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十一月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我在辫子上戴着一条白布的孝带，从家里回到学
堂，曾大受同学们的嘲笑，因此我不得不把孝带立刻除下来。那时同学们不仅反对为帝王戴
孝，而且根本讨厌辫子。他们起初说辫子会弄脏衣服，不好看又不方便，后来就简直咒骂为
猪尾巴，甚至暗中指它是满清奴仆人的标记。
一九○九年的一个晚上，我们学校里有几个同学准备了几把利剪，首先剪去他们自己的
辫子，预备把全体同学的辫子一齐剪掉，如果有可能的话，还预备乘学监（即校长）和所有
教职员睡觉的时候，也偷偷的把他们的辫子剪掉。在他们有趣的想像中，大概是想看看全校
四百余拖着辫子的师生忽然没有“尾巴”了的奇景。结果他们只剪了二十九个同学的辫子（连
他们自己在内），就被发觉禁止了。当时学监舍监们对于这件事忧伤得如丧考妣，认为这是
反叛的行动。他们更觉得自己是犯了教导无方，形同叛逆的重罪，恐惧着他们的脑袋有些靠
不住了。
我们学堂是属于萍乡教育会管辖的，所以教育会的会长对这件剪辫子的事要负最高的责
任。这个会长名叫喻兆藩，翰林出身，曾做过浙江布政使，是一位著名的官员，那时丁忧在
家，致力本县教育事业。这位老先生听到这个坏消息，连忙从乡间赶到学堂里来，非常沉痛
而严厉的向学生们训话：“剪辫子就是造反，决不许可。”这位会长与我家有亲戚关系，还特
别向我和其他几个也是他亲友的子弟们严加告诫，表示他深切关怀的意思。好在这位满清官
僚和官厅来往很密切，神通不小，经过他的多方疏通，这宗祸事才算弥缝过去了。剪了辫子
的二十九个学生各记大小过各二次，只差一个小过就要开除学籍，而且限制他们在学堂内蓄
起头发，恢复辫子后才准出外。从此以后，学堂的管理是更加严格了，学堂当局想尽种种方
法，不让“异端邪说”再行侵入，不许学生谈论时事，只是专心致志于经典的攻读。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少数教员和一些亲友中，得到一点有关变法维新和革命排满
的消息。一般说来，外间的新书刊是不容易进到这个区域和我们学堂来的，但同学中也有人
偶然得到一些从上海、长沙来的片断的违禁书刊。偶然得着了，那我们就如获至宝，暗中传
阅，交头接耳的传说开去。
一般青年的思想是在从一点一滴的社会革新，走向更急进的政治改革方向去。日本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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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维新、甲午一战，中国屈膝，继之乙巳又败强俄，这种维新强国的例子，确给予了当时积弱
的中国的青年们以莫大刺激。他们痛恨满清政府的顽固守旧，腐败不堪，将酿成亡国灭种之
祸。如此痛心国事的感触，已为一般青年所共有。
可是天下事，在同一时代背景，同一设想之下，却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论，当时维新论
者认为效法日本的维新立宪，就可以自强；而革命排满反足引起长期混乱，招致瓜分亡国之
祸。革命论者则认为保皇变法，无异痴人说梦；非根本推翻满清政府，中国无法得救。这种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观念和康梁的维新主张在青年们中传播着，并且引起争论。
因变法维新而被幽禁的光绪帝竟死在慈禧的前一天，几乎无人不相信这是后党的恶毒阴
谋。这一宫廷可耻悲剧的演出，使维新派失去了保皇的依据。溥仪以三岁稚龄登基。载灃摄
政，亲贵权势反更增加。所谓预备立宪，显然是虚伪的粉饰。清庭以铁路作抵押大借外债。
乃公布铁路国有政策。这不特使已缴铁路股款的人民权利为之丧失，且有路亡国亡之痛，终
于激起了川湘鄂粤等省的保路风潮。这些演变，表示出满清统治已到了穷途末路。我们学堂
里的青年们也就在这种演变中，日益倾向于革命论者的想法。
当时的革命运动是一种以新式知识分子为骨干的青年运动。留学生和国内的新学堂成为
革命的温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派并进而鼓励革命青年参加满清政府所创立的新军，以便接
受军事训练，并掌握军队。于是革命活动的范围由联络会党而扩大到了运动军队。
一九一○—一年间，许许多多同学居然打破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
进而抱着，“男儿当以马革裹尸还”的志趣，以参加新军为荣。他们瞒着家长和学堂当局，
