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个人的去留使事态再行扩大；终于五月九日留下告别信，悄然辞职出京①。
蔡氏被逼出京一事，又进一步激起同学们的愤慨。一般同学认为蔡氏的出走是政府摧残
教育的明证；如果学生不据理力争，将使亲日派气焰更加嚣张，各学校以至整个爱国运动势
必受到摧残。北京学生联合会经过多方的奔走呼吁仍无结果之后，不得已乃决定于五月十九
日实行罢课，力促政府接纳学生的爱国要求，挽留蔡校长，并惩办曹、陆、章等亲日分子。
北京各校这一罢课举动，又获得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
五四运动也影响了那时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平会议。五月十三日，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
在和平会议上提出了有名的八条件，其要点是：中国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取
消中日间的密约；惩办负责签约的亲日派；取消参战军等。这八条与当时学生爱国运动的主
张是一致的，博得了国人广泛的赞同。
我所主持的讲演部，是各校积极分子荟集的场所，人数极多，单是北大就有八百名左右
同学参加，因此对于学生联合会的决策影响很大。这些参加者分别组成讲演团和讲演小队，
分布在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镇集，进行露天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散发及张贴印制
品，并进行组织民众团体。这些讲演团是当时学生活动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我们向市民、军
队、警察宣讲爱国反日的道理，毫无顾忌的攻击北京政府和亲日派，造成了人心愤慨、满城
风雨的形势。
我们的讲演方法也日有改进。有一次我带着一个讲演团在一个街口高举旗子，发表演说。
围着听讲者约一百多人。夏天的烈日并没有减低他们听讲的热情。他们送茶水给我们；鼓掌
声和发问声此起彼伏；我和同伴们都满头大汗，声音虽已嘶哑，但仍是在大声疾呼。这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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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绪感动了一位在场的老牧师。他等我们讲演告一段落后，约我们到他的住所去研讨讲演
的技术。，他指出我们的讲词不够通俗，没有从人民切身问题说起，也没有将人民受痛苦的
根源和爱国运动联在一起，因此，我们虽卖了很大的气力，老百姓却还不能完全领悟。他具
有很大的热忱，似乎要将他一生传教的演说经验一口气传授给我们。这使我们大为感动，尽
力接受他的指教，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五四运动也和历次的反日运动一样，以抵制日货为一个重要的节目；这也是能够在经济
上打击日本的实际行动。这次在北京发动的抵制日货运动，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商会协议一致
行动。我们的讲演团对于这件工作非常积极；到处发动“救国十人团”②的组织。这个新兴
的组织对抵制日货发生了可观的作用。团员们相约不买卖日货，并劝告商店不卖日货，市民
不买日货，也发生了捣毁日货的事件。抵制日货是当局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北京政府受不住
日本外交上的压力，更害怕因此引起民众与日本人的冲突。
于是当局积极禁止学生讲演和抵制日货等活动。学生方面因尚希望政府能够拒绝在凡尔
赛和约上签字，不愿过分与之决裂。当军警禁止学生讲演时，我们讲演团的工作就停顿几天，
还将抵制日货的口号改为提倡国货。我们出去活动时大多背着一个上书“提倡国货”四字的
布袋，以挨家挨户推销国货的姿态，来执行讲演团原来的任务。但这种较温和的活动也遭到
军警的横蛮干涉。六月一日，徐世昌又颁布两个命令，一为曹、陆、章三人辩护，一为重申
禁止学生罢课滋事。学生看到政府是要根本摧毁这一爱国运动，乃激起更大的悲愤。
六月二日，我所主持的讲演部职员会议通过决议：不服从禁令，恢复大张旗鼓的讲演活
动。这决议立即得到评议会的认可。讲演部立即执行这个决议，发挥以身作则的精神，首先
由我和十几位本部的重要职员出发，经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这一带中心区域、高
举旗帜恢复讲演。我们不顾警察的制止，向听众大声疾呼，终于与警察发生冲突。我和其他
六位同学于当日下午六时左右被警察逮捕，拘禁在警局的监房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铁
窗风味。
我们被捕的消息，像电流似的激起了各学校学生的公愤。使大规模恢复露天讲演的决议，
执行得更为热烈。六月三日晨，各校学生分队出动，布满北京城内外；讲演团的旗帜到处飘
扬。“牺牲自由和身体来救国的时间到了”的声音在人群中传播着。六月四日，讲演人数更
为增加。事先已有布置的军警在这两天内大捕讲演者，结果抓去了近千名的学生。因监狱不
敷收容，又临时以北大第三院做禁闭学生的拘留所。这种压迫学生的手段引起了北京市民的
惊慌和不满，一部分商店并关闭店门，停止营业，以表示对学生的同情。各女学校的女学生
也都跑到街头游行讲演起来了，城外兵营里一部分士兵也有响应学生的风声。军警当局不得
不关闭城门，防止更大混乱。
北京政府“六三”大捕讲演学生之举，震动了全国。上海、天津等重要城市的学生、商
