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较大的民船，沿汀江顺水直放三河坝。三河坝本是我军行进途中的枢纽，但先行部队并未
设防，因此我们到达这里，竟陷于四面受敌的境地，驻在梅县的敌军黄绍雄部有一团兵已到
达离三河坝三十华里的淞口，可以在三小时之内攻击我们。三河坝的周围，又有一些民团，
向我们警戒。三河坝镇内，也有一支五十支枪的民团潜伏着准备作黄部的内应。
我面临着这种危险情况，立即约集那时已不任第九军军长而跟随革命委员会行进的朱德
和号称“东江农民王”的彭湃等商议对策。我们在革命委员会各机关内，聚集了二十余人的
长枪兵，由朱德以九军军长兼革命委员会警卫司令名义，向淞口方面警戒并封锁消息。彭湃
则集中了十几人的短枪队，负责去解决这个镇上的民团。我则在一所大房子里面，招待镇上
的绅商，故作闲逸之状。革命委员会的其他人员，多留住在船上休息。我们的主力军，那时
已经在三百华里以外的潮汕，李立三周士第所带的队伍，还在上杭一带，尚须两三天才能到
来，我们孤悬在这里，急切得不到援救，只有尽量表示镇静，摆设这个空城计。
我们安然渡过了难关，似乎出乎意料。首先是彭湃大显身手，他熟悉本地情形，很顺利
的将镇上的民团缴了械，他还搜获了隐藏在镇内的十多个携带短枪的人，其中自然包括黄绍
雄的密探在内。两三小时之内，我们已控制了三河坝整个市镇，我们的枪支也增加了。三河
坝的那些绅商们，愈来愈多的到我这里来客气一番。朱德所带的那一排人，在离三河坝八华
里的地方，即与黄绍雄的先头部队接触。黄部似尚不知我们的虚实，向淞口方面退却，朱德
乘势派出八个兵，对敌作虚张声势的追击。朱德本人，则奔走于三河坝与前线之间，摆出军
长的架子，吓唬那些乡下人。
这样维持了两天，李立三和周士第两部陆续到达。我和李立三彭湃等，率领着革命委员
会各机构，由保卫局的一连人护卫，顺韩江，分水陆两路，向潮汕前进，朱德和周士第，则
率领着后卫营留驻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的敌军。并照料留在那里的伤病兵。后来我主力军
在汤坑被击溃向流沙普宁海陆丰一带流窜时，朱德和周士第便被敌军隔离在三河坝。他们因
孤立无援，不得不率领所部和一部分轻伤病兵，共千余人，向粤赣边区开始游击活动。朱德
部历尽艰险，终与毛泽东部汇合，在井冈山下寨，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
汕头是我们预定的临时首都，我们准备在那里大展鸿图。先我们到达那里的周恩来，在
一九二五年曾一度出任汕头的东江行政主任，情况比较熟悉，我们只有唯他的马首是瞻。根
据他的提议，李立三被任命为汕头公安局长，致力于秩序的安定。这里的中共地下组织原是
渺小没有力量的。当地人民对我们多持冷漠和观望的态度，敌探的活动更是防不胜防，敌人
的便衣队便袭击过汕头的公安局。
敌军徐景唐、黄绍雄、任庭飏等部占住了潮汕西面汤坑一带险要阵地，企图居高临下，
俯击我军。我军正向汤坑前线集结，准备决战。我们觉得这是一场决定命运的战役，大家忙
着供应前线。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须俟这一战役的胜败而定。
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的到来，最初被视为是海外
来的救星，令人兴奋，但我们知道了他的使命，又大感失望。他要我们根据中央的新政策，
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
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这是一件影响我们今后行动的大事。我们现在挂的招牌
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有一套合乎这个名称的政纲，我们的军队正与敌军对峙，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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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发生激战。在此紧急关头，如何更改招牌和政纲，如何让军队脱离火线等具体步骤，才能切
合时宜，都是要煞费考虑的，而代表中央的张太雷也无法解决这些难题。
张太雷也曾隐隐约约的说到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及其以后的情况。他告诉我们，中共中央
早迁回上海，由瞿秋白负责，他自己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广东区委书记。此次中央
又赋予他全权来指导我们工作。而我们这些主持南昌暴动的首脑们，则都丧失了原有的领导
地位，谭平山李立三都不再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周恩来和我降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他虽没有明说我们被判为机会主义，但我们既受如是的处分，也不难推知瞿秋白中央对我们