秘密填写志愿书、履历表（有的还伪造保证人的签证）纷纷前往投考新军。甚至有些年龄不
合格的幼年同学也偷偷跑去，有些去投考的同学还兴高彩烈的宣称：“参加新军，拿起枪来，
才能实行革命。”
学堂当局目击许多思想激烈的同学忽然失踪了，既恐慌又惊奇，他们为了避免将来闹出
事来有所牵连，进行严查密访，设法阻止。我当时不过十三四岁，在同学中年龄较小，没有
资格去投考新军，而且也被学堂当局视为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其实我对于那些投考新
军的同学却同样兴高彩烈的在暗中予以赞助，对于为他们凑旅费、填写报名单等事，是特别
热心的。填写证件往往要在全校熄灯就寝之后，在床上把帐被严密遮着，点上一枝小蜡烛，
秘密进行。寝室内外还要有些同学担任传递暗号的工作，以防舍监们的查究。
事态这样演变下去，震动全国的武昌双十起义终于爆发了。
武昌起义以后，萍乡也大为震动。我父亲特地到县城来把我接回家去。十月二十二日湖
南长沙宣告独立，江西九江（十月二十三日）和南昌（十月三十一日）也相继独立了。各地
都在纷纷响应革命，萍乡的起义也于十一月三日发生，兵备道杨会康、标统齐宝善逃走了。
革命派推五十四标二营管带胡标为都督，成立了一个都督府，大出告示，筹饷募兵，虽不免
有些混乱，但革命作为也算是有声有色。
我家庭对革命是采取观望态度的，家里的大人们不让青年子弟出外，并且要我们留着辫
子，等到大局确定之后，再定方针。他们一面觉得大清帝国有点靠不住了，另一方面根据传
说，认为孙文不过是一个草药郎中—即江湖医生—能否主宰中国还是有问题的。
可是我家的年青叔父们和兄弟们常常集在大厅里高谈时事，倾向革命，对于家长们的措
施深为不满。结果我家里二十几个青年就在大厅里公然全体将辫子剪掉了，我也是其中之一，
这对于家长是一个重大的示威。家长们对这一幕大为尴尬而又无可奈何。他们心中也许想着
子弟们的动作是对的，不过做得早一点罢了。我们这群青年觉得占着了上风，有的进而要去
参加革命军，有的要为革命宣扬和奔走。这种对满清灭亡的称快和对中华民国诞生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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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流露出来，而再也无法加以抑制了。
革命的浪潮“就如我们前面说的那样”撞击着我那古老的家庭，我的母亲在许多年以后
所说的一段话，最足以形容出这些年代中这个家庭所经历的种种变故。
一九三八年冬季的一个月夜里，在桂林的六塘镇上，也正是日本飞机轰炸桂林的时候，
我的老母缅怀家园，向我叙起家常来了。她说：“儿呀，你还记得你的外祖母家么？那是你
八岁时去过的地方。”我回答说：“妈，还记得一些。”母亲接着说：你还记得外祖母的花园
么？那里面有半月形的池塘，茂密的花木，也称得起雅致的，门前有很高的旗杆，厅堂里有
几块横匾。那是浏阳县文家市一个善良的念书的人家。家里的人口并不算少，忠厚持家，不
愁衣食，经过这三十年的变乱，眼看着这个刘家完全败了，现在只剩下一个你的年青老表，
在外面做工营生。
母亲又接着说：我家比起外祖母家来，光景也好不了多少。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的祖
宗也不知为了什么原故搬到这两省交界的山区里居住，虽然是客籍，倒也相安无事的住了下
来。中经长毛等变乱，听老人们说，我家倒没有遭受到很大的骚扰。这个超过一百人的六房
人家，勤俭耕读，从没有人抽鸦片、赌钱，也不过问地方上的是非，倒在本乡做了不少的善
事，乡邻戚族，熙来攘往，互相敬爱，安居乐土，一切倒也顺遂。
她接着说，那年洪江会造反，兵勇会众都闹到我们家里来了。从此以后，就没有安宁的
日子了。接着革命排满、军阀战争、北伐、闹农民协会、闹共产，一次比一次激烈，我家所
受的磨折也就一言难尽了。到了国共对拼的时候，家乡一带更常成为双方争夺的战场。今天
什么红军游击队来了，我们家里老是驻扎着什么司令部，还有什么政治保卫局，关犯人、杀
反动。明天剿匪军来了，也驻扎在我们家里，同样的在那里关呀！杀呀！这样来来往往，不
知有过多少次，我们的老家简直变成了一所凶宅！家里的古老家讯和文物等等已是荡然无存。
他们为了搜寻我家窖藏的金银钱财，有的住房的地下被挖穿过三尺，周围的山林都荒芜了，
茶油树等等都被他们砍下当柴烧了。
老母亲还说到我那活到八十九岁的老祖父，如何被农民协会公审，以及他晚年逃难时伤
感的情景，他特别为他的第二个女儿被游击队绑票勒索的事，大为愤慨。她也说到我那在八
年前去世的父亲为我受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