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敬佩孙先生，因为孙先生是平民领袖；谁知门禁森严，不肯与普通人接触。”孙先生若无
其事的不置答复，局面就这样僵持着。我乃说明：“现在国事糟到如此地步，所以我们今天
特来拜访求教。”孙先生反问我们说：“我愿意先听听你们的意见。”这样话匣子就打开了，
我们四个人一个接一个的说起来了。有的陈述学生运动和一般民众运动的情况；有的批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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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人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不尽洽当；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团糟，要问孙先生有何方针和
计划；有的甚至表示孙先生只注重上层的政治活动，搅外交、搅军队、搅土匪，对于五四以
来的各次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似乎不够重视等等。
孙先生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坦率的说话并不敷衍或示弱，也直率的说出他的意见。他大意
说：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是
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
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现在，
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
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我们四个人听了这一番话，当然更不服气；同声抗议的表示：孙先生太小视今日的青年
了。漫说是五百条枪，就是五千条乃至五万条枪，同学们也会托起来的。我更进而指出：“今
天的问题是为甚么革命？如何革命？”许德珩他们三个人又接着以责难式的口吻表示：孙先
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
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的与北京政府抗争，只因为还没拿起枪来，就不算是
革命吗？孙先生的看法既然如此怪不得国民党人总是说我们对北京政府存有幻想呢！孙先生
似乎不仅瞧不起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又何尝注意过城市里的工人、商少、和一般乡下老
百姓的意向？看来孙先生只注重枪杆子不注重民众的了。我们中甚至有人这样说：“新形势
和新势力的出现，往往不易为人所察觉，如果一位革命领袖没有看清新时代，不注重一般民
众的动向，恐怕是要落伍的罢！”我也说道：“孙先生是我们所敬佩的人物，请问孙先生，过
去的种种挫折原因何在？今日是否应该改弦更张？难道孙先生对今日青年的期待，仅是五百
条枪的问题吗？”
我们这样长篇大论连续的说着，似乎使孙先生插不下嘴去。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激动，时
而有些不以为然的神情，时而也点头赞赏，在那里若有所思的静听；仿佛要让我们说个够。
这样谈了三个多钟头，我们中有人便说：“现在已过了五点钟，我们应该告辞了罢！”一直站
在旁边的廖仲恺先生插嘴说：“多坐一会，正谈到紧要的关头哩！”于是孙先生以安祥的态度、
缓慢的声调回答我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仿佛政府负责人在议会中遭受质问，从事答辩。他
的那篇颇长的谈话，大意是指出下列各点：一、他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
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看轻学生开会、示威等等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
并相信那些行动都有重要的作用。二、他承认我们指责他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
动，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他声称他很注重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事实上宣
传的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主义和主张。三、他叙述他的三民
主义和根本推翻北京政府的立场，要求我们信仰他的三民主义；一致合作，共策进行。
孙先生这一篇娓娓动听的言论，转变了这次剑拔弩张的谈话气氛。在座者都面露笑容。
我于是轻松的笑着说：“我们学生说话总有点像吵架似的，其实是真诚求教。我们今天谈得
十分痛快亲切。孙先生的意思我们十分赞成；下次再来进一步的请教罢！”孙先生也喜形于
色的说：“我很欢喜这次痛快的谈话。”于是我们告辞而去。
我们在离开孙先生住宅、赴一个书商晚宴的途中，大家边走边谈，觉得这位具有倔强性
