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宿的处所,即使在那里开几天会也是不成问题。我们对于她的提议极表赞成。认为这样是
万无一失的。她即根据这个决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
大约是七月十日清晨②,我们分别搭上沪杭线的早班车,九点多钟就到达了嘉兴的南湖。
王会吾所预雇的大画艇已泊在湖边。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的向我和李达表
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于在李家所发生的事尤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
心上,身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
禁风的花花公子。
我们登上了大画艇,四顾南湖景物,只见万顷碧波,湖畔一片芦苇中掩映着楼台亭阁,
使我们这些初来的观光者觉得较之西湖的景色别有风味。我们的大画艇在湖中环游了一遍之
后,便或行或止地任由它在幽静的湖上荡漾。我们继续在上海未完的会议,议题是《中心工
作与工作方针》。我们不约而同地加速讨论,很少长篇大论的发言,大家都集中研讨急需解
决的具体问题。
在《中心工作和工作方针》这一议题之下,项目原是很多的,如宣传工作中的党报问题,
与青年团工作之联系及指导问题、妇运工作等等。但都只略略谈到大要,就决定交未来的中
央负责处理。工人运动的问题讨论得比较详尽,主要的两项是如何组织工会和如何在工人中
吸收党员。
关于工会组织问题,大会曾有几项决定:一是工人斗争的纲领,内容包括八小时工作制,
增加工资,保护女工童工等等;大会认为根据各地实况,由工人群众提出减时、增薪的其体
要求,以期由斗争中逐渐达到八小时工作制和合理的工资标准的目的。二是工会组织原则问
题;大会指出共产党人不应再因袭旧式行会和仔招牌土会哟旧习,应注重新式的产业工会的
组织;即每一个企业中的全体工人不分职业和籍贯等区别,均须组织在一个工会的单位里;
同一产业中的工会应联合起来,组成某一类产业的总工会。三是中共应在中央所在地组设一
个工人运动的总机构,并在各重要地区设分支机构,以为领导工运的枢纽。各地同志都应到
工厂中去从事下层活动、将工人群众组织在工人俱乐部或其本厂的工会等组织之内。
关于吸收工人参加共产党的问题,大会决定各地组织应在工人群众中宣扬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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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出版通俗刊物等。又决定工人的入党条件应从宽规定,一个工人只要能热心工会活动,为
工人利益斗争,并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就可准其参加进来,不必问他是否懂得马克思主义。
至于如何使这些工人党员能懂得马克思主义,大会认为那是地方党部的责任,地方党部应特
别注意工人党员的教育工作。当这一项议题讨论完毕时,已是日薄西山的时候,我们主张第
四项议题的选举问题迅速进行。讨论结果,一致认为现在党员人数很少,暂不必根据党章组
设人数较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须选出三个委员,分担书记,组织,宣传等工作就够了。
根据这个决定,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在陈先生没有返
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大会要求这三位被选的委员立即就职,从速组成中央,
并决定将大会所通过各案原则由中央整理后作成正式文件.一切尚未决定的事,也由中央全
权处理。
全部议程讨论完毕,大会旋即宣告闭幕,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闭幕仪式,由我致闭幕词。
我以兴奋的心情祝贺大会的成功,并吁清各代表回到各地的岗位上,根据大会的决定,发展
我们的工作和组织。这样,中国共产党便正式诞生了。
当我们离开这只画艇时,湖面上已是暮霭沉沉,渔火点点。大家赶上晚车回到上海,已
是午夜了。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共的组成,它在中国内部较之已往各政治组织发展得更为顺利和迅
速,它一开始就确立了鲜明的旗帜,规定了努力的方向,表现得十分明朗。在国际关系上,
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以后,它是亚洲国家中的一个重要的共产党组织,使共产国际对殖民地
的政策得到一个主要的试验场所。这些不能不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一个共产主义的巨影开始在中国筹措着③。反射出这个巨影的人物充满着勇往直前和专
