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英又指出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严重侵略，中共应联络全国人民，包括抗
日的资产阶级各军队各政党，形成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点上，他阐明了各项细
则，也曾将《八一宣言》的要点电告我们。他主要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否定了原有的苏维
埃运动，现在我们主要的口号，已不是“打倒蒋介石”、提倡“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等，
甚至也不是“反蒋抗日”，而是“联蒋抗日”、“抗日联合政府”和“一切为了抗日”。这些就
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和汉奸的主要内容。
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共产国际指示
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林育英的来电也说到毛泽东等陕北同志都已同意
了这个新指标，如果我们也同意，就可据此对外展开活动。
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共产国际指示
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林育英的来电也说到毛泽东等陕北同志都已同意
了这个新指标，如果我们也同意，就可据此对外展开活动。
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新消息极为兴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这在中共的发展史上，似乎
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当中有人对“联蒋抗日”这句话感觉惊奇，认
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多数同志则觉得我和其他四方面军的领导者，似有先见之明；我们提出
过入川纲领、西北联邦政府和在毛儿盖关于苏维埃的争论，都一一证明我们的想法是对的。
也有人说到如果共产国际这个改变政策的消息早点传达到中国，又何至有毛儿盖的争论。更
有人以为陕北现在得风气之先，他们既与共产国际联络上了，我们也就不必旧事重提，斤斤
于谁是谁非，大家团结要紧。
我当时百感交集，我衷心拥护这个新政策，认为和我一向的想法，在原则上不谋而合。
现在苏维埃走到了穷途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我也慨叹中共所经过的一切遭遇：最初主
张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③，不久就由于国际指示，改采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种不合理的右
转政策，使我们碰得头破血流；接着又急剧的向左转，走苏维埃的道路，又碰得头破血流；
如今再回到了我们的起步点，是历史的讽刺，也是我们的悲哀。
我们经过郑重的研究后，曾复电林育英，表示对新政策一致热烈拥护，当既策划实施，
请他转达共产国际。我们为使这个新政策能够与在陕北的同志合力推行，在电文中没有提到
已往的争执。不过关于联蒋抗日是否可能，确是我们的最大疑问。我们推测莫斯科与南京之
间，外交关系大致已有改善，因而会有“联蒋抗日”这句话。我们为了不愿对新政策稍示疑
虑，就连这一点也不提了。
林育英鉴于全党政见已趋于一致，复电提议党的统一。他指出过去毛儿盖的争论以及后
来两个中央的对立，虽属不幸，但在他看来，这是苏维埃政策应改而未改以前的难免现象。
现在不宜争辩以往是非，应急谋党内统一。陕北同志已同意他的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
央名义命令对方，由他暂时担任双方的联络人。他的任务是根据这个政策，使双方行动密切
配合起来。
林育英还说明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定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的组织问题。各国共产党
的内部事务，概由其中央自行解决，共产国际只在政策上予以指导。根据这个决定，他认为
中共内部争执和中央领导问题，应有我们自己设法解决。因此，他提出了上面的建议。他热
诚的希望双方就这个问题表现出独立解决的能力。
陕北方面曾由张闻天具名来电，表示同意林育英同志的建议，我也复电表示赞成。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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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电文中说：我们现在既然要联合一切力量抗日，内部团结自属首要，决不能对外讲联合，对
内部专讲斗争，忽略了党内民主。林育英再三来电提及，莫斯科的中外同志们，都十分敬佩
我们的艰苦奋斗精神，现在又能解决内部歧见，他极感兴奋。从此，我们与陕北同志正式决
定以林育英同志为联络人，双方各自展开新政策活动，俟适当时机到来，再召集党的会议，
