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陈独秀先生等被捕的消息之后，代表中就有人强调的指出：我们应当与上海等地的代表
采同一的态度，公开反对北京政府。果然，在我离开上海几天之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便请
孙中山先生在会发表演说。这是全国学生倾向孙先生的第一个公开表示。
我赶回北京后，得悉鲁士毅等十一位同学是由北京地方法院用拘票逮捕，将公开审讯。
陈独秀先生则是由便衣警察到他家里把他架走的，至今下落不明。有些同学曾表示出一种悲
观的论调，认为以前要求拒绝和约签字，惩办卖国贼，是声势浩大的爱国行动，政府不得不
低头；可是现在情势有些改变了，暑假期中多数同学已经离开学校，捉去的只是北大一所学
校的师生，是否能为了这件事发动一个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大有疑问。在一次北大学生干
事会会议上，我鼓励同学们：“我们应当坚决奋斗下去，一定会得到全国的支援。”我旋即被
推举为出席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并由学生联合会的评议会推举我为学生联会的主席，于
是我就首当其冲的展开了与北京政府的另一次奋斗。
在暑期中，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大同学会的情景显得不如“五四”到“六三”这一期间
的那样热烈。各校同学离京渡假的约占全体同学的三分之二，学生会的一部分重要人物到上
海等地去了，一部分重要职员被捕了，还有一些从前较活动的同学，因避免被捕，不再露面
或暂不返京。因此学生联合会经常工作的人员大为减少，并且换了一些生手，这样我的职责
更加繁重了。我忙得至少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去，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
会，吃饭也在办公室里，日以继夜，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左右。一切工作如主持会议、指导内
部工作、对外联络通讯、营救被捕同学、沟通各校同学意见等等，我都做得十分积极，学生
会的阵容因此又坚强起来了。这对我个人言，也可说是实习了一课领导工作。
为了抵抗当局的压迫，各校校长，教职员和学生联合采取同一步骤。国立八个专科以上
的学校校长组织了一个校长会议，以医专校长汤尔和为代表。各专科学校教职员也组织了各
校教职员联合会，以马叙伦、沈志远等为代表，与代表学生联合会的我经常接触。我们共同
标榜不让教育受到摧残、挽留蔡校长、反抗政府加害陈独秀先生和爱国学生。李大钊先生也
是教职员联合会的一个活动人物。他在暑假期中，仍然常到他的办公室—图书馆里办公，与
我接触更为频繁。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
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从此，我和李大钊先生就成了不
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
八月底，鲁士毅等被捕已近两个月，北京地方法院才宣告侦察终结，正式开庭审讯。开
庭的那一天，学生联合会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学生队伍假称去旁听，实际是向法院示威，反对
当局非法拘禁学生达两个月之久，要求立即释放。大批警察列队在法院门口，严阵以待，准
备弹压。法庭旁听席上仅有的四十几个座位，早被同学们占住了，其余大队围坐在法院大门
外不散。学生的辩护律师刘崇佑先生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也是“研究系”的一位著名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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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他义务出庭为被捕的同学辩护，极为卖力，使主控的检察官在庭上穷于应付。我和其他在那
里旁听的同学们每当听见检察官陈诉被告曾犯殴打官吏、反抗政府、扰乱治安等内乱罪行时，
便一致怒目相视。当我们听到刘律师声称被告的行动是出于爱国义愤，依法无罪的时候，就
一致点头称快。学生们这种没有妨害法庭秩序而又能清楚的表示他们意向的举动，鼓励刘律
师说出一段极有份量的话，他说如果被告人等罪名成立，全国将有万千学生自请拘禁。审判
长在庭内外这样舆情压力之下，终于当庭宣告各被告无罪开释，这多少是违反当局的意旨的。
这十一位同学由我们大队同学拥护着他们回校，沿途欢呼，到校后并举行欢迎大会。场
面之热烈，真是使人难忘。
过了约两星期，陈独秀先生也未经审判悄悄的被释放了。北大同学在第三院举行大会，
热烈欢迎他出狱。我任大会主席并致词，曾热情奔放的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
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