心致志的精神,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使现在的人看来,还觉得有点神秘。陈独秀先生于一九
二○年八月间和我商讨组党的事情时,曾说过下面这样丫段话:“日本的军阀政客们狂妄已
极。他们看不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和四亿炎黄子孙,他们只知勾结中国的旧军阀、滥
官僚、走私商、吗啡客以及流氓瘪三等等,只看见中国人的小脚、辫子、鸦片和随地吐痰等
等腐败的一面;他们有意无意地蔑视中国新思潮新势力的方兴未艾。总有一天,由于他们这
种错觉,会弄到他们自己头破血流。”陈先生这段话—自然不是专指日本而说的,不过举日
本为例罢了—预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后来所起的作用,这也是当时我们这班
共产主义者所怀抱的共同气概。
① 陈独秀的四条意见我己不能记忆清楚,据《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二册(——四七页)所载中共简
明历史称系,“一日培植党员(按即征求党员);二日民权主义之指导(按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三日
纪纲(按即注重纪律的要点);四日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按即目前主要工作为争取群众,为将来夺
取政权之准备)”这四点大致是真实的。
② 我所能记忆的日期,可能有一天的出入。
③ 这是套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
第三篇 万事起头难
第一章 中共中央第一次大争吵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虽决定了发展的方向,新成立的中央却面临着许多实际问题;由于
这些实际问题的不易解决,形成中共中央内部和中共中央与马林之间错综复杂的争执。直到
陈独秀先生等七人被捕获释之后,我们才深悟团结奋斗的必要,内部争执也就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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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闭幕以后,暂代陈独秀任书记的周佛海,任宣传的李达和任组织的我立即举行中共
中央的第一次会议。我们的第一个困难是经费,已往的经费多半由陈独秀先生筹集,因大会
的开支已所余无几。各地代表在离开上海以前都表示过筹集经费的不易,使中央无法要求各
地分担所需的费用。中共中央除我们三人外,并没有专任事务工作的人员,我们分别住在分
租来的小房间里,并没有一个可以集中办公的地点,一切也无规可循,都在摸索试探之中。
我们将大会情形及会后新中央所面临的问题函告陈独秀先生,并催促他从速来沪就职。
我们不愿因陈独秀先生的未到而停顿工作。周佛海在暑假期满后要回日本去继续学业,不可
能专心致志干中共中央的工作;李达仍忙于写作,于是在这段期间,我就成了中共中央工作
的重心。
马林对于大会的成就是很满意的。当我和他在李汉俊家里匆匆分别之后,直到会后几天
才再见面。我将大会经过情形正式通知他,他也一一笔记下来,似是要向共产国际作一个正
式报告。他最感觉高兴的是我们居然能摆脱警探的监视,迅速完成大会的工作,这是一种不
怕风险积极精神的表现。他认为大会讨论党纲党章所获得的结论,大体都能站稳共产主义的
立场,对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更是切实可行,凡此都是很重要的收获。
我们谈到新中央将如何根据大会决议展开工作时,马林提出那个已经决定了要组织起来
的工人运动的中央机构,应该用甚么名称。我告诉他,这个名称还在考虑之中,我们不能称
之为总工会,因为还不是由各地工会所产生出来的机构,并反问他,根据各国工人运动的经
验,以使用甚么名称为最适当?他建议可以叫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说明这个名称
适合于一般共产主义者从事工会组织工作的称号。这个名称的提出,似是马林对于中共第一
次的具体贡献。
我们同意采用这个名称之后,又谈到经费问题。我告诉他,我们已函告陈独秀先生,请
他为新中央设法筹集经费,此外,其他各地大致可以解决他们自身的需要。他又提到工作愈
开展所需经费愈多,以后将何以为继等等。这样,他重新提到了他和李汉俊间所曾引起的争
执。他向我解释,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而中共也应当
坦然接受。对于这一点,我首次向他表示赞成。接着他又说到工作计划和预算的必要,要求
我回去开一次中央会议商讨一下。
我向新中央报告与马林谈话的经过,并以赞成的口吻略加解释。
李达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对那位桀骜不驯的马林仍表不满,对于向马林提出工作计划与
预算这一点,他主张须从长考虑,最好等陈独秀先生来了以后再作决定。周佛海却支持我的
意见,表示为了迅速展开工作起见,不必等待,就可以根据大会的意向,接受共产国际的