的看法的梗概了。
于是我们一致推张太雷负起这里的领导责任，但他却不肯接受，他不肯担任前敌委员会
书记的名义，也不肯经行领导，因为他就要赶去广州，执行区委书记职务。他吩咐潮汕中共
地方组织的负责人，要仍然保持秘密，以免我军离开时，遭受敌人的打击。他还传达中央的
命令说：“张国焘李立三应即回上海去，与中央商定今后政策，这里的事由周恩来负责处理；
谭平山在取消了革命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之后，也应离开这里。”我曾质问他：“这不是丢掉
军队散伙吗？”但他说：“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命令是要严格执行的。”这一切使我们觉得中共
中央对南昌暴动己不存任何指望，所谓苏俄援助，更是落空了。
周恩来鉴于这件事难于处理，因以前线紧急为理由，赶往指挥作战去了。他行前曾向张
太雷说明，这些事是要从长计议的。我军如果要移到海陆丰去，也要先击溃汤坑的敌军，一
切变更都要在这次战役之后，才能实施。张太雷看见事势如此，也只好同意了。我曾与张太
雷恳谈，向他委婉说到南昌暴动的前夕，只注重反机会主义的罗明那滋，要我根据共产国际
的指示，停止这一暴动的举行，但为在南昌的全体同志所反对，可为殷鉴。这次他的态度仍
没有著重现实的领导，大概又是以反机会主义为主题在做文章。如果，我们不对准敌人，只
是浇些反机会主义的冷水而将这股本钱丢了，那确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不如依据现有的局面，
逐渐改变，譬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就须考虑周详的，而且在战事紧急中，
如果采取激烈的改变步骤，无异是拆自己的台。
瞿秋白从中央透过张太雷的手，对我们所浇的这瓢冷水，对当时的人心士气以及这一战
役的失败，究竟有过多大的影响，固然不能精确估计。但至少我们这些负责人确是因此大伤
脑筋，以致未能全心全力的去为战斗努力，则是事实。我对此一直引以为憾。我觉得当时中
央应以全力协助我们争取南昌暴动的胜利，不应当这样胡闹。不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
名义不能任意取消，就拿谭平山个人来说，他既成为这次暴动的旗帜，也不是可以任意撤换
的。
前线的军事失败，解决了我们内部的争执，敌军占领汤坑的高山险地，构筑工事，以逸
待劳；我军仰攻伤亡极大，终至不能支持而败退下来。十月三日汤坑的失败，便决定了这次
暴动的最后命运。
在汕头一带的革命委员会各机关，接到前线的败讯，便不分昼夜，向普宁方面，落荒而
走。那时秩序已乱，人心惶惶，颇有草木皆兵的情形。我在行进途中，曾遇到由前线来的聂
荣臻，他懊丧的向我叙述：“这次失败，完全是指挥失当。参谋团不慎密研究敌情与地形，只
知将部队开上阵地去打硬仗。叶挺同志那位猛将，也只知硬攻，在前线象发了疯一样的拚命。
等到气力用尽，连退却也弄不好了。我们经过这次惨痛的失败，以后如果要再举，非大大记
取这一次的经验不可。”
张太雷在汕头和我们朝夕相聚了一星期，在退出汕头的时候，又和我同行了一段路程，
他才化装转回汕头，取道回广州。他和我分手时曾说：果不出中央所料，暴动终于失败了。
现在只有照着中央的指示执行。我回答说：一切我须与前线的同志们会面商决，如情况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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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恶劣，我也许一时不能回上海去。
十月四日午后我们和由汤坑败退下来的队伍，在流沙地方相会合。在大道旁一所相当雅
致的小庙中，我停留下来。我的工农委员会的人员，那时一部分派到沿途去维持秩序，一部
分则失去了联系，与我同行的，不过几个人。我在那里与李立三等会集，他的保卫局的队伍，
那时也分散得七零八落，失去掌握：张曙时、郭沫若、林祖涵、姜济寰等，都陆续来到这里，
谭平山、恽代英等已经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从汤坑败下来的队伍，似乎比汕头来的后方人员，
还要惊慌些，那些士兵，一面急行，一面喊着：“快走！敌人追来了！”
集聚在流沙小庙中的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准备等前线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到达后，
举行一次紧急会议，以决定行动方针。不久，周恩来躺在一个担架上，被抬来了。（贺龙叶挺
已走到前面去了，周算是殿后的）他面带病容，更显得特别懊丧。他下了担架，走进这所官
兵拥挤的小庙中，提高着嗓子向在场者宣称：“你们这些先生们还不走呀！现在我们奉中央命
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的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