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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唯一的力量。孙中山与他相处得也不错，似可遇事商谈。他这个共产国际的秘密代
表，不像越飞之有公开外交代表的身份，可以更自由的活动，不受各种外交惯例的约束。但
马林究竟不是俄国的公民，也未担任苏俄政府的职务；因而影响苏俄外交政策的力量是很薄
弱的。苏俄政府的外交政策还是以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为其着眼点。这样，他就无法满足
孙中山先生的一些具体要求。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他也不能完全贯彻他的主张；因为在共产
国际和中共中央方面，他常遇到反对的意见。后来马林因而弄得满身是非，不能不让位于鲍
罗庭了。
陈独秀先生对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因而采取消极的态度。一九
二二年九月四日，孙中山先生召集在上海的国民党高级干部五十三人开会，讨论国民党改组
问题。孙即席解释他的联俄容共的新政策，并获得一致的赞成。六月，他指定九个人组织国
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陈独秀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十一月十五日，孙先生又召集高级干
部会议，讨论九人起草委员会所拟订的改组方案，并推举胡汉民和汪精卫为改组宣言的起草
委员。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国民党发表了第一次的改组宣陈独秀先生过去与国民党人士来
往较多，也与他们有过不少争执。他被孙中山先生指派为九委员之一，显系具有促进国共关
系的重要意义。但他一直以客卿自居，不愿对国民党内部问题多表示意见。后来，他又被中
共中央派到莫斯科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因而并没有参加改组方案的
最后制订工作。
在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先生总是处于先知先觉的地位，他那时对联俄容共的政策，主张
最为坚决，兴致十分浓厚。但他的追随者们，并不同他一样，表面上虽然是一片附和，骨子
里却有不少的怀疑。国民党中的右倾与左倾思想同时存在，有的惧怕联俄容共，会招致列强
的反对，不利于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发展；有的认为苏俄既有意与孙中山先生合作，就不应再
与北京政府谈甚么外交；有的认为联俄是可以的，容共则颇具危险性。种种疑虑，不一而足。
张继是国民党内当时联俄容共政策的积极支持者。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他还带了孙中山先生致越飞的亲笔信，由上海到北京去与越飞
晤谈。但他主要是希望苏俄能经由外蒙给国民党以军火援助，仰国民党能在北方发动反北京
政府的军事行动。等到他从越飞方面确知他的计划一时无法实现时，他对联俄容共政策的热
心就开始冷淡下来了。
一九二三年初，越飞因回国道经上海转赴日本之便，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数度晤谈，结
果公布了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有名的孙、越联合宣言。
这个宣言主要确立了国民党政权与苏俄政府的关系，同时也是孙中山先生的胜利。越飞
同意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并表示完全支持孙先生的革命；这
些都是孙先生所衷心欢迎的。广东政局恰在这时发生变动，一月十五日陈炯明退往惠州，通
电下野，国民党人士正在兴高采烈地作重返广州的打算。孙、越宣言的公布，更足以壮其声
势。
已移往北京的中共中央，当时正忙于指导职工运动，不仅没有参预孙、越的谈判，而且
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们在报上读到这篇宣言之后，觉得其中“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
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措词，含有否定中共作用的意义；而且越飞和马林未得我们同意，
迳行作这种露骨的表示，也是不应当的。但我们本着关切国民党与苏俄能迅速建立友好关系
的心情，对这个宣言只看作是一个具有外交词令的文件，中共本身并不因此受到约束，因而
也毋庸表示反对。
这个宣言所起的作用确是不平凡，它在中国政局中无异坟下一枚炸弹，因为这宣言是由
苏俄驻北京的大使与北京政府的反对派领袖所共同发表的，这对北京政府自然是一个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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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重要的是，快要重返广州的孙中山先生及其所领导的南方政府从此实施联俄政策，而且