于他的遭受迫害，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陈先生当场发表演说：表示他对
于北大和全体师生所作所为的感谢，声称他自己不受压迫与威胁，此后无论在北大与否，仍
当继续奋斗。不久陈独秀先生终于接纳同事们的劝告，离京南下，从此就再没有回到北大。
这些事一幕一幕的过去，北大随着就要开学了。政府发表任命胡仁源继任北大校长。但
他不敢到校就职。北大学生和教职员一致认为蔡校长没有复职，我们的护校运动就仍未完成。
而同学们推举我再度南下，去浙江作为迎接蔡校长返校复职的代表。
我到达上海后，还留在上海的段锡朋同学等告诉我，他们已会见了蔡校长，他表示此时
决不回校，并推蒋梦麟先生以北大总务长的名义暂行代理校长职务。他们还说，北大教职员
代表和留在上海的北大同学们都表示接纳蔡先生的意见，要我不必再去浙江。他们认为北京
教育部对蒋梦麟暂代校长职务一事是会认可的。我于是和段锡朋等到江苏省教育会去访问住
在那里的蒋梦麟先生，向他表示我们代表北大同学欢迎他去北大任代理校长的职务。于是蒋
先生也即到达北大代理校长，肩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
这样，护校运动才算告一段落，北大也于十月间照常上课。我也辞去北大学生会和学生
联合会的职务，开始重理学业。
第九章 第一次会晤孙中山先生
一九一九年的十月间，北大开学，我辞去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参加了邓中夏同学等所组
织的“曦园”。这是一个学生公寓式的新生活团体，出自于无政府主义者“新村”的思想，
以互助、学习、共同生活、亲身劳动（包括自己烧饭等等）为宗旨；参加者共十六人，多是
湖南籍学生，其中也有不少的出色人物。如我上文提到过的易克嶷同学，是一位谈吐动人的
政论家，他形容和讥讽现实政洽的丑态，批评当代新旧人物，无不入木三分。罗章龙是德文
系的学生，是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者，具有谋而后动的素养，是当时醉心于俄国革
命的人；他能直接阅读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德文原著，从德文书刊中较多知道一些俄国革
命情形，常在研讨时提出他的所知供同住者参考。那位带有学究气味倡导新生活的邓中夏常
向人一本正经的鼓吹社会改革的大道理，使人感觉到他具有“秀才”和“牧师”的两种风格。
其他参加者也多数在五四运动中显露过一番身手，各具出色特性。我自己在曦园的一群中算
是学生运动中最卖力的一个，他们认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实行家，也曾被邓中夏戏称为“学
生要人”。
然而我这个“学生要人”毕竟还只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仍不愿过分卷入政治活动的
漩涡里去。我认为只有五四运动是我必须参加的一个紧急的爱国运动，其他并不想多所过问。
此时我的主要努力还是在完成我的大学学业，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础。北京学生联合会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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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活动，对于抵制日货和声援十月间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被地方当局压迫
①，以及十一月间福州学生因抵制日货被日本浪人杀害多人②等事件，活动仍是特别起劲；
但北京各学校一般同学在蔡元培所提出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之下，大
体上已经恢复了正常上课的状态。同时我自己也一心的上课去了。杜威、罗素几位著名学者
到京讲学，更引起我的兴趣，我是一个热心的听讲者。我除了每星期参加一次平民教育讲演
以外，虽然同学们认为我是学生运动的识途老马，常要我参预其事，但我总是婉词推脱。
十二月间一个寒冷日子的正午，突有几名警察来到曦园，奔向我的住房来逮捕我。那时
正轮着我在厨房烧饭，由于同学的暗示，我知道祸事又临头了。我立即用炭灰搽了搽头部，
装着若无其事的照常工作。那些警察们搜查了一阵之后，失望的退去。这显然是被我的临时
化装瞒过去了。到了五点钟，同住的同学们出去详细查察，确认暗布在曦园四周的警探们已
经离去，才护送我到沙滩北大第一院，把那里当作暂时的庇护所；因为警探们究竟不敢公然
闯进学校里去抓人。
我见了蒋梦麟代校长和学生会一些负责人，商量应付的办法。我们认为警察这次行动，
是安福系政府受了日本的压力，又一次对学生的报复和镇压行为。相信列入黑名单要拘捕的
学生人数还很多。于是我们决定，为了避免学校再受打击，所有可能被捕的学生都暂时躲避
起来。其中一部分可分赴各地去活动，作为在京同学的声援。于是我和罗家伦同学以北京学
生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前往上海。第二天拂晓，我和罗家伦不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