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现在的中央是不顾信义，任意说谎的。不少的同志，曾为我抱不平。他们曾质问中央：
为何不让我去出席申辩？为何任意颠倒黑白？我也曾有过一封长信致中央扩大会议，申诉我
所受到的冤屈。有些同志还要求瞿秋白中央分派我一项具体工作，他们觉得我虽被开除了中
央委员，但仍是党员，应受到公平的待遇。
就在同志们要求的压力之下，瞿秋白不得不来找我。他和我会见的时候，神色很尴尬，
他绝口不提扩大会议以及我被开除中央委员的事，但向我表示：中央的一切决议，是完全根
据共产国际和它的代表的指示的。他说这句话的意思，等于是推卸他的责任，表示我的被处
罚，是罗明那滋的主意。我对于这种解释，自然是一笑置之。他曾进而向我这样说明：现在
的中央，也许领导能力不够，但它在“布尔什维克化”这一点上是有进步的。有些同志，认
为现在中央不免左倾蛮干；可是他觉得左倾总比右倾好些。他认为我是反动政府所通缉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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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暴动的要犯，不便要我担任实际工作，以免受到危险。因此，他希望我能根据过去的丰富
经验，随时向中央提出建议。我曾回答瞿秋白：现在革命受到这么大的摧残，那么多的同志
牺牲了生命，还有甚么个人的得失荣辱可言呢？总希望中央能够将工作做好，就是不幸中的
大幸了。我愿多了解一些情况，随时提出意见，供中央参考。他虽表示赞成，但事实上他并
不让我与闻党内事务，我偶尔提出一些意见，也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的言论。
周恩来算是最幸运的。他回到上海以后，立即表示完全拥护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遵奉
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机会主义。同时，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因南昌暴动而提高了。他逃避了
南昌暴动失败的责任，而且由南昌暴动失败逃到上海来的许多同志，都需要由他去安排；因
此，他在这次扩大会议中，不仅没有受到处罚，反而重新跻进了中央政治局做一位委员，主
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李立三则相形见绌，仍被搁置在那里，听候分派工作。
那位手腕圆通的周恩来，是最现实而又八面玲珑的。也许他觉得我和他在武汉末期和南
昌暴动中共任艰巨，竟获得如是不同的结果，有点过意不去。他请求我去指导关于分配从潮
汕逃来上海的一般同志的工作。我在情不可却之下，答应帮他的忙。我到了一个秘密联络从
潮汕来的同志的中心机关，才知道直接主持这个机关的是一位留俄学生何家兴。他的太太却
是和朱德离了婚的贺芝华。她曾随朱德去过德国，当她从德国经莫斯科回到武汉的时候，邓
演达、章伯钧等人，曾和我谈到关于她一些不可信任的故事。我因相信他们所说过的话，故
向周恩来说：“那个联络机构有点不妥当。因为贺芝华那个女人，也住在那里，是具有危险性
的。”周恩来那时也许是受了“摆脱机会主义，大胆提拔新干部”这个观念的影响，并未接受
我的建议。于是我在那里只工作过两个上午，以后也就不愿去了。这就是我在瞿秋白的中央
之下，参加过的唯一工作。
我之所以不愿参加工作，因我认为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是错误而极有害的。我并不
在原则上反对暴动，但我认为暴动是要有准备，不能轻举妄动；要有群众斗争做基础，而不
是少数人的蛮干行动。在罗明那滋指导下的瞿秋白中央，却把暴动当作家常便饭，任何行为
离开了暴动，就好像是机会主义。这样，所谓暴动政策就走到了“儿戏暴动”、“强迫暴动”、
“命令暴动”的道路上。其效果不是打倒或者推翻反动政权，而是危害自己帮助敌人，如果
说这种暴动是“自杀行为”，也不算是过份。
一九二七年的秋收暴动，是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第一次出笼；他以为这才
是土地革命；较之仍具有机会主义成份的南昌暴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两湖粤赣等省，
继农运风暴而来的是地主豪绅的疯狂报复。他们以恐怖手段向农民追缴欠租欠债，农民如稍
有反抗，动辄遭受家破人亡的危险。在农协仍保有潜力的地方，农民们为了秋季收获不致扫
数为地主豪绅们所勒索而去，在酝酿着反抗，中共两湖的地方组织也因此提出了秋收斗争的
要求。中共中央则企图扩大这种秋收斗争，发展成为实现土地革命的秋收暴动。
在秋收暴动中，中共中央以为只有赤色恐怖才能对付白色恐怖，提出了杀尽地主和烧毁
其房屋的“烧杀政策”。其实，这种并无实效的烧杀手段，除拖着中共走到恐怖主义的险境而
