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在地上，沿途河边道路上遍地皆是。他们要在水涨的时候才将这些木材就近推下河去，顺
流冲下，到汶川再行扎成木排外运。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木材的损毁率极大，而且因木
材的阻塞，在山洪暴发时使河岸道路更易于为激流所冲毁。我和我的随从人员在这一带经过
时，也因这些木材的阻隔，增加了不少旅行上的困难，有时甚至要绕很远的密林山道，才能
通过。
这一带藏族各部落人民，似是特别驯良，信奉喇嘛教，一切习俗与汉人截然不同。藏族
所居房屋，多是用石头建成的神人畜三层楼。底层是供牛羊用的，积满了牛羊粪，黑暗而又
不通风，臭味四溢，污秽不堪。藏人似因避免牛羊受冻，也珍惜可作燃料用的牛羊粪，就顾
不得卫生条件了。第二层住人，房间对外，除有些极小的通风洞以外，没有窗户，楼下牛羊
粪的臭味弥漫室内，几乎使人窒息。第三层则是佛堂，收拾得很清洁，室内正中供奉着佛像，
周围摆着许多经卷，这时最神圣的地方。我在藏人的房屋内，看见睡房内堆满了青稞牛酪衣
物等，倒也收拾得整整有条，只是很少看见铁器。据说藏人最珍惜难得的铁器制品，因而收
藏起来，以免被人损毁。藏人信奉喇嘛教的虔诚和他们死亡率的高的惊人，任何有近代知识
的人，一走进他们的屋里，就不难一目了然。
这个偏僻的地方，外人的势力也是伸入到了的。我从通江一路到这里，所经各县大集镇，
往往看见十字架为标记的教堂，其中有些还是由外国传教士主持的。日本人的足迹，也遍及
这一带地区，他们有些经营照相的业务，有些就径行买卖鸦片吗啡。我在理藩附近，到过一
所教堂，规模相当大，表示出外人在这里的力量。
这所用石头建成的教堂，在当地可算是一座伟大的建筑物。有一位西人传教士，常住在
哪里。我第三十军路经这里时，他避开了。教堂内一切如故，没有受到任何损毁。这个教堂
设有很大的养蜂场，教堂附近开垦了大片土地，栽种各种农作物，教堂内存放着成包的谷粮，
和大批农具。这一切表示这个传教士曾雇用很多工人操作，竟是当地的大地主。他大概是很
善于享受的，设有很精致的磨房，显示他所吃的粮食是经过磨房精制的。他还从外面运来了
大批舶来品，如整箱的金山橙苹果洋酒等，可供他个人长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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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我急于赶往懋功，无暇在沿途多所观察。我和黄超及十余骑兵卫士，翻越一座座的高山，
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跋涉一些杂木丛生的乱石坡。这样，走了三天多时间，快要到达懋功
北面九十里的抚边，这里便是毛泽东朱德等暂时驻扎之所。六月的一天下午五时左右，在离
抚边约三里路的地方，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
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
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在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
答词，向中共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
我和毛泽东等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他们告诉我，他们在
抚边已休息了四天，急待我来共同商定今后军事方针。我们慢步走进了这个月三十户人家的
抚边，住在那里的一些中央各单位工作同志，闻讯都赶出来欢迎，我笑着向他们挥手答礼。
毛泽东和他那时的太太贺子珍住在集镇南端的一所房子里，中共中央、书记处、军事委员会、
总政治部等机构，则挤住在集镇的中段，他们将我安置在北端的一所店铺内。那间敞开门的
店铺，柜台内是我的办公处，柜台外则住着我的随从人员。
这时一方面军大体在休息状态中，彭德怀所率的第三军，董振堂所率的第五军，罗炳辉
所率的地十二军，正向抚边北面的卓克基地区集结，林彪的第一军则在懋功附近。所有各方
面的主要警戒任务，概由第四方面军负担。第三十军在懋功以南，阻遏着雅安方面敌军的尾
追，第九军第三十一军仍在懋功北川一带与东面的敌军激战，第四军则在松潘附近屏障北面，
防阻敌军的南下。
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们，那时大多集中在抚边。张闻天原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
会委员长，遵义会议时被选为中央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是遵义会议新选出的中央
政治局委员，仍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兼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军事委
员会副主席，前者兼任红军总司令，后者则主管军委会的日常业务。被遵义会议解除中央书
记职务，仍任政治局委员的秦邦宪，这时代理负伤未愈的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他们五
