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化运动做得有声有色，周扬接任后，拉丁文化就随之而消沉了。周扬也没有提出任何教
育计划，这也许是他在现实情况下不得不如此。
任财政厅长的曹菊如对于收入增加，颇感兴奋，拟于当年十一月份起，建立边区政府的
预算制度。他根据实况，建议除中共中央每月所需要的经费之外，剩下的由财政厅支出，为
发展边区政府工作之用。到了十二月初曹菊如大体知道收入有十六万之多，径向中共中央组
织部请示，除了上一个月维持边区政府所需要的经费外，所多出的十余万元，概交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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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为发展革命工作之用。曹菊如回来向我报告这件事的时候，使我很愤慨，准备为这件事抗争；
曹菊如反劝我说：他们这种作风很难更改，从前林伯渠同志为此不知受过了多少气，结果也
没有办法，现在还是遵命行事好了。
中共中央对财政的观点既然如此，便很难建立一个适当的薪给制度。毛泽东非常欣赏他
的工作人员只发给伙食费，每人都可以分给一点伙食费的尾子，作为零用钱，并认为这是最
好的配给制度。这种配给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贪污和浪费，譬如赠送就相当普遍。主持对
外贸易的叶季壮和他的助手们，经常能从陕北以外带回许多赠送品，毛泽东所需要的烟、酒、
药品、补品等等，是经常供应无缺的。中央一级的其他干部，也经常可以获得一些他们自己
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从江西苏区所带来的作风，显然为陕北当地干部所仿行了。
任意增加人们负担的作风，往往被利用为满足地方干部个人的需要。陕北各县及各乡政
府内的干部往往有较好的享受，多半都是利用职权而得来。替红军家属代耕的制度，曾盛行
与各个苏区，我在鄂豫皖的时候，曾研究如何加以限制，以防止并非红军的地方干部，也利
用这种代耕制度，来满足他们的家庭需要，增加人民的负担。陕北许多地方干部甚至本地中
共党员，也获得跟红军家属一样的代耕，个别的严重例子就像一个地主有一群农奴一样。不
合理的配给制度，必然腐蚀所谓革命精神，滋生苛捐杂税、贪污、浪费、和各种各样的官僚
主义。
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直属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从不过问，但它的工作范围实在太广泛，
许多事均需与边区政府接头，而且很有一些麻烦不易解决的事。日军进攻太原，太原吃紧的
时候，陕北边区北面榆林地区，国民党驻军中一位师长派了他的副官长，护送该师军官眷属
约二三十户人员，道经延安南下，返回关东地区的老家，自然沿途要经过政治保卫局检查站
的检查。这位副官长来访我求情，他首先把该师的证件及公文给我看，声言他所率领的全部
是军官眷属，携带的也是个人行李，只是榆林地方现金难得，各家不免储藏少数货品（意即
指鸦片烟土），请求我优待他们免于检查放行。我问明同来的保卫局人员，这一行人确系军人
眷属，携带的又是少数货品，我即应允优待，免于检查放行。依据法令，鸦片烟土原应没收，
如今以优待友军的名义放行了，政治保卫局总觉得失去了一笔可观的私有财源，因而暗中总
在埋怨我“讨好军阀”。
新成立的建设厅，工作尚无头绪，任厅长的刘景范虽然有点花花公子型，但也很想做一
番事。当时拨归建设厅管辖的是一大批生产合作社、互助社等等。刘景范研究了一下，提议
加以整理，因而召集了一次各社的主任会议。原来这些社的成立，最先是优待红军烈士家属
的；也有一些是由残废军人组织起来的；久而久之参加这些社的，也有不是烈士家属，有些
也是有相当生产力的人，并有很多已经有生产事业，总计这些社的数目约有一百多个，人数
约三四千（详细记不清），分布陕北边区各地。这些社的经费，完全由边区政府供给，总支出
为数不少，名之为津贴，即是边区政府津贴有功人员及残废军人之意。
刘景范主持这个会议，我也曾亲自参加，会上决定采取生产节约方针，实施整理。规定
有些社可以成为真正的生产合作社，只需由边区政府供给一些生产资料，就可以自给自足；
有些社可以部分的自给自足，只需部分的津贴有些还需要原有的津贴，甚至还要增加一点。
这样做不仅使这些社都在生产上有出路，而且可以节省大批经费，原则上也符合中共中央生
产节约的总方针。谁知张闻天不问情由竟以中共中央书记的名义下令否决，其理由为：这是
优待烈士的津贴制度，不能以节约的名义加以更改，应维持原状。
在中共中央很多次无力干涉边区政府的工作中，以这次干涉建设厅的事最为荒谬。我当
时曾十分愤怒的说：“这是仇恨我、打击我、和阻扰边区政府工作的小人行为。”但我当时也
