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内部的团结。一九三六年夏季，我们由西康向甘陕北进，党的组织和红军各单位，又在陕
北的保安重新合而为一了。
卓克基会议之后，我们的主要注意力转到了对敌作战方面。我们不愿老在内争问题上纠
缠，因而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和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它没有机构，没有
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也没有对旧的中央委员有所制裁。这样做，自然是顾到朱德所说留下
转圜余地的意见。而且，我们觉得不承认原有中央和建立临时中央，只是辨别是非、伸张正
义的行为，并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个人权力之争。
我们忙著作南下的动员工作，“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使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这
对于两个多月没尝米味的红军，特具吸引力。我们的南下纲领是：“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
息”、“平分土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与川军划分防区，互不侵犯”等等。我们
再没有提出建立川西新苏区或西北联邦政府等类的主张，因为觉得这是要等我们在天全立定
了脚之后，才能决定的。
总司令部所指挥的军队，仍是一、四方面军（中央机构和一、三军团虽然北上了，第五
军团和第十二军以及总司令部属下成百的工作人员原均属一方面军）。即将到来的战争，需要
我们和衷共济来应付。任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更觉得内部团结是今后克敌制胜的要图，他
对过去的分裂行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四两方面军同志间的隔阂，极为难过。他也责备
中央巨头们领导无能，希望彻底改善。
我们将党内团结工作列为第一要务。如果继续指责过去中央在两军会合后，只知批评四
方面军，抹煞它一切的功绩，赏罚不明，以致引起同志间的隔阂，酿成这次分裂，是不足为
训的。我们今后要改弦更张，重视同志们的努力与贡献，褒扬一、四方面军过去的英勇奋斗，
反对彼此间的任何门户界限。我们要求同志们互相学习，互相谅解，互相结交，纵有检讨批
评，也要出之于善意。
我个人对于这次团结工作，特别重视。我向四方面军一般干部讲话，极力褒扬一方面军
过去的英勇，累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大家应一视同仁彼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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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携手前进。这类的话我也曾向一方面军的干部讲过。我还访问了董振堂罗炳辉等原一方面军
的将领，征询他们对于军事问题党内问题的意见。这些努力多少收到了扫除隔阂的效果，例
如董振堂就郑重表示，过去中央老把他当作投降过来的将领，似乎不把他当“自己人”，今后
既能够一视同仁，他也敢于负起责任指挥作战了。
我们这样努力了几天，便出发南下。我军由卓克基经懋功，迅即攻克了宝兴县城。宝兴
是个小县，位于懋功以南大山的出口处，过此往天全庐山，便是比较平坦的地带。天全庐山
在这多山的四川，是一片不小的冲积地区，土地肥沃，气候和暖，盛产大米，相当富庶。
当时四川已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控制，追随一方面军入川的国民党中央军，分驻在各
战略要地；我们要跟这些装备较好的军队周旋，这和我们初入川北时与川军作战的情况相比，
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我军进到宝兴时，先是与川军作战，一经接触，就给我们打垮了。我军
乘胜占领天全庐山大部分的乡村地区，这两县的县城当时尚在川军手中。
这一带的战斗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威力。我军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
防线完全被击破，我军正乘胜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追击，可是到了九点钟，敌机分批飞临我
们上空，作地毯式的轰炸，阻遏了我们的攻势。事后检讨，我军这次三百几十名伤亡中，竟
有近三百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同时，在这次战役中，敌人所建立的碉堡阵地，威力较
前也大有进步。这些迹象显示，敌人是利用江西的剿共经验来对付我们。
我们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摧毁。过去一方面军在江西对敌作战时，曾采
取“斩乌龟头”的战术，即乘敌人飞机没有出动的时候，用迅速的手段，消灭敌人伸出碉堡
以外的兵力。但这种战术终于不能发生大效，结果江西苏区为碉堡所困，最后，不得不突围
西行。毛泽东也曾斥之为“错误的防御战术”。