格的孙大元帅颇能倾听我们的意见，认为这次谈话可能建立今后合作的基础。到了宴会的地
点，已是宾客满堂。许德珩和刘清扬这两尊“钢炮”向宾客们自诩刚才“舌战”孙先生的经
过。诗人康白情更以轻松的语调刻划出当时谈话的情景。这曾使在座不满国民党的各派人士
为之眉飞色舞，洋洋得意；而同座中国民党的人士则默默无言，似乎有点沮丧。最后我们一
致说这次会谈的结果极为圆满，认为孙先生究竟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坦诚的大政治家，那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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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人士才笑逐颜开，其他不满国民党的客人则又顾左右而言他了。
在我们和中山先生谈话后约十天光景，孙先生又约我去单独晤谈。我应约前往。谈了一
阵有关时局和学生运动的情况，有一位朱卓文先生来到了。他似乎是负责工人运动的，好像
也是孙先生预约来的，经过孙先生的介绍，参加了我们的谈话。孙先生的谈锋因而转到另一
个问题，他问我：“听说你喜欢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吗？”在我给予肯定的答覆之后，他又
说了一大篇话，大意是：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派。他在欧洲的
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他也都研究过。他参酌了社会主义
各派的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民主义。他指着一个摆满
了英文书籍的书架说：“我这些书都是讲社会主义的，你都可拿去看。”他似乎已知道一些我
的过去和我在学生运动中的工作情形，所以向我说：“听说你在学生运动中很注意民众运动
和工人运动，是吗？”我告诉他，五四运动时只是以“救国十人团”的办法来组织民众，到
了上海之后，才注意调查研究工会的情况。他又阐述他注重工运的道理和事实，并且指着朱
卓文说：“朱卓文同志就是一位工运专家，我们大家可以谈谈。”
于是朱先生说了一些他多年从事工运的经验，并着重指出要工人信仰三民主义，尤其是
民生主义，这样工人运动才有方向。我当时也针对国民党注意不及之处指出两点：一是应按
产业、职业、和工厂的类别，将工人组织到工会里来；二是要注重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生活
等问题。孙先生表示：这些都是要同时进行的要点。之后不久，我们的谈话就告结束了。我
和孙先生这两次的晤谈，似乎使他对我颇有印象，在以后几年中，我和他又有过好几次的会
晤，他不只一次提起这两次晤谈的往事。
当时我和上海各工会团体都有过一些接触，其中有一个叫作“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
这会里的职员我大都认识，其驻会理事黄介民也爱谈社会主义，与我来往比较密切。该会的
理事长曹亚伯是老同盟会会员，忙于政治活动，不太过问会务。他们在我和孙先生谈话之后
几天，就邀我参加他们的工作。黄介民提出要我担任这个组织的总干事，全权整理会务，并
发展组织，以期能够名符其实成为全国的总工会。他并说明这是孙先生很注重的一件工作。
我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也就应允去试试。于是这个组织的理事会正式通过任命我为总干事。
一九二○年三月初，这工会在法租界法国教堂的广场上举行全体会员大会，到会的有三百多
人，我就在那次的会上发表了就职的演说。
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号称有万多会员，可是经我实地调查，所谓会员也不过是仅仅见
诸名册而已。实际上只是这个工厂有几个人，那个工厂有几个人，多数的会员甚至不知道是
属于哪个工厂的；也有很多会员根本就不是工人，大概是由一些工头们因同帮关系介绍参加
进来的。至于它的主要业务又不过是用上海工界名义发表通电，表示支持国民党的某项政治
主张而已。我很热心去了解这个组织，但愈了解得多，愈觉得整理工作无从下手，会中其他
职员对此也不感兴趣。因此我初期的热心也逐渐减低下来了。我的职务名义虽仍保留在那里，
但事实上不常去办公了。
当年四月间，北京的同学们写来几封信，告诉我北京的情形已渐松弛，如果我愿意北返，
大致已没有被捕的危险。其实，当时全国各地民众团体和反日运动仍在继续遭受北京政府的
压迫。四月十四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宣布一次短时间的总罢课，反抗北京政府的压迫行动。
五月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所封闭。民众运动和北京政府的
对立日趋尖锐化。但另一方面，当年三月中旬，吴佩孚从衡阳提兵北上，直皖两系军阀的冲
突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也许是因为直皖冲突吸引住北京政府的全部注意力，这才无暇去
对付闹事的学生。
我检讨我这次南行的经过，北京学生联合会给我的使命和我自己认为要做的事大致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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