人、工人首先响应，纷纷罢课、罢市、罢工。其他各地也随着有同样的表示。舆情鼎沸，举
国骚然。
颟顸的当局到此时才认识到事态的严重；不得不于六月五日下令释放学生，并接纳学生
要求，于六月十日明令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样三人免职。北京政府被逼让步的事实，更
鼓励了同学们不愿轻易干休的心情。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号召举国继续奋斗，非做到拒绝派
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止。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也同样热烈，强力阻止中国代表陆微
祥等出席和会。中国代表动在民众的压力之下，终于在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向和会表示拒绝签
字。至此，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是胜利的告一段落了。
如果我们更广泛的理解到中国多年受屈辱的经历和当时的处境，那末我们将更能认识五
四运动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为欧战和日本侵略所诱发，直接受着新文化运动的滋润；在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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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示了人民的力量，在外交上表示了中国的意志，使举世开始认识中国的民意不可轻侮。
这一青年运动能够摆脱过去中国政治恶习的束缚，以崭新的姿态、近代的思想、通俗易懂的
语言文字、有效的组织方法，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中国觉醒的标志。
① 蔡元培于五月九日留书北大教职员学生，其文日：“我倦矣！‘杀君马者路旁儿’，‘民亦劳止，汔可
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
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十一日北大学生又接其自途中函云：“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
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意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
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职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
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
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
无他意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留去决无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
见谅，以为仆之去职为有不满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② “救国十人团”的组织是北大事务主任李辛白先生在五四时所首先提倡的。他与蔡元培、李石曾、
李大钊等友善，有革命实行家之称。他独自出资刊印十人团章程，出版《新生活周刊》，号召人民按十为单
位组织起来，由十而百而千而万，迫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人民爱国要求，并致力平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这方
案为学生会所接受实行。
第八章 为维护北大而奋斗
北京政府虽然为势所迫接纳了学生的爱国要求，但仍未放弃压制学生的企图，所以五四
运动的中心—北大，就仍是它们压迫的对象。这使学生不能安心学习，不得不继续作反抗的
活动。
六月初，京、津、宁、杭各地学生会代表齐集上海，正是北京政府“六三”大捕学生后，
引起六月五日上海规模广大的罢市、罢工、罢课风潮的时候．，各代表会同上海学生联合会，
发起召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进行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全国学生
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生运动的一次盛举。
北京学生联合会曾先后派出几批代表，分向各地进行组织全国学联的活动。北京学生代
表许德珩、黄日葵等人最先到达上海。段锡朋等也在全国学联成立之前赶到。我和其他几位
代表则在大会开幕之后才赶到。我到达上海时，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已借静安寺路南洋商业专
门学校经常举行会议，各地学生代表也大都寄宿在这所学校里。大会费了好几天的时间讨论
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章程，字斟句酌的研讨不休。北京学生代表共有二十余人，其中只有
四个是出席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