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为中共占有，是它在西安事变中一个重要的收获。西安事变发动后，中共中央即应
张学良的要求，将红军主力，移向西安附近前线，与张学良、杨虎城部队互相衔接。结果红
军循延安通西安的公路前进，以洛川为总司令部驻地，部队分布在洛川以南的前线，延安便
成为红军的主要后方。延安以南的各县，仍归国民党西安省政府管辖，只是延安似是由于张
学良的。默契，交由中共自有处理。
延安自从中共中央迁入以后，就一天天热闹起来，主要是很多的青年男女学生，成群结
队，不断的步行而来。也有一些抗日亲共人士，搭乘少得可怜的汽车从西安来。他们都把延
安作为革命圣地，他们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相当大的反感。他们主要指责国民党对日不抵
抗，也不容纳他们有参加抗日的机会，因此他们寄希望于中共。但他们对中共的内情全然不
知。就因为这些新客人之来，致使延安的住屋不够分配，后来中共不得不拨出大批房屋，交
与抗日军政大学①来收容他们。此后中共中央机构迁到离延安远远的乡村，并新建了许多窑
洞。
我多次同这些外来者接触，大半都是个人交谈，而谈话的内容，也多是有关时局的某些
具体片段。我参加过文艺晚会，欣赏抗日歌曲和各种文艺表演，也曾参观那些年轻人的体育
活动等等。我觉得，他们比之“五四”时代的青年更实干。他们的抗日热情，使我对抗日局
势，有更生动的了解。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忆对当时抗日局势所作推测的大致轮廓。我认为
日本侵略中国，已引起美、英、苏等国的不满，他们同情中国，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日运
动。国民党南京政府，亦有可观的进步，向着中国统一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国民党势将奋起
抗日，因已到了非干不可的地步。从这些年轻人的表现看，中国形形式式的派系和人物，大
体可以联合一致抗日。我对抗日抱乐观态度，因此，对毛泽东等所给与我的种种磨折，就忍
受下去了。
此外，迁到延安的中共中央，经济生活上的困厄也获得相当程度的解救。红军驻扎在陕
北边区以南地方，可以在驻地就食，延安归中共以后，其控制区域大为扩展，粮食也就成问
题了。中共要人们，也不再像在保安一样，不是前方军队供应告紧，就是后方需求短缺，他
们每天都为小米和菜蔬而奔忙。中共管理经济的人员，也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直向西方等
城市搜购医院卫生材料、机械用品和零件，以及纸张文具等等，当时这种经济上的解脱，使
人们都愉快轻松起来。
中共的要人们，对当时这些收获，曾加以大大的夸张和宣传，在这种乐观气氛之下，中
共和红军内部各种隐忧，都给掩盖起来了。而且中共的要人们，都相约不要将红军二万五千
里长征以来的种种挫败与损失、红军里面纪律颓废和中共内部的争执、以及对国共合作抗日
未可乐观等等，向那些热忱抗日的青年宣泄，以免影响他们对中共的向心力。
除以上所说这些欣欣向荣的表面现状之外，中共中央内部许多事却在暗中进行和演变。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似因一、四两方面军间的争执和对立已不存在，因此没有人用中央政
治局的名义，也没有再举行过会议。处理西安事变时，各巨头多采取协商的形式，反复讨论，
颇费时间，使首当其冲的毛泽东颇感不耐。虽然我曾表示惟毛的马首是瞻，但他仍然感到不
满足，非集大权于一身不可。因此在这紧急关头，一方面许多事急需处理，另一方面中共中
央的组织又相当零乱，毛泽东便趁此时机，多方面混水摸鱼，已达其个人独裁的野心。
毛泽东先把军权集中于一身。当时红军主力，由彭德怀以前线总指挥的名义，率领着赴
西安前线，毛利用这个时机，把中央军权包揽过来，一切由他直接发电指挥，因而剥夺了总
司令部的指挥权力。这些事，当时都偷偷摸摸进行。总括一句，是不再让任总司令的朱德和
任政员的张国焘，获知红军主力的行动情况。其次，他利用宝安县房屋不够和有些干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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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调往“抗大”学习的机会，逐渐把总司令属下的机构、参谋总部和总政治部等人员，并入毛
所直接指挥的军事委员会。取消总司令部机构的事，是利用由保安搬迁到延安的时机来完成
的。到了延安，朱德和我都变成了空头司令。朱德曾向我表示，老毛一向如此，就让他去干
吧。
当时毛泽东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讯机构，已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
与莫斯科来往的密电；（二）中共与西安方面的联络，诸如与国民党南京政府人员，张学良、
杨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系和人员的通信等；（三）军委会与红军各地部队的联系，凡一切命令
指示、人员调动和军事情报等等，概由毛泽东一个人包办。这件事的完成，可以说毛泽东处
心积虑已久，西安事变还未结束的时候，他表现得更加急进，迁往延安的事，又帮助他在技