我们不愿重蹈江西苏区的覆辙，决定我们在天全庐山的军事行动是暂时性的，不在这里
建立川西苏区，我们在这一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补给问题。因此，我们一面集中最大限度的
人力和畜力，将打土豪得来的稻谷运往宝兴以北的山地去，一面在各个集镇上，搜购布匹棉
花赶制冬衣，准备不得已时退回懋功。
战局渐渐不利于我军，不久在江西对共作战甚久的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①，集结到了
我军的正面，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手段，向前进逼。我军与之交锋，占不着便宜。我们素
来避免打没有胜利把握的仗，也不愿持久消耗，乃退回宝兴以北的山区。敌军也不再深入，
他们不敢蹈险和我们在山地争胜负；同时，他们也以为把我们围在山地，终有一天会因粮食
不继而自趋崩溃。
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甚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了。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
“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我们当时曾详加检讨，认为敌方在军事上占压倒优势，这是从
来没有人否认过的，不过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相当辽阔，决非敌人所能封锁。兼之区内地
形险要，交通阻塞，敌人决不敢深入进袭。因此我们大可安心在这地区休息过冬，决不会成
为瓮中之鳖。
一九三五年九月间，我们回师懋功及其西大金川沿岸一带的集镇②，原驻在丹巴的刘文
辉部，在我军压力之下，向泸定溃逃。我们总司令部驻在靖化党坝地区。这时东南面的敌军
离我军有百里以上，不能直接威胁我们。
我军的困难是粮食供应不足，引起藏人的反感，当地藏族与汉人之间原有隔阂，藏人一
向痛恨汉族的侵略。红军进到藏族地区后，毛儿盖东北面的藏人曾与我们发生过许多次的冲
突。他们不仅阻拦我们这些外来之兵，尤其不愿我军分享他们不足的粮食。我们在这一带驻
扎久了，与藏人争食情况，日渐严重。我们避免与藏人冲突，不愿在此驻留太久，以免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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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的粮食太多。
藏族头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粮食，往往集中数百人与我们的搜粮队对抗。我们住在清化的
时候，就曾发生过好几次类似的冲突。藏人的队伍是乌合之众，随集随散，不能持久，我军
从不妄施攻击，只是予以监视，听其自散。我们也曾向藏人解释，我军不得已才掠取他们一
部分的粮食，决不愿他们于饥饿的境地，更不会横施压迫。这样的解释收效很微。我们只有
适可而止，在一个地方住了几天，就又迁往别一个地方去。
我们这群人特别坚强，不怕一切困难，老在寻求生存之道。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已经支
离破碎，内部又告分裂，而且困处边隅，粮食不济，藏人的抗拒，更使我们汗颜。但我们并
不绝望，还是抖擞精神，积极进行部队的训练工作，以为将来作战的准备。
我们的训练中心是红军学校，由何畏任校长，刘伯承任总教官。何畏那时仍在养伤，事
实上不能多管事，刘伯承则负责实际责任。这个学校有一百多名学生。多数是从四方面军调
来的营连长，也有少数当过师长或军长的干部。重要战术教官是张宗逊、郭天民、唐天际等。
教学原子是教官和学生共同学习，理论与实际并重，往往一个课程之后，便由教官和学生们
率领附近驻军，实行演习。
这间学校的训练条件，还不算坏，不仅教官优良，而且有适当的课本。我们在鄂豫皖办
红军学校的时候，没有自己的课本，只有借用国民党的课本。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时曾译印
了莫斯科出版的《苏联步兵操典》和《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两本书，可是经过长征的灾难，
这两本书已难找到了，幸好有一个一方面军的下级军官，经过千辛万苦，才保存了这两本书。
我当时发现了，读了一遍，视为至宝，立即翻印，作为这个学校的课本。
这间学校的训练方针是注重红军的正规化。刘伯承这位独眼将军是四川老军官出身，无
论军事学识和实际经验，在我们朋辈中都要算是杰出的人才。他又是中共干部在苏联陆军大
学唯一的毕业生，回国后即出任红军参谋长职务以迄于今，所以他对红军的一切了如指掌。
他素来主张红军干部要学习正规战术，游击经验只能配合使用。他讲话爱用尖刻的词句，常
常批评游击作风，连毛泽东他也要讽刺一番。刘伯承这个正统派军人，在授课时经常假定两
个同等人数、同等装备的敌对军事单位，对阵的时候，胜利将属之于勇敢坚韧和战术较优者。
这种思想原是无可非难的科学分析，也合乎共产主义者所推崇的辩证唯物论。可是我们的红
军与敌军相交经常处于劣势，因而素来提倡英勇坚韧和协同一致，重视出奇制胜的战略，久
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游击观念”，过分强调超人和少数集团的优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