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那样热忱朴实，说话的时候，全身各部都在用劲，似乎要将他心中所想的倾泻而出。他为
了要完成两个中央的联络人的任务，对我和毛泽东等以往的英勇奋斗，倍加推崇，把我们比
作玛瑙珠子的线断了，他自己好比是这根线，要重新串拢这些玛瑙珠子。
他将他所知道的莫斯科情况告诉我，主要是说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大为提高。自德
共受希特勒的摧残以后，中共已成为共产国际中仅次于联共的第二个大支部，各国共产党对
于中共这些年来所从事的苏维埃运动和游击战争，均表敬佩，认为是中共革命精神的惊人表
现。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王明等，在共产国际的地位也随着受人重视。他们正宣扬中国革命
的重要，唤起各国革命者与共产党人的支援。共产国际第七届大会亦已选举毛泽东周恩来王
明和我四人为主席团委员。
我对林育英这个中共中央联络人甚为尊重。我将已往经验扼要报告他，并问他准备采取
何种步骤，来弥缝过去有过的裂痕，并使中共中央的领导正常化。他告诉我现在陕北方面，
军事党务仍由毛泽东张闻天分担军事会主席和书记的责任；他则担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
目前最重要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到了适当时期，再行召集一次中共
的扩大会议，解决党内问题。他认为这是他这个联络人应有的交代。并主张原任中央委员仍
旧，不过未来的扩大会议，可以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
除林育英以外，其他同志没有谈及已往的事，似乎每个人都在注视着陕北以外的情况。
从保安这个角落里去看全中国，确是不容易的，人们在那里根据西安传来的或者从无线电中
收听来的一鳞半爪的消息，作为谈助，多方推敲。
张闻天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的情况是变了，有些方面已有显著的进步。他告诉我他看到
一些外来的书刊，有些新近的作者写出的文章，内容很充实，文笔也很动人，相形之下，自
感不如。尤其是近半年来流行的许多抗日歌曲，更显出文艺水准的进步。他慨叹这些年来我
们在山中有些落后了。言外之意，非急起学习不可。
张闻天还特别提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京学生所发动起来的反日运动②。他所知
道的虽仍模糊，但他指出当日本向华北发展，积极酝酿华北自治，曾激起北京学生的反抗。
他觉得这个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不亚于“五四”运动。南京政府虽多方镇压，但这个运
动仍是普遍到全国，而且学生们组织了民族先锋队，较之“五四”时期学生联合会的组织，
尤为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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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中共的白区地下组织是破碎了，不能领导抗日运动。自一九三一年总共中央转移到苏区
以后，中共在上海等地的组织，迭遭破坏，有些地方根本没有组织了，另一些地方只剩下一
些个别的党员，张闻天又说他一直企图找到那些地下组织的线索，但仍无头绪，那时所知道
的只有刘少奇在北京活动，似能领导那里的同志，幕后指挥“一二九”运动。
但中共的政治影响还是相当普遍，许多脱离了组织关系的或者失去联系的党团员，以及
一些同情共产党的人物，现在又是抗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些躲在上海等大城市的亭子间，
做左翼作家；有些在群众性的团体中活动；有些混到国民党各军政机关，发挥微妙的作用。
张闻天觉得有些同志过去被视为投机分子或不可靠的分子，现在竟证明他们能单独奋斗。他
也觉得中共中央须根据新的情况，从速整理白区党的组织。
张闻天对我们与张学良合作抗日的前途，不愿多表示意见，似乎也不抱乐观。他曾向我
表示这些事都由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在处理，前者在后面策划，后者在外奔走，并说：“老毛
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张闻天说这些话，可能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
之一也许是暗示我不要去干预“老毛”所管的事。
毛泽东那时似乎是聚精会神注意“国家大事”。他笑着向我说：他是“买空卖空”，这句
话的含义，似乎是说红军实力现在虽然不大，他却在和人谈大买卖。他根据他所知道的材料
做各种推测，主要说到日本侵略东北和华北，破坏了远东的列强均势，引起英美苏的不满。
国内的反日潮流，也深入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了，看来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很难维持下
去。
他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时，也只承认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默契是一项具体成
就，可以称之为“张扬共三角联盟”。他推测将来西北抗日局面的发展，大致是有张学良与杨
虎城选择适当时机，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南京自然不会接纳，其结果将在西安出