术上掌握这些控制，
毛泽东利用这些控制，电令军队中的干部，参加“抗大”学习，并大事宣扬，果然大批
干部要求学习，毛便乘机派进一些亲信和监视者。毛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对付我和第四方
面军，而且同样对付第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萧克以及正在二方明军中工作的刘伯承，他
们都或多或少的变为空头司令。
中共中央迁到延安时，毛泽东已完全控制了外交权和军事指挥权，正在向各军中伸展其
个人的权力。他又利用这种控制力，来指挥中共党务的进行，对张闻天等党棍，表现得颇为
颐指气使。毛曾多次笑着向中共要人么说：让他自己来应付各方面，其他同志，大可多注意
积极方面的工作，诸如争取和影响新来的青年人，注意党务和民众工作的发展，以及边区地
方政治的改进等等。这就是毛泽东实施独裁开始时所放出来的保护色。
当时中共要人们，大多分散到各处工作去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等，率
领了大批干部到西安，接着又伸展到南京上海等地，有的与国民党办外交，有的作说客，有
的乘机发展工作。彭德怀、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都赴前线工作去了。张闻天、凯丰为
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奔忙，林育英在那里内内外外，忙着布置职工运动。林彪等聚精会神办
理抗日军政大学，不久担任法官的董必武也参加了抗大教育工作。一身轻松的朱德，忙着与
那些新来的人接触，有时与一般青年人一起打球，一起唱歌。我自己正为西路军的失败而忧
伤，设法图谋补救，而当时我是被人孤立的对象。在这种形势之下，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
会主席，兼管外交，坐镇中枢的毛泽东，因得毫无顾忌而大权独揽。
当时毛泽东最感头痛的是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可能对陕北发动报复行动。一九三六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返回南京，周恩来的急电，当晚到达保安，毛泽东显得
特别焦急。他似断定蒋介石的报复必然会来，而且会很迅速和残酷。他曾断断续续的表示，
糟了！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目的无非是想减轻自己对蒋的罪过，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
向中共头上？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
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再者，西安没有张学良，东
北军将解体。张、杨、共三角联盟也已不复存在。蒋介石很快的就可以收拾张、杨在西安的
势力。蒋介石的拳头，难道不会打到中共头上、再来一次从四面八方围剿我们么？
毛氏也曾故作镇静的说：大不了的事，也无非是打游击。接着又断断续续的自言自语，
表露他的心情说：现在与过去，究竟大不相同，从前是硬打着苏维埃旗帜造反，现在是联蒋
抗日和拥蒋抗日，总不能像张学良那样，再做些兵谏的文章。可在我们将要做的文章，应当
有那些内容呢？如何鼓励士气呢？
当时在场的要人们都主张，先查明实况，再定大计。毛氏在这种言词鼓励之下，就接连
不断要发电报与周恩来，详细追问，周密指示，其内容要点，就是要找着蒋介石氏在西安的
亲信，疏通一番，着重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西安事变的密谋，事后也是以调人身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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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现和平解决，使蒋氏可以安然返回南京。更重要的是指示周恩来与张、杨两方断绝明显的来
往，要处处表示不和张、杨共同负责。而且要周恩来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可
能的话，也请张、杨方面毁灭这些证据。
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一个在内策划，一个在外周旋，二人配合得很好。毛氏曾向周尽
情吐露他心中所想到的和企图做到的，周恩来则根据外面的实况，分别予以实施。周体会到
毛的紧张心情，当时曾回电说：蒋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这个电
报，对于当时的毛泽东说来，无异是一颗定心丸。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毛泽东抵达延安以后，对于国共和解，仍然疑忌甚多，缺乏信心。
“买空卖空”的毛氏，为了实现他的目的，是无所不为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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