位和我是当时在抚边的六个政治局委员。此外，项英留在江西苏区，任弼时在川湘鄂黔边的
第二方面军，王明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则赴卓克基疗伤去了。
除了五位和我朝夕在一块的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刘伯承和任政治
保卫局局长的邓发等，那时也在抚边。其余如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主要将领林彪、彭德
怀，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左权、元老人物林伯渠、董必武等，因职务不在抚边，我都
未曾见着。
一阵赤诚的欢欣过去之后，接着而来的就是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在当晚的聚餐中，要
人们不谈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甚至也没有兴趣听取我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叙述。毛泽
东这个吃辣椒的湖南人，将吃辣椒的问题，当作谈笑的资料，大发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的妙
论。秦邦宪这个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这样的谈笑，固然显得轻松，也有人讥为诡
辩，我在优闲谈笑中则颇感沉闷。
饭后，朱德陪我回住所，他一坐下，打开话匣子就如长江巨流，一泻千里。他讲得有时
兴奋，有时悲痛，和盘托出了当时的遭遇和心境。我们就这样谈了一个通宵。我和朱德当晚
的剪烛话旧，假若当时能记录下来，也许是中共最有价值的史料。现在事隔多年，记忆依稀，
我只能录其梗概。
朱德这位老战士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奋斗经验，叹息着向我说：“现在一方面军是不
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他在说明这一
点时，指出八个月前一方面军由江西西行，人数约九万，中经数不尽说不清的险阻艰难，到
达懋功时只剩一万人了。林彪的第一军团人数最多，约为三千五百人，彭德怀的第三军团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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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三千人，董振堂的第五军团不到两千人，罗炳辉的第十二军只剩下几百人了。再加上中央各
直属部队，总计约一万人。而且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又几乎都是空筒子。
每枝步枪平均约五颗子弹（少的只有两三颗，多的也不过上十颗罢了）。他觉得这些少的可怜
的子弹，只能作保枪之用了。他认为一方面军奋斗至此，要不是有四方面军的策应，这次真
是走到绝路了。
朱德叙述一方面军的遭遇，大为伤感。他想起了许多往事，说到八年前南昌暴动我们在
三河坝分手时①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他追述那时的遭遇，一同打游击的同志们在敌军的
压力之下，悲观失望，逃亡甚多。最惨的时候他身边只剩下二十八个人，甚至这二十八个人
中还有人疑心他也会逃跑，因而放哨监视他。后来情形逐渐好转，经过多年奋斗，才造成了
一方面军的局面，现在的情景，又与当年不相上下。可是他当年虽只剩下二十八个人，心情
却是振奋的，现在人数虽较那时为多，但心情是郁闷的。何况时移势易，敌方力量远较其八
年前为强。我们现在真是前途茫茫，能否杀出一条生路，化险为夷，还在未定之数。
他有说到这次长征中一方面军能保持大部分的干部是不幸中之幸，这似有冲淡了他悲观
的心情。一方面军在云贵一带，遭受敌军追击，保存干部是不容易的。但朱德等采取了坚持
保障干部的方针，男女干部受伤了，生病了，总是设法抬着走，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他们。
这件事曾引起一般战士的怨言，说上级不爱护战士，沿途抛弃伤病兵，却要抽调战士来做轿
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朱德认为不顾战士的怨言，坚持保存干部的做法是有成绩
的。现在一方面军中，是干部多士兵少，干部甚至降两级使用，如原任连长的现在任班长。
因而朱德觉得一方面军虽只剩下一副骨架，却是极可贵的。
朱德又谈到中共中央的一些情况。他说道一九三一年八月间中共中央搬到瑞金以后，老
毛因受到批评不管事了。后来，毛对中央总表现出一些相左的意见，如反罗明右派路线，毛
是不高兴的，尤其在军事问题方面，在应付闽变（即福建人民政府事变）和反五次围剿的时
候，老毛都提出过他自己的看法。到了长征以后，毛更批评中央军事策略是错误的防御路线。
他进而说道不必过于重视遵义会议。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
意见，也有正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而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