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兵和机关枪兵。同时，也缴获了一些无线电台器材，正在一架一架的拼凑修理起来，训练
编组人员来使用。我们缴获来的枪枝，一部分已发交地方上的独立团，但尚存有一部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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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也能修理枪枝和制手榴弹之类的武器，正在日夜开工。新兵也随着武器的增添而增加，
训练工作也就繁重而复杂化了。
我们的军事工作暂时分成两个区域来进行，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军在鄂豫边区四周行
动，加强训练，并充实地方武装。以邝继勋为首尚待充实的第二十五军军部，则会同金家寨
一带的党政机关，在豫皖边区负担同样的任务。这个分工对于邝继勋说来，拟是相当沉重的
责任：他要单独对付那方面周围的敌军；他的二十五军军部和第七十三师尚须继续加以充实，
还要编组两个新师，又要扩充训练那一带的地方武装，并指挥他们作战。工作之繁忙和他的
才干，本不是完全相称的，然而一时又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也只好暂时听之。
除军事工作外，这个区域其他方面的工作也获得若干进展。首先是粮食不再感缺乏了。
一九三一年中国各地发生了很大的水灾，但我们的苏区因雨水充足和努力生产，反而是大大
的丰年。没有了粮荒忧虑，社会秩序也显得安宁了。当时苏维埃政府的粮食工作，主要是征
收粮税，储藏粮食，储备种籽等等。
老苏区的土地经过重逢以后，大有改善。土地使用证也发到了各个农户手里。一般农民
觉得他们有了一块可以长期使用的土地，工作情绪为之高涨。代耕制度有了相当的改善，农
民们的劳役负担，也相应的减轻了。一般人都庆幸本乡土不再受到白军民团的侵袭，边疆上
的粮食也不会受到敌人的掠夺。
财政经济政策方面所收得的成效，尤为显著。苏维埃政府的收支，日渐接近平衡。一九
三二年三四月间，我们的军队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一元大洋的零用费。
敌人虽然加紧封锁，但我们的日用必需品大致仍不感缺乏。苏维埃银行经常存有五十万斤以
上的食盐，这是用苏区土产向白区换来的。
国民党统治的混乱，也是我们能冲破经济封锁的一个重要因素。驻在金家寨背面固始三
河尖一带的敌军，就是不认真执行封锁法令的杂牌部队。那支敌军因国民党军事当局对他们
待遇不公，军饷缺乏，在当地实行走私，以辟财源。这个敌军旅长并与我们订了一个通商条
约，其要点是彼此互不侵犯，经他的防地进出的货物，准他私收定额的税款，我们的商业机
关每次奉送他五千元，以补偿初办时税款的不足。这样我们出入口的货物，就在这个缺口通
行无阻了。
此外，苏维埃政府各级机构的行政效率，逐渐提高。不可靠的分子和不法的行为，以及
捉土豪迫缴罚款的事也大为减少了。苏区农民到白区去抢粮食的事从此绝迹。党团员的数量
增加了，党团和民众组织加强了。苏区内到处在修桥补路，建置驿站和各种小型工厂合作社，
以及发展文化教育工作等等。
这些进步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我访问过老苏区内的一些老农民，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
大致表示苏维埃政府的新章程新办法，与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从前的一些造反行动，如白
莲教、白狼、红枪会等的举事，显有不同，即较之一九二七年的农协运动，也有进步。现在
这里一片兴旺的气象，这样下去大有成功的可能。他们所耽心的，是力量仍然太小，不知道
还要若干年，天下才能太平。老农们的这种观感，刻划了当时那里的真相。
我们最大的苦恼，确是力量不易扩大。一九三二年四月间，这个区域的人口大致在二百
万以上，比较稳定的区域（即老苏区）拥有人口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多数新发展的区域，
政权机构大致上还不算健全，，土地还没有分配好，地方武装的力量还很薄弱，我们当时称这
类地方为“尚未稳定的区域”，但它占了我们全区的三分之二。我们的努力主要放在这些区域
的基本工作上，但收效很慢。
我们不能单靠发命令去解决一切问题，主要的方法是发动群众斗争。一个新苏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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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命令实行分土地，若是农民不起劲，还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们着重于派遣一些干
部，去发动当地农民，自行分土地。农民们固然赞成分土地，但往往心存顾忌，如苏家埠附
近的农民，就常常这样说：“等到合肥六安打下来了，再分土地罢！”
扩大红军是我们经常进行的重要工作。我们需要大量的兵源来补充缺额和编组新军，单