外，只有促使地主豪绅们更加疯狂的向农民进攻。当时国民党政权已不再考虑农民的利益，
一味怂恿地主豪绅迫害农民；这自然给予中共在农村中活动的机会。不通甫经大难的农民，
在痛定思痛的时候，立即驱之进行大规模的暴动，当然不合时宜。而且各地农协潜力强弱不
一，农民斗争情绪各地也不相同；就是局部的暴动，也非随处都可举行。中共中央执行这种
错误的暴动政策，不仅失去了农运复苏的机会，而且使不少地区的农协潜力，又遭一次严重
的打击。
瞿秋白在上海亭子间里所设想的暴动蓝图，也很可笑。他设想群众是革命的，所受压力
愈大，革命的反抗力也愈强，只要有中共党员去英勇的发动，暴动就可如愿进行。稗甚至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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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敌人力量，抽象的设想到一个中共党员拿着一根火柴，偷偷的把地主的房屋点燃起来，乘
势大叫杀尽地主没收土地的口号，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响应，然后从四乡浩浩荡荡的去夺
取县城；集许多县城，然后去夺取省会；再集许多省会而去夺取京城。由暴动成立苏维埃政
权的壮举，就这样可以实现了。
为什么这样显明的盲动政策盛行一时呢？罗明那滋的意志是主要原因之一。他不了解中
国的情况，却自以为有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大可以表演一些奇迹出来。而神经受着重大刺激
的瞿秋白又以为过去一切都是机会主义的做法，现在要愈左愈好，多来几次暴动，既可以洗
清他们过去的机会主义的污点，又可以树立新领导的威信。同时也有不少同志，因受到严重
的压迫，满怀愤恨，急求复仇；这种心理也发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譬如和我在香港分手的
贺昌，就曾明白表示，不满意我们在南昌暴动中不够激烈的做法，而他自己要痛痛快快干一
番。
这种政策的为害，不问可知。当时的事实表明，有些中共地方组织，不顾本身实力，盲
目遵行这种暴动政策，受到严重的打击。其他的一些地方组织因为领导人的才干，没有彻底
执行这个政策，反能保全一部份实力。后来散布在各边远地区的苏维埃区域，就是以这些保
留下来的实力为基础的。
毛泽东在湖南东部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就是秋收暴动中的一支主力。也由于毛泽东的老
练，能根据本身的处境，来采取行动，保全了若干实力，因而后来能成为井冈山上的英雄。
他所并凑起来的队伍，以农民武装为骨干，来不及与南昌暴动的主力相会合；乃向湘鄂边境
的山区单独行动。当这些队伍企图进攻平江、浏阳等县城，遭受到严重失败的时候，毛泽东
曾被批评为专凭枪杆子的军事冒险主义者，也即是不肯发动群众的机会主义者。当他受着敌
军的压迫，向井冈山退却的时候，又被批评为不顾群众的逃跑主义者。他也曾因此受到接二
连三的处分。但他能掌握了这支约一千人的部队，建立井冈山基地，并费尽心机来应付中共
中央的指摘，才没有成为盲动主义下的牺牲品。
中共中央的盲动作风，在上海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瞿秋白等并没有计划以暴动夺取上海，
但仍不惜采取一些冒险行动，以表现中共在上海的力量。上海的中共组织，经过四一二的打
击，创巨痛深，需要有细密的组织工作，才能恢复元气。瞿秋白等却不耐心去做那些基本工
作（如组织秘密工会小组巩固中共支部组织等），而且觉得中共过去几年来关于这一方面的努
力，多半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不足重视，他们号召党员起来行动，要各工厂各地区的中共组
织，做些极危险的工作；认为这样纵然牺牲了，也是有价值的—既可丧敌人之胆，又可壮大
革命的声势。
中共中央经常命令几个或者十几个同志，在某家工厂上工或散工的时候，混在工人群中，
突然喊几句：“武装暴动！”“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等类的口号。这样，喊口号的同
志们往往因此暴露了身份，被租界巡捕或其他的特务人员所逮捕，终于丧失了生命。其他如
散发传单，写贴标语，强行开会等类的行动，也是在上海的同志们，所常被中央命令执行的，
因之而遭受牺牲的不少。甚至担任秘密交通的同志，也常被命令硬去闯过巡捕们的搜查站，
以至蒙受不必要的牺牲。这些行动又养成同志们一种挺而走险的心理，他们似觉得保密措施
是畏怯的表现，而足以夸耀的则是那些无意义的冒险行为。
瞿秋白中央认为过去负过重责的同志们，不免依然有机会主义的遗毒，因而命令他们去
冒险；以事实来考验他们是否具备有布尔什维克的条件。这又发生了一个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