还坚定了孙先生改组国民党和容共的决心，这就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新动向。
可是这个不平凡的宣言后来又成为国民党分共反共的依据，使中国革命遭受了莫大的祸
害。这也许是由于越飞承诺得太多了，事实上又不能做到。这也暴露了苏俄对外双重政策的
本性—主要是苏俄外交部与共产国际间的不尽一致。苏、国、共的三角关系虽有一个兴奋而
愉快的开始，结果却终于翻脸下场。
第六篇 国共合作的发展
第一章 二七罢工的失败
中共一直是在遭受压迫和反抗压迫中成长起来的。高举反帝国主义的旗帜的中共中央，
却寄存在上海租界里，租界当局自然不会坐视这枝嫩芽成长起来。它经常给予中共以严重的
打击，其压力也随着中共工作的发展而加强起来。一九二二年六月间，法租界捕房封闭了中
共发行书刊的机构—新青年书店。这年九月间，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在上海秘密出
版。它根据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上海公共租界
的捕房严禁这刊物的印刷和发行，虽然这周刊仍不胫而走，销数日增；但中共中央为了这件
事，也遭受着不少的折磨和经济上的重大损失①。
同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总部又被封闭了，这无异取消了中共在上海一切公开活
动的机会。书记部一直保持着普通工会的面目，表面不带共产色彩，在上海合法存在着，由
于它支持一九二二年春香港海员的罢工，后来又负责召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成为全国工
会的总通信机关，便引起了租界当局的嫉视。我也早觉察到这一点，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
譬如书记部的办公处并未存有秘密文件，《劳动》周刊尽量不登煽动性的文字，人员多分散
各地，秘密工作，避免暴露；并聘有英籍律师为书记部的法律顾问。
一九二二年九月间，任书记部秘书的李启汉突然为便衣侦探所诱捕。由英领事主持的会
审公廨法庭，根据中国禁止罢工的法律，认定李启汉犯有煽动罢工之罪，处三个月的徒刑，
并驱逐出租界；书记部及由书记部所主办的劳动周刊均予封闭。我们的英籍律师只要求减轻
处罚，并未根据租界一向准许工会公开存在和允许工人罢工的成规，力为被告洗脱，似未善
尽辩护之责。
劳动组合书记部遭受摧残，当时中共中央曾企图反抗。但我们估计到当时还没有充分力
量发动一次向租界示威性的罢工，即使勉强发动，也不会获得预期的结果，因而忍了下来。
又为了不愿使正在蓬勃发展的工会运动和罢工浪潮受到这不利消息的影响，因而只轻描淡写
的宣布将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移往北京，并未将被封事件大事宣扬。
当时，吴佩孚却正在高唱保护劳工的政策。吴氏于战胜奉系以后，即通电宣称保护劳工。
由于他这种政策的影响，北方各地和湖北湖南一带，工会正在公开组织起来，罢工的活动也
可以公开进行，这些地方的工人运动都在欣欣向荣，中共在北京、武汉和长沙一带的工作，
也得着显著的发展。中共中央于愤恨上海租界当局压迫之余，除决定将劳动组合书记部北迁
之外，十月间，中共在上海的中央机构都先后移到北京了。又因陈独秀和刘仁静被派为出席
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代表，须按期②赶往莫斯科，中共中央在人事上的分工，也因此要有
些调整。中央当时决定：要我专负中央领导方面的工作，在陈独秀出国期间，代理中央书记
的职务；至于我原担任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职务，则由邓中夏接替；并指定罗章龙做他
的副手，主编《劳动》周刊。从此，我的工作重心，已转移到中共中央政治决策方面；对于
职工运动的领导工作，就不是经常直接参预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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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草拟了一个劳动法大纲③，发动各地工人，轰轰烈烈的进行了一次要求取消治安
警察法和由国会制订劳动法规的运动。他和各地的工人代表们在北京招待国会议员和新闻记
者，希望他草拟的大纲能得国会和社会人士的重视。后来一部分议员确向国会提出过所谓保
护劳工法案；不过这法案终未成立，提案人也只是把它当作官样文章，主要似是迎合吴佩孚
保护劳工的主张，凑凑热闹而己。
但吴佩孚与中共之间在职工运动方面，确有过具体的合作。当时任交通总长的高恩洪是
吴氏的亲信，对铁路交通业务却是个生手。他为了排除盘据铁路上的梁士治交通系的势力，
接管铁路财务，以期增加吴佩孚的财源，并要求李大钊给予协助。李大钊鉴于梁士治交通系
素来压制铁路工人运动，便欣然应允高的要求，介绍了六个共产党员给交通部，分任京汉、
津浦、京奉、京绥、陇海、正太六条主要铁路的密查员。由他们直接推进铁路工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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