时都成了千斤坠。因此,在多数干部要求之下,决定
把这些包袱扔掉。在李家渡河边的沙滩上,各种漂亮的衣物,堆积得象一座五颜六色的小山
一样,引火焚毁,以示决心。这可算是中共“无产阶级化”的一次表现。可是,有些人对着
那一堆余烬残灰,也不免叹息着说:我们为甚么这么傻呢?为甚么不将这些衣物分赠给当地
的老百姓呢?然而,当时的中共,只是想到那里便做到那里,我们老是在“上当中学乖”。这
件小事,也许就是我们的一个实地写照。
从李家渡到抚州的途中,周恩来等候在路旁,与我会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懊丧的说:
据一位逃出来的同志报告,行进到进贤的第十师蔡廷锴,业已叛变,拖着队伍向东跑了。蔡
廷锴在进贤借集合干部训话为名,将三十团团长范孟声及其他中共同志三十余人,一律扣留
杀害,其余同志数十人,也下落不明③。现在只逃回来一个同志。似此,我们在第十师中的
基础,已完全被毁了。
周恩来接着以引咎的语调向我说:这件事是我的大意,我应完全负责。他的这种表
示是有原因的。当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向南昌集中的时候,叶挺师担任前锋,蔡廷锴师跟进。
南昌暴动之夜,蔡师全部驻在南昌附近,蔡本人正由九江赶来南昌,蔡于八月一日才赶到南
昌,是由我与周恩来叶挺三人和他在叶挺师部接谈的。蔡初到叶挺师部时,大概因没有参预
这次暴动的密谋,神色显得有点慌张,我因与蔡不熟,一直没有多发言。只由恩来对他说了
一篇南昌暴动的大道理,叶挺也以老战友的资格,从旁向他说:高佬!就这么干吧!蔡低头
踌躇一下之后,即表示一切愿听指挥。这一幕过后,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多数委员,都对
蔡有些不放心,主张应派得力的人员去控制第十师。独周恩来认为不应对蔡表示不信任。因
此委蔡为参谋团的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兼左翼总指挥,并且命令他单独循进贤一路南下,
即对范孟声等同志,周只嘱咐他们听从蔡廷锴的指挥,并没有要他们提高警觉。如今,蔡竟
叛变了,而且范孟声等同志又因而被害,周对于自己事先的疏于防范,当然有内疚之感。
我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和意见之后,心中难过,踌躇了一阵才对他说:现在事已至此,是
无法挽救的了。看来,蔡廷锴拖着队伍往东走,还没有与我们敌对的意思,他既怀异心,即
使和我们一同到了东江,在紧要关头再来一个拆台,岂不更糟。我们对于这一件事情的处理,
显然是太大意了。应当视为一个严重的教训。这件事如果公布出来,将会动摇军心,还不如
不公布的好。在此紧急时期,你也不要灰心,不要提出引咎辞职这一类的话,还是咬紧牙根
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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