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件事，王明还发了一篇大议论。他向我们说明了苏联肃清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的
经验教训，指出联共内被整肃的那些知名人物，叛国罪都是证据确凿的。他说根据这个经验，
任何党员，不管他对共产主义信仰多深，过去有过多大的功绩，只要有反党倾向，就可能走
到叛党叛国。他又说到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曾利用各种机会，阴谋反对苏联和联共；甚至
利用清党，故意制造供词，陷害了很多好同志。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
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真令人毛骨悚然。
王明说明在原则上中共决不能与叛徒恢复合作。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政客们，蒋介石及其
党徒们，和法西斯蒂党徒们，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反攻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不
能直接影响共产党内部。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我们可以与这些原非同类的人物，暂时的或较
长时期的合作。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一直阻碍共产主义的发展，是我们最危
险的敌人。至于托派布哈林派以及其他左的右的反党派系和倾向，与共产党更为接近，腐蚀
我们的内部，是较社会民主主义者尤为危险的敌人。清算这些叛徒，在使共产党净化这一点
上，斯大林发展了列宁主义，也是斯大林理论的精华。
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明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
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中共内部此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
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是与陈独秀恢复合作，
而是加紧反托派。在抗战时期，必然有些叛党或离开党的分子，企图再行混到党里来，我们
绝不能宽容他们。现在党内有过反党行为和思想不纯正的同志们，党对这些人也不应轻轻放
过。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
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
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
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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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在我们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王明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
和候补委员共十六人的名单。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中共中央的人选，在一九二八年底六次代
表大会以后，已迭经变更。不少同志原非中央委员，亦权宜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时，中共
中央认为一时还不能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而王明觉得有些人应当参加中央政治局，因而采
取了非常手段，提出这个名单。
可是毛泽东对于王明这种单独举动，似感不安。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
和他同回国的赵云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原则上毛是赞
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因而毛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并
说自己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上和反托派斗争上，都没有把握住这个舵，愿意减轻自己的责任，
力主将王明的名字列为第一名。经王明极力表明，他之提出这张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
思。毛知道了王明的真意之后，没有再发言，名单也算通过了。
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
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过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
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到改选书记的问题。
我当时心灰意懒，已不大愿与这一群人为伍，因而置身事外，没有卷入争论的漩涡。我
在王明的名单中的名次，仍被列为第三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王明在解释他安排这个次
序的理由时，曾说的我是国内外知名人物，在中共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但也讥讽我犯过另立
中央的重大过失。我觉得王明的主要意思，是在重新责备我，为了不愿重提往事，我只好缄
口不答。
陈云和赵云两人较之王明似是老练些。他们说话的态度相当谦虚，往往对王明所提出的
意见，略家补充，对我们这些在国内奋斗的巨头们，他们则常表示推崇，因而他们在大家欢
迎声中，就任政治局委员，并分担组织部长和政治保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两个重要职务。后来，
毛泽东斗争王明的时候，他们两个也没有被牵涉在内。
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在一次我和王明的单独谈话中，他问我毛儿盖会
议争论的症结究竟何在？我答：“除批评党中央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他说：
“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
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我切齿痛恨的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回答说：“你不
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他接着说明在莫斯科的大清党中，证明我与托派并无联系；可是
不能因此说我所信任的左右中没有托派，也不能说我自己不会受托派的利用。他还说到与我
接近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在莫斯科经过几次清党，都没有露出破绽。他一直有些怀
疑，这次他在新疆，将他们逮捕审问，果然他们直供不讳，都是托派，自然也只有把它们惩
之于法了。
我耐着性子向他指出刑讯逼供，难免冤枉好人；从前项英在江西苏区厉行肃反，采取审
问逼供手段，有些供词竟牵涉到他自己，这才使他觉悟过来，供词是不可尽信的。王明为甚
么这样丧失自信，觉得到处都有托派在作怪呢。我们的国家很可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王
明一面要团结一切力量来抗日，一面又要大清托派。如果我们把许多同志当作托派来清除，
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大概看见我神色愤怒，言辞犀利，因而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
吧！”
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着极大的刺激。
李特、黄超是从一九三一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参谋长，黄任秘书长。李原系列宁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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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军政大学的毕业生，黄则在上海做学生运动，系学生会的一个活动分子，他们在到鄂豫皖苏
区以前，我原不很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可以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
为四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
百人逃亡新疆。他们只是在毛儿盖时曾指责过中共中央的领导错误，这大概就是他们致死只
由。
至于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是较有学识的留俄学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俞秀松是中
共创始人之一，为人守正不阿。周达文与瞿秋白同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毕业生，对俄文和
俄国问题的研究都有相当的造诣。董亦湘与沈雁冰同系商务印书馆编辑，研究文学，亦有相
当成就。他们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反对过米夫，也与王明等人斗争过。他们在列宁学院毕
业后，被派在新疆工作，似系避免与把持中共中央的米夫派直接接触。这次王明路经新疆，
手执尚方宝剑，竟陷害泄愤，这真是暗无天日了。
我认为王明效法斯大林那种疯狂的清党作风，将使中共堕落得不成样子。他从莫斯科带
回来的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抗日主张，与我素来的见解相接近，但他并不是从中国的民族利
益出发。事实上他将斗不过毛泽东，也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他反对与陈独秀等重行谅解合作，
确是明显的反动。他在新疆杀害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同志，更是不可宽
恕的罪恶。一九三 0 年定王明等米夫派曾用残酷的斗争手段，断送了何孟雄一批老同志，现
在竟进而杀害对中共当权者持有反对见解的同志。这就证明斯大林的魔影，已变本加厉的随
着王明到中国来了。
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我觉得一切都超过了奖励
的范围，也无法申诉，而且再也无申诉的必要。在抗日战争的紧急关头，我只有采取“合则
留，不合则去”的打算，跳出这个圈子，也许能做些我想做的事。
当时，抗日局势使中共的当权者，不能为所欲为。南京失守以后，国民政府将与日本妥
协之说颇盛，王明认为事态严重，自告奋勇赶往武汉，企图与国民党建立较密切的合作，以
挽救这种中日妥协的可能危机。不几天（一九三八年一月间），王明、周恩来便启程前往武汉。
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与王明间意见的出入，也有待调整。我这个挂名的边区政府主席，也还
有装点门面的作用。所谓进一步肃清托派或者受托派利用者的这类斗争，似乎时机尚未成熟。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三月间，延安气候寒冷，朔风怒号，人们活动减少，一切显得平静。
旧历过年期间，延安和别的地方一样，大家都在休息庆贺春节。王明、周恩来离开了延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停开了，没有发生甚么特别事故。我决意脱离中共，寻找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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