极力忍耐，因为我已厌恶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两面三刀，根本不愿同他们共事了，也不再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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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视为同志，并准备自求解脱。
我当时所受的委屈实在太多了，干扰边区政府工作本极平常，但对于任何富有责任感的
人，总想做一些份内所应做的工作。现在，对边区政府一些例行工作也横加干扰，当然引起
我最大的反感。我所受到的其他打击，更有甚于我以上所说的，下文我还会扼要谈及。
毛泽东、张闻天不仅干扰边区政府内政方面的工作，也同样扼杀边区正股的外交活动。
陕北边区政府，是唯一被外间所承认的一个地方政权机构，到陕北接洽的人员以及外来的公
文，除了少数应由中共中央处理、或由八路军驻陕北办事处分别处理外，极大多数都应该由
边区政府主席、秘书长和秘书处承办处理。但毛泽东、张闻天的偏窄自私和毫无远见，使这
项外交工作不仅非常混乱，而且遗误停滞，并使中共遭受损失。
名以上归边区政府秘书处管辖的交际科，事实上却归中共中央指导，它的表现显得神秘
莫测，说穿了它就是直属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局一个分支机构。这些人处理工作的办法，总
是从窄隘的特务眼光出发。跟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旨，例如被认为是中共朋友的外来人员
如民主人士梁漱溟和左倾军人何基沛等，就受到热情的招待（江青当时是不为人所注意的受
招待的文艺人员之一）。至于其他来访者所要接洽的事，多数是不得要领而去。
毛泽东、张闻天最怕我利用边区政府主席的职位来建立对外关系。毛泽东斗垮我的手段
是很毒辣的，不仅使我在中共党内不能抬头，而且利用外力打击，破坏我在中共以外的信誉。
他们向外散布谣言，诬指我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将过去苏区一切坏事，都说成是张国
焘的所谓（特别向那些同情中共者散布）；甚至七七事变后，为了拖延八路军的开赴前线，还
说些张国焘部下不愿抗战、大军无法迅速开拔等鬼话。毛氏用心无非是愚弄别人，替他拔去
他自己的眼中钉。后来毛氏又利用我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向交际科人员说，当心张国焘勾
结国民党人危害中共。因此，不少的人前来边区政府求见我，多被交际科托词挡驾了。有少
数无法拒绝的新闻记者来见我的时候，交际科事先并不告诉我这些新闻记者的来历和求见目
的，使我难以应付。
延安的访问者中有一大批来自邻近的地方，特别是山西战事吃紧的时候，从山西来的客
人和从北部榆林绥定而来的客人，不是来视察就是有事接洽，如关于彼此间交通联系，工商
事业及学校的迁移，后方办事处的设立，家眷的安置，难民的接洽等等。其中来接洽的人物
有军政机关的代表，也有山西方面的高级将领，这些事都被交际科搞得一塌糊涂。交际科人
员弄得无办法时，就推托责任，胡说边区政府及其属下的各级政府组织不健全，客人所要求
之事，实在无法做到。这些行为，显然没有顾及到中共与外界，在共同抗日中具有休戚相关
的大义。
绥定地区的行政专员兼绥靖司令何绍南，奉蒋介石委员长的电召，由绥定乘飞机前往南
京。何绍南因此电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我，告以某日下午飞抵延安，在延安住宿一晚，次日起
飞南下；我当即复电表示欢迎。毛泽东对何绍南在延安之停留多所猜测，认为一定是奉蒋介
石之命来探听虚实，但似也觉得这对国共合作将有关系。当我率领边区政府极为重要工作人
员，在机场欢迎何绍南时，毛泽东也率领着大批人员来了。当晚边区政府设宴招待何绍南，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要人也都看来参加。何绍南表现得有点目空一切，他摆出陆军中将和国民
党政府要员的架子，只愿和边区政府主席对等欢谈，似乎不愿与中共中央有任何接触，对毛
泽东等表现得相当冷淡。
这件尴尬的事发生后，我即请交际科长伍修权去请示毛泽东，告以何绍南的态度或者仅
是摆官僚架子，或者故意做作，来试探我们内部的情形。至于他所要知道的事，第一是延安
近况，以便向委员长报告，第二是万一日军侵犯到黄河边，绥定地区和陕北边区如何对敌作
战和相互联防等，究应如何应付，请毛主席指示。毛泽东对此始终对我没有任何答复。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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