现一个反南京的独立政府，这个政府能否存在，一面要有一个明确的抗日纲领，获得英美苏
的支持和国内舆论的拥护；另一面要看张学良杨虎城能否联络各省的实力派和瓦解南京内部。
至于几天后西安事变的发生，他当时似毫无预感。
毛曾表示莫斯科是支持中国抗日的，也会支持西北抗日局面。他说莫斯科从未肯定表示
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但也未表示反对，据他推测，莫斯科的来电曾表示，如果红军能由宁
夏接通外蒙，或者经由甘肃河西走廊接通新疆，苏联将予以军火援助。这样，我们可以相信，
如果能形成一个更广泛的抗日西北局面，那苏联更非援助不可。
当时中共中央没有举行过任何正式会议，似乎都将责任推在林育英身上，而林又不管事。
对外关系，如西安的电报来往，完全由毛处理，他每次接到西安来电，就邀我们去谈论一番。
这些电报有些是关于蒋氏要在西安举行“剿匪”会议，指示“剿匪”机宜，有些是关于西安
和其他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情形，我们便据此谋求对策。我们回给张学良的电报则都是毛泽
东的精心杰作，字里行间，极尽打气之能事。
我当时最注意西路军的情况。正在西移的西路军，沿途与骑兵苦战，虽曾获得好几次的
零星胜利，但我方弹药消耗日多，有无以为继的情势。这种情势，使我十分焦虑，我研究各
项情形，并试用各种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予西路军以助力，以其挽回厄运。
我的心情当然是不愉快的，别人也不多理会。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内，每日都有谈话会，
大家都避谈往事。毛泽东、张闻天等似因过去的分裂，心理上不无芥蒂，他们对援助西路军
的事，并无积极表示，而且言词之间，总有些推推诿诿。为了挽救西路军的厄运，我只有耐
着性子和各人商谈，但无法找出补救的办法，奇迹是不会从天而降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午，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我们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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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内容大致是：他曾向蒋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
已将蒋氏及其亲信随员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并说即派机飞延
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又说他和杨虎城的部队向西安潼关线集结，希
望红军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衔接前进，以防不测。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天！”有的人说：
“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甚么别
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
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一直在那里狂笑的毛泽东也接
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扬去打头阵。”我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的说：
“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样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
斯科请示。于是我们一面继续谈论，准备周恩来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拟致莫斯科的电报。
我们商讨的结果，决定下列各点：一、致电张学良表示赞许，并保证今后行动，为马首
是瞻；二、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为代表经延安飞赴西安；三、电彭德怀等率部向延安
及其以南地区挺进，沿途与友军密切联络；四、电在西安的联络人员，除对抗日宣言表示某
些具体意见以外，一切俟周恩来等到后再议；五、周恩来等在西安亦应俟莫斯科回电后再作
具体表示。于是，周恩来等即赶往延安去了。
我们致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除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
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似积极推动张杨解决与蒋决裂，请共产国
际从速指示。
西安事变，使我们一时为之扬眉吐气，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们希望张学良电令马
步芳不可破坏抗日大局，应即对西路军停止作战，这件事张学良照做了，但马步芳并未接受
这个命令。我们正为陕北的红军粮食缺乏担忧，如今部队南移，粮食和其他补给便都不成问
题。而且国民党方面的剿共阵线，已告破坏，我们正可乘机进取。
西安的电报如雪片飞来，多数是报告拘留蒋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