靠老苏区地方武装人员来补充红军是不够的。在新苏区我们将长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动员壮
丁来参加我们的队伍。红军中的官兵也常用交朋友的办法，吸引青年到军队中来。这些办法
效果固然相当可观，但仍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也有一些青年农民抱着观望的态度，他们似
觉得在胜利尚极渺茫的目前，就贸然参加造反，那是过分危险的事。
这些事令我烦恼。我觉得这个苏区主要是靠军事力量来维持。我们是在大胆尝试土地革
命究竟有多大的燃烧力，苏维埃政权究竟有多大的优越性和适应性。我们鼓起信心，开足马
力，争取最大限度的胜利。在这些发面，我认为我们已经是竭尽所能了。作为一个领导者，
我不得不考虑究竟能否、和如何获致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更使我联想到苏维埃运动的前途问
题。
这个苏区被隔离在偏僻的乡村里，使我们失去政治的感应能力。这种苦恼似是当时整个
中共和各个苏区所共有的。我们对于这个区域以外的动态，漠然无所知，往往要在事件发生
后一两个月，才从所搜获的报刊中，获知一鳞半爪；我们又缺乏通讯设备，将我们的心声，
传达到外面去。我们与中共中央和各个苏区也互相隔离，彼此无法交换意见，就是互通情报
的事，也非常少。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迟了两个月之后，我们才能根据一些材料
检讨这一暴行。十一月在一次中央分局的会议上，我指出现在反日情绪在全国已激成极大的
浪潮，我们应当重视这件事。土地革命是反地主豪绅的，也是捣毁南京政权基础的步骤，可
是与反帝运动不易发生密切的联系。各地爱国人民会觉得：既要举国一致对日，中共就不能
在乡村中专搞土地革命。苏维埃政府对于反日的知识分子缺乏吸引力，更不易将反日军人团
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
我虽然提出了反帝与土地革命相互关系这个严重问题，但也没有说出具体的结论。同志
们大体也受到中共中央既定政策的约束，不能有甚么新的阐明。我们仍认为南京政府是卖国
媚外的，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真正反帝的。有效的反日运动。必须以打倒蒋介石和推翻南京
政府为先决条件。这样，我们就无异置身于反日运动之外。主要是放弃了争取爱国人民的同
情。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爆发了淞沪战争，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积极对日作战，举国反
日情绪达到沸点。以攮外必先安内为国策的国民党政权，居然也参与对外的作战，这是出人
意外的。我军那时正围攻苏家埔，我们大致仍认为国民党一部分军人和全国人民是抗日的，
南京政府则是阻挠抗日的。我们也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国民党军人应来参加红军一
致抗日”的主张，但这种口号仅属宣传性质，我们并不能在政策上有所变更。这使我对中共
的苏维埃政策有了更大的不满。
当年四月间，淞沪抗日战争早已结束，我军在潢川地区也击溃了汤恩伯部，正准备应付
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蒋氏那时以红军捣乱后方为理由，更加强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他在
庐山积极训练剿“匪”军官，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对共政策，并在武汉调兵遣将，
准备厮杀。我们针对蒋的政策，也提出了“抗日必先反蒋”的口号。不过我们也觉得蒋之将
“抗日”与“剿共”联在一块，是很厉害的一着。在中央分局研讨冲破第四次围剿的时候，
我曾暗示我的同志们，我们可能暂时要受打击，主要因为我们在反日运动上，没有占到适当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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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最高军事策略，向来不在中央分局公开讨论。为了机密的理由，只有少数巨头—
—我和蔡申熙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密商决定。蔡申熙被委为这方面的草拟人；他所拟议
的常常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蔡拟具了在顺利发展的条件下，一些积极性的军事方案，但他
的根本看法是不乐观的。他认为鄂豫皖苏区过于狭小，在敌军优势兵力压迫之下，没有回旋
的余地，不易实施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他主张必要时红四军应向京汉铁路以西行动，这虽
是退却行动，但为必要步骤。就在蒋的四次围剿前夕，蔡申熙更认为非这样做不可。
我们对付四次围剿的军事策略：积极方面，是以这个苏区为根据地，分别消灭进攻的敌
人；消极方面，是失利时退到京汉铁路以西，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