解决一切。
林育英此后的来电最重要的一点，是转达了莫斯科对西进计划的指示。他说到川康地区
红军打通新疆的计划，已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国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
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予以必需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因此，他
表示我们应从速有所行动，西进与否，概由我们依据军事实况自行决定。
林育英传达给我们的这个好消息，对我们有极大的鼓励作用。我们推测，斯大林赞成这
个西进计划，因为他觉得避免与蒋冲突，实现联蒋抗日，应是当前急务。我们也觉得过去党
内争执的裂痕，还需要时间来弥补。如果我们能实现西进计划，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
离，无形中就是让时间来冲淡彼此间的隔阂。因此，我们便积极准备西进计划的进行。
陕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处，所找到的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
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随着这一事实而有所变化。换句话说，原来的“联蒋抗日”政策，便
成了“联张反蒋抗日政策”。
当时我们在西康，目光所在主要自然是西南方面的实力派。我们曾多方设法，经过康定，
向四川和云南一带的军人活动，要求他们一致抗日，共御外侮。但我们的努力，不是落空，
便是毫无反应。反之，陕北方面，却找着了一个军事巨头张学良。这种事态的发展，使我自
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
一九三六年一月间陕北同志们来电，报告他们在上年底与张学良部作战，曾俘获张部团
长万毅，他们待之如上宾，并根据新政策，向他痛陈联合抗日的重要。最后他被感动了，誓
言回到西安，恳求张少帅停止剿共，一致对日，如今万毅已被释回西安去了，希望能有结果。
奇迹果然出现了。万毅的活动打破了他们各方奔走迄无头绪的沉闷局面。过了一些时候，
陕北来电，谓已接到万毅的信，说明张学良经他的苦谏，已答允考虑停止剿共，要求陕北从
速派人到西安去与张学良接洽。现陕北代表④已秘密前往了。
我们复电赞成这种做法，但也指出应设法多方联络，对张学良左右的不少复杂分子如亲
日派等，应特别警惕。我们并重复向他们提供了我们以往与杨虎城有过的关系、居间拉拢的
人名、以及其可靠程度等等的情报。陕北后来几次来电，都说明与张学良接洽的情形。他们
主要指出，张学良确有进步，真诚抗日，张的部下分新旧两派，旧派保守，不愿抗日，其中
甚至有人与日本勾结；新派（万毅即其中之一）对抗日极具热忱。张与日本有杀父之仇，又
受蒋压迫，现在完全信任新派，很希望能摆脱蒋的控制。他对与中共联络的事，非常恐惧，
深恐走露秘密，凡此，足见他本人可以信任。
陕北同志主张以张学良为唯一的联络对象，与其他军人的事都可由他去进行。这样比较
稳妥，也可消除张的疑虑。他们来电曾举例说明张学良曾问我方代表，是否与杨虎城有联络，
我方代表表示他为唯一的对手，与杨虎城并无联络。郑学良听了大为高兴，并表示他一切都
有办法，即对四川军人他也有联络，要求我们不要直接接头。这个电报的用意，自然是要我
们不必再向四川军人活动，因此，对杨虎城已有过的或将有的联络，也要暂时瞒着张而进行。
陕北与张学良的关系，日益密切。据陕北电告，张学良的计划是以西北为根据，与蒋介
石对抗，他认为“联蒋抗日”不可能，只有形成西北单独抗日的局面，“反蒋抗日”才有前途。
他最重视我们能拉拢他与苏联的关系，以期获得苏联的实际援助。他不重视红军的力量，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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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反蒋抗日”中起不了大作用。他要求现在川康地区的红军，迅速开到西北来，不要再
与四川军人纠缠。
一九三六年五月间，陕北同志与张学良的联盟秘密建立起来了。陕北电告决与张学良共
建西北反日局面（即指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并指出张有英雄主义色彩，主张抗日反蒋并重，
企图成为抗日的唯一领袖。陕北的同志们认为这种野心大可予以利用，如果西北抗日局面有
所成就，莫斯科也将会赞同，而且，目前中共处境困难，已无可选择，只有走这条路。
我们觉得这种政策带有投机色彩，是否有胜利的前途也很难说，但只要有益于红军的生
存与发展，也不妨试试。于是便复电表示赞成，但指出西北抗日局面，须有一个明确的纲领，
应包括中共主张在内；其次应将西北抗日局面看作只是发动抗日的力量，尽可能避免大规模
的内战。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增强自己的实力，并打通新疆的道路。这样，可以使我们立于
不败之地。陕北旋亦复电表示接纳我们这些意见。这就是“联张反蒋抗日”的最初经过。
一九三六年六月间，贺龙的二方面军和肖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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